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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明又说：“您大约能负一下这指导责任。”）
“我们都这样想过来的，可是，这种事不会分到我身上。”
“这问题，我是无可无不可，但不过……总未免近似过甚——我自己呢，既非党的首领，更非任何要人……”
·与黎锦明等的谈话，录自黎锦明《两次访钟楼记》，文刊1936年12月号上海《青年界》第10卷第5期。
广州中山大学钟楼。鲁迅初到广州，曾居住在这座钟楼上。
怕找不到说话的材料，原因是（一）没有什么可闹的事，就不会引起多写文章的机会，（二）因新到和语言的关系，对于地方的事情太隔膜，要说话也无从说起，半年来在厦门大学，不能写出什么文章来，就是为此。
·与钟敬文等的谈话，录自钟敬文《记找鲁迅先生》，
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
我曾在一个周围皆壁，一动即碰的地位，而我又不能不动，所以非碰不可，因此我便写了许多文章。此刻到广州来，即无壁可碰，文章也作不出了。
这里没有什么可骂，而且用不着骂，所以骂的文章也不必作了。
我因为不懂此处方言，各种情形都没有深知，所以不能乱骂。
·与尸一等的谈话，录自尸一《鲁迅先生在茶楼上》，
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
新来广州，住在大钟楼，一切世事都不知，哪里有话可说？（广州文艺界）太沉寂了，该起来说说话，干下（原文如此/编者），说着总比睡觉好，干着总比闲手好。
·与清水等的谈话，录自清水《回忆鲁迅在广州》，
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
我们应该同创造社的人联合，对文化有所贡献。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1年版《欣慰的纪念》。
在南方各地讲演，最苦的是语言不通，要通过翻译。
·与李霁野等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去！只怕起不了太大效果！（指刘弄潮来邀赴黄埔军校讲演/编者）革命需要我，我就去，权在革命方面，不在个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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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与中山大学同仁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1927年1月25日与刘弄潮的谈话，录自熊巢生《熊雄是怎样邀请鲁迅到黄埔军校讲演的》，文刊1989年第12期《鲁迅研究动态》。
你们看怎么办？学生被抓走，学校有责任，我们应当对学生负责。如果军队可以随便到学校乱抓人，学校就没有一点安全保障了。
·与中山大学同仁的谈话，录自何思源《回忆鲁迅》，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发传单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但这次的传单（指“四·一五”政变后广州学生为反抗大屠杀而散发传单/编者）是在白色恐怖的血腥统治下发出来的，有声有色，而且还有罢工行动，却不平常。时代的悲壮剧刚刚拉开序幕……
·与廖立峨、何春才的谈话，录自何春才《回忆鲁迅在
广州的一些事迹和谈话》，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3辑。
倘若有人问我，可曾预料在“革命”的广州也会有那样的屠杀；我直说，我真没有料到。姑不论我也是抱着“美梦”到广州去的，在那里，还在“合作”的时候，我就亲眼见过那些嘴脸，听过那些誓言。说我深于世故，一切世故都会没有用的……还是太老实，太相信了“做戏的虚无党”，真上了大当……我终于吓得口呆目瞪……血的代价，得的教训就只明白了这上当。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只是弄弄文学的人，以为对于战斗的青年有些小帮助，有时还是特意为了满足他们的希望而鞭策自己，政治上的事情不曾怎样去细想过。到我那里来的青年，有的大概真是共产党员罢，但我也只是风闻，他自己不说，我是不去问的。头几天还见过面的，忽然知道他已经不在世上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这回也还是青年教训了我。……我相信进化论，以为青年总胜于老人，世间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老人要早死，所以将来总要好一些。但是不然，杀戮青年的就是青年，或者告密，或者亲自捕人。过去军阀杀青年，我悲愤过，这回我还来不及悲愤，早已吓昏了。我的进化论完全破产！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进化论对我还是有帮助的，究竟指示了一条路。明白自然淘汰，相信生存斗争，相信进步，总比不明不相信好些。就只不知道人类是有阶级斗争……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反对了蒋介石的政策，特别反对他的阴谋诡计和恐怖的统治，所以到处在追捕我，我的学生已经有很多人被逮捕了。
·与长尾景和的谈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
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1956年第19号《文艺报》。
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那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以压迫。
因而有一次，大学里来请我讲演，伪君子正在庆幸机会到了，可以罗织成罪我的证据。但我却不忙不迫的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即《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收《而已集》/编者），而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曾提起。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
注，花域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在如此不合理的政府底下是不能教育青年的，我走。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鲁迅先
生》，文载1936年11月《译文》第2卷第3期。
也有过那样的事啊（指广州事变后，一些学生充做侦探来探问鲁迅动向/编者）。实际上，他们是没有做侦探之类的资格的笨蛋啊！
（增田涉问：“那是学生吗？”）
是学生，但什么都不懂的，因为反动派的爪牙就是那样的。说到学生，还有奇怪的家伙啊，我还在学校的时候，一个人在值班，因为没有别人在，有时就来威胁，但是我并不害怕，鲁迅迁出中山大学后居住的地方——白云楼（广州东堤白云路26号）。因为习惯了呀。有时是用腕力来胁迫的，我呢，我也是“无赖”，就把那学生痛打了，这样一来就跑掉了，哈哈哈……
“那时候，我总是在枕头底下放着手枪。”（这末一句在《鲁迅传》的初稿上是有的，后增田涉让鲁迅看此书稿，鲁迅将此句勾掉了/编者）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
著，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
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瑞典人S托人来征询我的作品，要送给“管理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S以为极有希望的，但是我辞谢了。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倘因为我是黄色人种，特别优待，从宽入选，反足以增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媲美了，结果将很糟。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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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与黄新波等人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外国人要发给我奖金（指诺贝尔文学奖/编者），不过是因为中国人是黄脸皮的缘故。我们并不是为了获得外国的什么奖金而工作。我们要拿出真实的成绩来。我们所干的一切都是我们认为是应该干的有意义的事业。
·与黄新波等人的谈话，录自黄新波《不逝的记忆》，见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在上海
我不再去了。我到上海来并不想再教书的。易培基硬要我去讲课，我当时想这也好吧！但他们标榜着无政府主义，大讲其人道主义，也竟然作了这等事（指1927年11月6日上海劳动大学逮捕学生事件/编者）！我不再到那里讲课就是了。
·与杜力夫的谈话，录自杜力夫《永不磨灭的印象》，
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1集。
我到上海以后，日报是看的，却从来没有投过稿，也没有想到过。……我写文章，时常不能把话直说，也不能把话完全讲出来。
·与黄源的谈话，录自黄源《左联与文
学》，原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辑。
我们趁夜车，为的是避开烈日，凉快一些。二等车上乘客并不多。到了嘉兴才吃晚饭，在原车箱里叫了三客“西餐”。我早就感觉到，有两个伪宪兵在注意我们。他们一长一矮，长的猴头鸟颈，矮的脸面像个三白西瓜。他们在车箱门口的一角，四只眼睛盯我们一阵，鬼鬼祟祟地谈一下。我们说说笑笑，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终于他们走到我们的面前来了，三白西瓜脸的矮子当先，猴头鸟颈的跟在他的后面，说是要看看我的带着的手提箱（就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