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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僧（张宗祥的字/编者），我真利害，从强盗（指王金发/编者）手中要出钱来，维持了中学。”
·与张宗祥的谈话，录自张宗祥《回忆鲁迅先生》，文收《西湖》编辑部1979年印《鲁迅在杭州》。
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
钱只这么一些，但山会（山阴与会稽/编者）两县难道办个师范还办不好吗？——一定要办下去。
·与山会初级师范学生的谈话，录自金学曾《鲁迅在绍兴师范片断》，文刊1962年12月19日《文汇报》。
我又不是老虎，怕什么，只要大家遵守校规就是了。
·与山会初级师范学生的谈话，录自金学曾《鲁迅在绍兴师范片断》，文刊1962年12月19日《文汇报》。
你们夜里跑出去，是赌呢，还是干别的什么呢？你们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吧。没有出去过？为什么我们校内这许多学生，单单只叫你们几个人？你们是师范生，是做学生的榜样的。如果我开除了你们，你们自己的名誉也要受影响，以前吃的饭钱还要向你们算还。再有几个月你们就要毕业了，我实在替你们可惜。只要你们能改，这次不给你们处分。你们回去把这次错误记一篇日记。
·对山会初师夜间外出学生的谈话，录自张能耿《鲁迅亲友谈鲁迅》，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1辑。
没有钱，怎么办学校呢，我也不会变出钱来，更不会送去。
我赶快办交代，一切账目都算清，结余一角五分钱，一同连学校交出了。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文刊1940年7月《文阵丛刊：水火之间》5卷1期。
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
“我在教育部见天学做官。我每天签个到，一个字值好些钱呀，除了报到，什么事也不干。”
·与阮和森的谈话，录自许广平《鲁迅故居和藏书》，文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许广平文集》。
在北京
那时在民国初期袁世凯的时代，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严厉的弹压。谁要是批评政府什么，立刻就会被特务逮捕，当然，抓去的人是决不会再回来了。甚至在家里说一句话也会被捕了去，因为家里的厨师、车夫什么的，也全都是特务呀。我原来就喜欢拓本、绘图等，为了逃避这种危险，除了拓本之外，其余一切都不说了。家里有客人来访，就只说些拓本的事；在旅途中与朋友也只谈些拓本的事，正因为这样，我现在的脑袋还联着身体哩！
·与仓石武四郎的谈话，录自仓石武四郎作，陆晓燕译，尹绍汤玉校《鲁迅的追念》，文刊日本大安出版社1966年10月版《大安》12卷10期。
“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在压迫之下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本来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与杨之华的谈话，录自文尹（杨之华）《回忆敬爱的导师——鲁迅先生》，文刊1937年2月10日巴黎《救国时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8辑。
“‘宗圣会社’（在太原文庙设的尊孔组织，始名宗圣会，后改名为“洗心社”。会长为阎锡山，副会长为赵戴文/编者）这个名称就可笑了，更不要谈内容。……内容是一篇八股文（指山西呈报教育部的请求批准成立宗圣会社的呈文，文系八股体/编者），可笑得很。”
（冀贡泉说：此呈文作者不像山西人。）
“细细打听一番，不要怕给山西人出丑，出丑是中国人的。”
·与冀贡泉等的谈话，录自冀贡泉《我对壮年鲁迅的几点印象》，文刊1959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
马裕藻说起为北大担任教授，我还没有决定，答应。
一个人一娶了太太，当了大学教授，就什么都完了。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一点回忆》，文刊1940年9月1日《国民公报·星期增刊》。
忙到也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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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帮凶
作者： 吴作桥
那次他们气势汹汹，把妻舅重久和他们的朋友找来，目的是要给他们帮凶。但是我说这是我们周家的事情，别人不要管，张徐（指张凤举、徐耀辰/编者）二人就此走开。信子捏造我的“罪状”，连周作人自己都要“救正”，可见是经不起一驳的。当天搬书时，我向周作人说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的时候，我因为你们每月只靠留学的一些费用不够开支，便回国做事来帮助你们，及以后的生活，这总算不错了吧？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许广平忆鲁迅》。
