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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鹿地亘的谈话，录自鹿地亘《鲁迅访
问记》，文刊1934年5月4日《世界日报》，
1992年第7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
中国人写文章较别国难，因中国文字实在太不够用。所以写作时几乎个个字在创造起来。如果要照文法第几条，那是不可能的。外国字则每个字有单独意义，中国是分不出来的，有时加上形容字，也觉得不妥当。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用语太少，是新文艺成功的很大障碍。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董大中著，河北人民
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我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不主张徒唱空调高论，拿‘革命’这两个辉煌的名词，来提高自己的文学作品，像《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作品，我总还嫌太少。在目前，全中国到处可闻到大众不平凡的吼声，社会上任何角落里，可以看到大众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汇流的斗争鲜血，这一切都是大好题材。可是前进的我们所需要的文学作品的产量还是那么贫乏。究其原因，固然很多，如中国青年对文学修养太缺少，也是一端。但最大的因素，还是在汉字太艰深，一般大众虽亲历许多斗争的体验，但结果还是写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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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节：编辑与出版
作者： 吴作桥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先生此论是专指当时繁体字/编者），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代替这种障碍进步的文字。譬如说，一个小孩子要写一个生的“”字，或一个“”字，到方格子里面去，能够不偏不歪不写出格子外面去，也得要花一番功夫，你想汉字麻烦不麻烦？目前，新文字运动的推行，在我们已很有成绩，虽然我们的政治当局，已经也在严厉禁止新文字的推动，他们恐怕中国人民会聪明起来，会获得这个有效的求知新武器，但这终然是不中用的！我想，新文字运动应当和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配合起来同时进行，而进行新文字，也该是每一个前进文化人应当肩负起来的任务。”
·与芬君的谈话，录自芬君《鲁迅访问记》（据作者称，此文付印前经鲁迅校阅/编者），文刊登太编上海长江书店1936年11月初版《鲁迅访问记》。
■编辑与出版
我一向反对刊物的文章排得太满，密密麻麻，看了使人有压榨之感，不舒畅。不过正文后面留下许多空白，也确实很可惜。《掂斤簸两》（指《太白》半月刊的栏目名称/编者）好，排得少些，和正文区别开来，必要时加上花边。既像花饰，又批评了坏现象，这能使刊物活泼起来。
·与唐的谈话，录自唐著，上海文艺出
版社1979年10月版《回忆·书简·散记》。
“一个刊物，是选登作品，怎么能调查人家的行为呢？”（《莽原》常登姜华的作品。中国大学有人向鲁迅先生反映姜华是国家主义派，《莽原》不应刊登姜华作品，先生讲了上面的话/编者）？。
·对中国大学某先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编辑应当有清醒的头脑，他比作家知道更多的东西，掌握更全面的情形，也许不及作家想得深。编辑不能随心所欲地吹捧一个作家，就像他无权利用地位压制一个作家一样，这是个起码的条件。
·与唐的谈话，录自唐著，上海文艺出
版社1979年10月版《回忆·书简·散记》。
这本版画（指《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此书于1936年10月印出，16日吴朗西将书送鲁迅先生/编者）印得还可以，装帧也美观大方，以后的画集就照这样印，一个月可以出一本吧？
·与吴朗西的谈话，录自吴朗西《鲁迅先生与文化生活出版
社》，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字排得密密层层，不留余地，令人接在手里有一种压迫感。
书的每行的头上，倘是圈，点，虚线，括弧的下半（，）的时候，是很不好看的。我先前做校对人的那时，想了一种方法，就是在上一行里，分嵌四个“铅开”，那么，就有一个字挤到下一行去，好看得多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长体和扁体的字要间杂起来，一律长体或扁体是不好看的。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张新颖编，学
林出版社1997年版《鲁迅印象》。
光边（指边口切齐的书/编者）好像和尚头似的。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你昨天走后，我忽然想起几个错字来。我虽然在顶上点出来，但并未改。我是想等着作者来，问一问是否有特别用意再改的。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都给他改正好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不拘是创作是翻译或校对都要十分精细，别无“诀门”。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好，要仔细一点，文章上的争执，常常因一个字的错误，引起很大的误解。校对和创作上的责任是一样重大的。
·与尚钺的谈话，录自尚钺《怀念鲁迅先生》，文
载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那又何必呢，邵飘萍是新闻记者，一天到晚，跑来跑去的，你找他，还得找伏园。有多麻烦？我看吃完饭，你们俩去看他，一下就决定了。”（指荆有麟、孙伏园一起去找邵飘萍，商量出《京报副刊》一事/编者）。
·与荆有麟、孙伏园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
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片断》。
“他这样说（指李小峰约期付酬时总说×日以后付/编者），是永远不会失信的。”
·与张友松的谈话，录自张友松《鲁迅和春潮
书局及其他》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7辑。
“×先生，今天我作小东，就在近边找个馆子再胡拉一阵儿吧。你看，已是吃中饭的时候了。”
·与黄苹荪的谈话，录自歇翁（黄苹荪）《鲁迅与“浙江党部”之一重公案》，文刊1948年6月10日上海《子曰》丛刊第2辑。
“哼，突然地‘师’起来了（指某青年编辑致函鲁迅约稿，抬头称“迅师”/编者），过两天会改成‘迅兄’，再过两天不给他稿子，就会改成鲁迅‘你这混蛋’的‘迅师’，不知道他在什么学校听过我底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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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节：读书与学习
作者： 吴作桥
·与×××的谈话，录自郭恪《胡风不以鲁迅门人自诩》，转自
刘一新《真的声音，美的言词》，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1辑。
有几个外国人（此指斯诺等人/编者）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
·与友人的谈话，录自唐天然《又一位深切悼念鲁迅的国际友人——来华法国文学家华罗琛》，文刊1991年第5期《鲁迅研究月刊》。
■读书与学习
读书的范围要比较广，不应该只限于文艺作品，哲学、心理学、社会科学的书籍也要选读，使自己有比较丰富的常识。学习自然科学可以培养观察力。医学对于我有益无损。
多读文学大师的作品，是每个作家必备的修养条件。这可以使作家眼界广，在选材、塑造人物、文学形式等等方面得到有益的启发。但是，创作往往容易受到所读作品过多的影响和局限，这在青年作家是尤其应当注意的。
·与李霁野等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看古书不过像抽鸦片，可以麻醉一下。
·与×××的谈话，录自何春才《鲁迅在广州的剪影》，
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是的，还是多看一点外国书，对于你，这是更为有益的。”
·与唐的谈话，录自唐《纪念鲁迅先生》，文
刊1936年11月15日《作家》第2卷第2期。
《红楼梦》写的主要是大人的事，文字比较深。年纪小，初小程度的孩子，估计看不懂，没有兴趣，容易造成看书“半途而废”等坏习惯。还是等太师母有空时，请她老人家讲几段比较好。小学生要看大部头小说，以先看《西游记》、《三国演义》这类书为妥，这些书写得生动有趣，文字也浅近，容易看懂。
你们要看小说，还是看《桃色的云》等儿童读物比较合适。这是翻译的书，总不免讲些外国的风物、习俗。中国儿童读物实在太少了。
·与愈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除线装书和印度书外，都可读。不过在平时，我没有留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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