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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靠嘴巴生存，某人正说着话了，就是正在找着生存的机会，你就得让他说完，不然就坏了他的生路，这个我是有过专门试验的：有一次，我找一个正聊着的天津人问路，他十分生气：你忙的是嘛？没看见我正说着话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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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多闲话，因为平素要把吃饭的嘴养着，所以，天津人总是在说话，不说就日月无光，不说个痛快就失了精气神，还有，说话也自然带着表演，一场一折，设计好了，套路陈式，总得追求最佳表达效果。因而，话都是多出来的，都是从随便一根枝头上就可长出来的，长出一个枝头就又可无限往下生发的，总之，话里是话，话中套着话。话既多，必有失，所以，还要先君子协定：哪儿说，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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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少有娱乐，只有自己把自己的时间填满，一个芝麻大的事，愣着连说十遍，于是芝麻也凑成了谷子，这当然还不够打发，因为还太单调，心里着慌，所以，眼前的一切均可供来消磨，那是个认真，细处的认真，普遍的认真，比如再说狗不理，那可是数好了的，１８个褶儿，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就常有天津闲人要吃之前细细地数去，搞不好就要闹事，而他才不把这叫闹事，他即使闹事也是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神圣感的———不盯牢点儿，狗不理还不会毁在了你帮孙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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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也套近乎，套名人的近，可他们套的目的跟北京不一样，北京人是典型的拿大脸，给自己撑面子，可天津人只看实惠。林希说过的一件事很有典型性，他一位朋友到天津找一位作家，上了出租，说找某某某，司机立马说：找他啊，不早说。这话里就有了话，他这位朋友十分欣喜，少不得就问了：“认识？”“瞧你说的，怎么不认识哩？哥们儿多少年了。”司机一路热络着，就拉着这位朋友在天津兜起圈子，一兜不要紧，就兜出４０多元的车费，还以为遇上了好人，高高兴兴地到了作家家里，前后一说，方知自己上当了。原来这司机哪里认识什么作家？不过顺嘴一说的，只顾着挣自己的钱罢了。这或许也是天津人的一个特性，不大买名人的账，大概是从前听名人折腾，受名人吓多了去了。
码头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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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可能是这码头名人太多了，比如一个梅花奖什么的得主，这地方估计就有２０多位，谁谁谁又得了，别人问也懒得问一声，遇着了，也不过说说：请客呀！请客呀！而我在成都遇着的一个女梅花奖，得奖前还给我打打招呼，一得奖，我的天，不但她从此只平视着走路，而他那个早年很能混事的男人仿佛一下子如临大敌，进进出出，都抱着梅花的手膀子，生怕哪个给他折了一个小枝子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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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城市平民气息十分浓厚，比如，豪华点的饭店，要没了公款，那么装潢越富丽就越可能跟普通消费者隔膜，从前的天津饭馆可是想着法子把门面“降格”，实在降不下来了，还会时时在门口放几辆自行车，这样，过路的一看，呵，这家人多，又是普通消费，必定不敢欺客，这就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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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最初主要是一个码头，一个漕运中心，南北粮食的集散地，有粮食当然就有争端，所以在这里混饭，都是下死力气扛出来的，是靠拳头打出来的，历史上几次著名的群殴事件都是为了争地盘，也就是争码头，如果是电影就叫《码头风云》，全是表现码头工人以及黑帮的故事。
因为黑帮，天津土话中至今还有很多黑话的遗留，什么船有几条板，板上有多少钉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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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一般不打架，常常把精力用在口头纠缠，这当然比的就是翻嘴皮子了，但总也有人要输，所以偶尔最终用拳头解决一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他们的打架，常常不超过一分钟就结束了。也就是比划几下，输了就是输了，不硬撑着。这使人想起熊的故事———互相攀着对方的肩膀，转几个圈，比比大小就算定了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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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就在我的眼皮底下，被一辆夏利撞倒了，那夏利的主儿绝对是一个技术性选手，像是用长竹竿驱赶鸭群一样，他先让自行车在他的引导下，一点一点左右蛇行，直到快靠了街沿，才加了最后一点劲，把自行车撞倒在了人行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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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认真，执拗到近乎找茬儿，１９３０年代，马连良马老板到天津唱戏，一出“王佐断臂”，唱着唱着，不小心将“断臂”摇了摇，顿时，台下就几把茶壶飞到台上，马老板自知理亏，当场谢罪退票，又过几年，好好地憋了一肚子精气神来大唱了一台，天津人又给足他面子，让他重新找回了人缘。
天津名吃“大福来锅巴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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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名吃“大福来锅巴菜”，创始人姓张，是宋代梁山好汉菜园子张青的第十三代。