自己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还是一事无成。许多有成就的人，往往不到四十岁时，就做出成绩来了。（鲁迅这里是谦虚，其实鲁迅36岁时便已发表了《狂人日记》，从此而名满天下/编者）
·与俞芳等人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我写的卡片（指俞芳、俞藻的地理作业卡片，她们求鲁迅填/编者）受到你们老师称赞了吗？真是不胜荣幸之至，不胜荣幸之至。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有一天，我（俞芳原文此处为“鲁迅先生”，下同，不另注/编者）坐人力车从教育部回绍兴会馆，不慎把钱夹落在车上。当时我和人力车工人都没有发觉。下车后，我走进会馆，这位人力车工人在车上发现了钱夹，认定是我丢的，就急急忙忙跑进会馆把钱夹送还给我，并一再要我当面点一点，有没有少东西。我非常感激，因为这里面除钱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文稿。我就拿出一元钱酬谢他。起先他不肯收，再三推却，最后我好容易说服了他，他才收下，称谢而去。他需要钱，但拾金不昧，这是何等的可贵的品德。这个钱夹如果被慈禧太后拾到，恐怕早就落到她的腰包里去了。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二秃子（鲁迅住在西三条21号时，常拉鲁迅的一位人力车夫/编者）那种负责态度真是少有的。那天跌跤，是地上结了冰，路滑的缘故（一次鲁迅乘二秃子的车，因路滑，二秃子摔了跤，他和鲁迅都受了伤/编者），这不能怪二秃子，况且他的伤势远比我重，出事后，还亲自把我送到家里，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呢！
·与潘妈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事情发生在十二月里的一天，寒冬腊月，又逢下雪，下班的时候，雪下得更大了，我（俞芳原文为“鲁迅先生”，下同，不另注/编者）乘坐人力车回绍兴会馆去，一路上呼啸着的大风，夹着鹅毛大雪，扑天盖地袭来。好冷啊，这时我身上穿着棉袍，还感到寒气难挡。可是突然发现拉着我在寒风大雪中挣扎前进的那位人力车工人，却衣着单薄，特别是下身只穿着单裤。这样寒冷的天气，单裤怎么能够挡得住呢？到了会馆，我问这位人力车工人：
“这么冷的天气，你为什么不穿棉裤呢？”
人力车工人回答说：
“先生，生活艰难哪，吃都顾不上，哪有钱买棉裤呢？”
我理解他的艰难，付了车费外，又特地送给这位人力车工人一元钱，再三叮嘱他，买条棉裤穿；并且告诉他，这样下去，腿关节要冻坏的。第二天，积雪未化，寒气逼人，气温更低了。我下班后，就到教育部门口注意观察，出乎意料之外，我发现站在门口寻生意的人力车工人，几乎都是穿着单裤的。我想（原文为“感慨地说”/编者）：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单靠个人的同情和帮助是不行的。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人家辛辛苦苦换来一点工钱，要养家活口的，在有限的工资上和他们（指人力车夫/编者）“斤斤计较”，是不道德的。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这（指‘老虎尾巴’/编者）倒是我故意造得这样的！因为便宜点！这是灰棚，上面是平顶的，比较正式的房屋，钱可以省一半多——这样在屋后面拖一间的灰棚，在北京，叫做老虎尾巴。现在我是住在老虎尾巴里了。”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
出版社1981年《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改革实在是难；无论泥水活和木匠，都总是要依他们老法子做。我是大半托人代办的，不好意思多说，自然只好将就点。”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在老虎尾巴的鲁迅先生》，文刊1940年10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半月刊第31期。
这院子树太少了，太阳花虽好，只有它，显得单调些；再说太阳花怕冷，秋风一起，马上枯萎，所以打算再种些树。太师母喜欢花木，我已向云松阁（北京专卖各种盆景及树苗，并代送代种的一家商店）定购紫、白丁香树各两株，种在太师母的窗前。这样老人家可以隔着玻璃窗看花。因为现在不是种树的时候，所以只好等明年春天再种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等它（指鲁迅西三条故居院内的一株杏树，时已果坠满枝，但果未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