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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我们的面前来了，三白西瓜脸的矮子当先，猴头鸟颈的跟在他的后面，说是要看看我的带着的手提箱（就是要检查）。
“你们看好了！”我重声说。
“箱子是你们的，要你们打开来。”三白西瓜脸说。
“是你们要看，”我加重了语气说，“不是我们要你们来看！”
“但箱子总是你们的，我们不好来打开。”
“我们允许你们打开来看，不是就好了么！”
三白西瓜脸做了个手势，猴头鸟颈的揭开箱子盖略略一看就重新盖好。
“我们闻到一股香气，”三白西瓜脸说，“好像是乌烟的。”
“香气是大菜的，”我狠狠地盯了他们一眼说，“你们的鼻子是这样的么！”
三白西瓜般的脸面顿时转红，猴头鸟颈的长子也就呆住。
我知道，叫他们自己打开箱子来看，这就使他们失望了。如果箱子里真的藏着鸦片烟，那该早就准备好了“红纸包”，暗暗地把红纸包塞给来检查的人的手里就是了。
·与许钦文、章矛尘、孙斐君的谈话，录自许钦文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日记〉中的我》。
你若要进去（指走进当时创造社办的“革命咖啡馆”/编者），你须先问一问：“这是第几阶级的？”否则，阶级弄错了，恐怕不大好。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你们（指当时的“革命文学家”/编者）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
·与F君（冯雪峰）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我译这些书是给那些从前专门以革命文学为口号而攻击我的人们看的。这样，可以使他们少乱讲而更明白些了。”
“同着这些人们是辩不清楚的，我们还是多从事根本介绍的工作吧。”
·与柳静文的谈话，录自柳静文《关于鲁迅先
生》，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
（1929年春有一天，鲁迅听说创造社要在他们在北四川路书店的楼上咖啡座开会）
“走，我们到创造社咖啡座捣乱去，坐在他们面前，看他们怎样对付罢。”
（于是鲁迅带许广平、周建人、荆有麟一起真的去了，而且坐在咖啡座中间一个长台子上）“什么人来也不让。”（结果坐了半天，创造社并未开什么会。回去时在归途中）
“什么也不怕，怎样来，就怎样应付，他们就莫可奈何了。”
·与许广平、周建人、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
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好意（指1929年6月3日鲁迅自北京南返，一友人为了安全，订卧铺时用了化名/编者）可感，不过要认识我的人依然会认出我。这点小事也会被人拾取来对我大加奚落，但是我不想从这些人博得勇士的荣衔。
·与李霁野等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
我曾给北方一个政客写过一封信，但是没有得到复信；我知道有一个政客还算帮了忙（指为营救被张作霖拘押的李霁野等人/编者），骂他们是“一丘之貉”，有时也有点冤枉呢。
·与李霁野等人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
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因为柔石答应了去做某书店的杂志编辑，书店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我版税的办法，我为要他省掉多跑一段路，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盖印交给他，临别时我看他向大衣袋里一塞，匆匆的去了。不料翌日就被捕，衣袋里还藏着我那盖印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还在找寻我，这是谣传我被拘的原因。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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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与长尾景和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中国因为有许多迷信，所以中国人是不喜欢拍这种照片的（指鲁迅给长尾景和看的他穿着衣袍在一墓穴中照的照片，他身旁还有一具棺材/编者）
·与长尾景和的谈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见《文艺报》1956年第19号。
这些书架全部是木箱，里面装满了书，就这样，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卡车逃跑。
·与长尾景和的谈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文艺报》1956年第19号。
什么时候你再来中国啊，一定会有好日子来到的。
·与长尾景和告别时的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文艺报》1956年第19号。
这些书架全部是木箱，装满书就是书箱，打开来，成了书架。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回忆鲁迅在上
海的几件事》，文刊1973年第5期《中国建设》。
我总是吃亏的，几乎每印一次画集，我都赔本。例如《引玉集》、《珂勒惠支版画集》、《士敏土之图》……这些，现在统统都送光了。
·与白危的谈话，录自白危《难忘的会见》，文收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忆鲁迅》。
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发起，当初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者已有一人（记得是郁达夫君），演说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什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用为发起人，迨次日报上发表，则变成我第一名了。……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我发起好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生活——前五年》。
危险自然是有的，作战哪里有万全的事，国民党何尝不想逮捕我，杀害我，不过在下手之前，他们是要考虑后果的，他们愿意杀人如麻不闻声，但这个如意算盘在我身上不容易打。他们因此就另想毒招：把我的声音闷死，使我成为活尸。不过他们是办不到的。
·与李霁野等人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风度》。
唔，我的存在如果方便蒋介石政权的话，就不会被杀，但是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被假以共产党的口实给杀掉了！他们对不利于自己的事，马上就会加上共产党的罪名啊！
·与山本实彦的谈话，录自山本实彦《鲁迅某种内
心的历史》，文刊1936年12月号日本《改造》。
对我下了逮捕令。——在中国，下了逮捕令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行动受到了限制，不能在公开场合活动。跟在逮捕令后面来的，便是暗杀。
·与圆谷弘的谈话，录自圆谷弘《与鲁迅对话》，文刊1936年9月有斐阁版《中国社会的测量》，1991年第5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
那男子（鲁迅等车时，一个男子，后来是一伙人围住了鲁迅/编者）说，政府虐待我是不对的，而我却回答说，政府大约也有政府的想法，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那家伙是个政治流氓，听说在广东曾经从苏联拿过十万元，现在是右派，替政府方面做工作。他是在试探我。
虽然对我发出逮捕令，但是在政府和国民党里，有我的老朋友，大概是不会被捕的。不过地方的省政府、省党部下面的党徒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却不知道了，所以不能不警戒。
·与增田步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当林守仁问，当时鲁迅的著作为什么少时），“这是因为用脚逃跑，比用手写作还要忙。”
·与林守仁的谈话，录自林守仁作戈宝权译《关于
鲁迅及其作品》，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我们两人（指鲁迅和李立三/编者）各人谈各人的。要我像巴比塞那样发表一个宣言，那是容易的；但那样一来，我就很难在中国活动，只得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个人倒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我留在中国，还能打一两枪，继续战斗。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党给鲁迅以
力量》，文刊1951年《文艺报》第4卷第5期。
李立三路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一天晚上，人家开好旅馆找我谈话，开门进去一个高高大大的人接待我。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李立三，党要在上海搞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搞武装斗争。还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支枪。”我回答：“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
·与胡愈之的谈话，录自胡愈之、冯雪峰《谈有关鲁
迅的一些事情》，文收《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
李立三找我去，我去了。李立三说：“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我说：“文章是很容易写的。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我随便拣来几条就可以写出来。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李立三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我说：“对，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就不容易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难写了，就是写出来也不知在什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