传说那年乾隆帝下江南回京途经天津，过张掌柜的煎饼铺，先尝了煎饼卷大葱，后叫上汤。女主人急切中就把煎饼撕碎，放上盐、香油、香菜，用沸水一冲送上。乾隆边喝边吃，感觉煎饼一泡味道更佳，就问女主人名字，回说郭八。乾隆一听，笑说：“锅巴可不能叫汤，应再加上一个‘菜’字才好。”又过了几天，张掌柜刚开门纳客，一位御前护卫就闯了进来，大声嚷道：“你的大福来了！”说着，放下皇上赏的二百两银子。“大福来锅巴菜”就此成名。
天津的锅巴菜既是食、又是汤、还是菜，成为天津独有的特色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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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另一道名品是桂发祥麻花，也即十八街麻花，其特点是香甜酥脆，久放不绵，其制作特点是选材精细，勤换油，油温准确，严格控制油炸时间，才能做出上佳的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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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饽饽熬鱼”也是天津的一道家常菜，一大碟炖好的红褐色小鲫鱼，一盘上面金黄色、下面带糊嘎的扁鸭蛋型的“贴饽饽”，配在一起就行了，这原是旧时渔家的一种吃法。渔家吃住船上，一网鱼宰后入锅，加上些盐，鱼的四周再贴上几只用玉米面做的大饽饽，一把柴火，就都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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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东西叫“正一品红焖猪头”，据林希介绍，这个老天津的名菜之所以金贵，是因为它的烹调过程极其复杂，要用七种调料（糖、酱油、豆豉、大茴香、小茴香、黑胡椒、白胡椒）、七种辅料（葱、姜、蒜、桂皮、香叶、菊花、荷叶）、七种药材（枸杞、丹参、豆蔻、砂仁、乌鸡、白芍、灵芝），要经七道程序（烧、煮、蒸、腌、薰、炖、焖），过七道火，耗时七天，总之，你不是说猪头肉上不得台面吗？就给你来个复杂的、折腾的，好歹是让你吃惊的。这样，你就知道什么叫会来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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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办事要讲个板眼。什么意思？借的是戏曲中的名词，古话说：“盖凡曲，句有长短，字有多寡，调有紧慢，一视板以为节奏，故谓之板眼。”慢慢地，这东西就“文化”和“习俗”化成了天津人的行为规范———固有的，或公认的，那可不能随便乱改了，而你要失了这东西，就没了原则，就得不到人们的信任了。认真也就是这么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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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的“义气”是让人哭笑不得的那种东西。改编一则老天津林希的另一个故事：
“谁谁谁摘了咱的眼罩了。”（意为受了什么人的气了）
“好说，老大。说个地点，时间，把那人找来，不把这口气挣回来，算咱哥们儿不‘够板’。”
接下来，答应帮忙的果真就去了，把对方打了一顿，也打胜了，可是打过之后，你要问他打的是谁，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呢？那可是清楚的，别人不是求上门了吗？求上门来，当然就该着出手去讨个回公道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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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天津人没工作的人很多。无事可干，就到处“瞎惹惹”———有事坏你事，没事生出事———无事生非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最初还以为天津真是个教化人的好地方，别人不工作，还修一个专门的地方来“劝业”，后来方知“劝业”是另外的意思，是劝勉国人立足实业，报效国家的一种“抗日宣传”。但，我以为我这望文生义并非就全错了，因为这地方不做正事的人实在太多了。当然，这跟工作机会也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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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个城市凭嘴巴吃饭的人太多，所以是非特别多。为什么要有个是非呢？答曰：没有是非，“正反”两方面都过不踏实，没有是非，就不是一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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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劝业场还有一种叫“跑合”的职业，你卖一只鸡，能卖５元，他拿过去，卖１０元，给你６元，钱就这样被嘴皮子挣到了。
在天津纯粹靠嘴皮子混饭的方式很多，几人联手设局是最常见的，几乎从不知哪辈子就开始了，至今还在每天骗着各色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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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卖鸟吧！一个人问卖鸟的，嘛价儿？答说：八百。又问：你这可骗不了我，六百！当然不卖，可问鸟的偏就看上了这只鸟，一定要买，边说着就开始找这鸟儿的毛病，一说一大堆，主人就有点不高兴了，反驳着买主。买卖嘛，有人掏钱了就开始热闹起来，很快就围成了一圈人，可卖鸟的还不买，人群中就有人问了：到底要多少才卖？卖鸟人不答，买鸟的就更起劲地挑着毛病，卖鸟人于是就真的火气上来了，想跟买鸟的打架，众人就劝他息息气儿，卖鸟儿的再加一把劲，借着火气到达顶点的当口，顺驴下坡地提起鸟笼子向着围观者大声宣布：三百，谁买了，三百，马上提走。于是，一位似乎是想给主人顺气儿的人立刻就掏了三百出来。
开场戏就这样表演成功了。每只大概值３元的鸟儿一下子就卖出去了好几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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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的眼力跟北京人的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