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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小说战略是：空地植树。
一棵树，植大森林里，傍着王蒙、张贤亮那些主儿，或跟在外国人屁股后面“现代”、“魔幻”，何年何月才有出头的日子？种在空地上，哪怕是棵小树，也是唯我独尊！
小说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还有“空地”吗？下面就是我寻找和开辟“空地”的过程。
我迈出的第一步是“学”。
这我得感谢雷达、曾镇南、高嵩三位先生。1998年，我的《一朝县令》在京开讨论会，雷达先生说：“更使我称奇的是作者具有一种内在的讽刺和幽默的才能，一种带有民间智慧的讽刺和幽默的才能。他把那一段严酷和沉重化成了喜剧——不少人想写却写不出的喜剧。”曾镇南先生说：“书中充满了活生生的人物，充满了真实的生活内容，充满了又辛酸又幽默又动人的东西，读起来让人想到一些讽刺幽默大师的作品，如《儒林外史》、果戈理的《死魂灵》、马克·吐温的一些小说等。中国当代文学中，长篇巨作，足称讽刺之书的，我觉得这是一部。它的独特的艺术价值在于它那种讽刺艺术的美，而这种美又是真实的美。”高嵩先生则说：“就世界文学而言，现代小说的无论哪个流派，都缺少喜剧作品。”
讽刺喜剧小说，一个全世界都缺少的小说品种！中国就更缺少。鲁迅先生说，从公元前300年到1923年的2000多年，能称得上“讽刺喜剧小说”的长篇只有一部《儒林外史》。而1947年的《围城》之后，则确确实实地空白了半个多世纪。
“喜剧小说”是只“文学熊猫”啊！吴敬梓、鲁迅、钱钟书走的，是一条与大多数作家不同的道，只要踩着这些大师的脚印走，自然就和大多数中国作家区别开了。
2002年，我拿出了学步的长篇——《只好当官》，得到了何镇邦、江曾培、韩石山、曹文轩等文坛大家的肯定。曹文轩先生说：“大同小异的长篇看得太多，现在来看《只好当官》，觉得新鲜至极。”“新鲜至极”是极重的词，要不是出自文轩先生这样的大家之口，我大约不敢拿出来示人。这更坚定了我的信心。
我迈出的第二步是“变”。
学大师，不是为了“像”，即使开始免不了“像”，但也是为了最终的“不像”。《儒林外史》没有中心人物，《阿Q正传》、《围城》里重点描写的对象，是被嘲讽、调侃的。散见于其他作家作品中的正面形象，虽然偶有讽刺笔法的闪现，但作为长篇中心人物是正面形象的，却还未见用“黑笔画白”笔法贯穿始终的。这是“喜剧小说”讽刺和幽默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要是用讽刺喜剧手法刻画出正面形象的中心人物，不就和这些巨人区别开来了么！这当然是件难事，然而，越是难攀登的山峰，攀登的人才越少，登上去才更有意义。
于是，我决定了，用讽刺喜剧手法来刻画正面形象——用黑笔画白人。这个“空白”的时间段，是2000多年。
我迈出的第三步是“探”。
迈出第二步，空白的“时间段”就已经拉长了，但“区域”还只局限于中国。用“世界”的眼光去看，以讽刺喜剧手法刻画正面形象的长篇是有的，比如《好兵帅克》。那么如何才能把“帅克”也划到圈外，让你的地盘真正成为古、今、中、外都没有的“空白”？这就需要探索。我想到了目前十分走俏的一个文字样式——段子。
讽刺喜剧小说，我把它形容为“文字的漫画，纸上的相声，长篇的小品，抒情的杂文”，天生和“段子”有亲缘关系。当今的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加大，使得人们的阅读耐心减少，因而喜欢短小，喜欢幽默，以节约时间减轻精神压力，才使得段子走红。如果把小段子组织成队伍，再赋予它小说的灵魂，岂不就是一种新的小说形式——段子小说？每个段子都是“小”的，“完整”的，“幽默”的，是一个独立的“兵”（细节），几个“兵”合起来就是一个“班”（情节），一群“班”合起来就是“队伍”（故事），队伍组成“连”、“营”，就是短篇；组成“团”、“师”，就是中篇；组成“军”、“兵团”，就是长篇。小说的全部优点它都保留着，还多了项与时俱进的“新”形式，它是不是就有了“空前”的品质？哪怕以后这块土地上长出一片大森林，总还是“第一枝”最珍贵。
这便是我的小说战略。世界是比较大的，每个作家都想折得东风第一枝，谁能捷足先登，就看“上帝”保佑谁了。
南台
2005年12月8日
《废话艺术家——王三丰》 第一部分不老实的老实人
（南台追踪）
张贤亮先生说：“南台是个老实人。”
这给南台定了调子。说不清张贤亮的定义在前，还是大家的议论在前，反正宁夏流传着“宁夏文坛有两个老实人”的传言，当然，其中之一就是指南台。可见南台的老实是出了名的。
南台的职业是出版社编辑。他来自偏僻的西海固地区。西海固——许多人不知道，这么说吧：中国的“大西北”是贫穷落后的概念，宁夏是大西北的大西北，西海固地区则是宁夏的大西北。明白了吧！
南台就来自那里——大西北的三次方。
乡气十足，操着土嗓子，人送外号“苦大仇深”，成天不说一句话，沉默得像个脚后跟。偶尔开会发一次言，紧张得头上冒汗，声音打颤，大家都在心里友善地笑他——忠厚是无用的别名。
他在《女作家》杂志当过编辑，一名作者来编辑部投稿，不跟他说话，直等到另一名编辑来才悄悄问：“那个农民坐这儿干什么？”惹得那位同事笑得抱着肚子跳。
他到宁夏人民出版社好些年，还有人不认识。但干工作还是勤勤恳恳的，像那些年常说的老黄牛。靠着那份辛苦，被任命为文艺室副主任了。听说他也写点东西，却没人留意，也没几个人见到过。大家的印象，他大约也就是个文学爱好者吧。
1997年，没有任何先兆，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出版了，书皮上写着“南台著”。出版社的人先是惊愕，继之以怀疑，这老土也会写小说？
然而确凿是他。
那小说叫《一朝县令》，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北京开过讨论会。雷达、曾镇南同时拉出果戈理、马克·吐温等世界级的作家来和他作比，扯出《死魂灵》、《儒林外史》等世界名著来和《一朝县令》相较。
雷达连用了两串排比句：“生活密度如此之大，人物如此鲜活，氛围如此逼真，生活面如此陌生而稀奇，地方风味如此淳厚的作品，还不多见。”“是一本非常细腻、非常坚实、非常丰厚、极为真实、沉甸甸的一本书，有非常新鲜的东西，非常深刻的东西，”“是真正的写生活，真正的写批判生活的文学的东西”。
曾镇南说：“读这部书，是一种艺术享受。……它有一种评论上的困难，值得一说的人物有十多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个人物都非常有个性，都值得一谈。让人觉得美不胜收。……读的时候，使人沉浸在其中，越读越爱读，越读越放不下，不由人要想，亏他能写得出来！使人觉得这个作者厉害，居然能写到这种程度！”
在宁夏评论界坐第一把交椅的高嵩，语言金贵得几乎到了吝啬的程度，评过张贤亮后14年没有开口，看到《一朝县令》后大叫起来：“这是一部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班子进行研究的书。”“吕翠儿的形象具有巨大的典型意义。”“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的行列。”这个时间还在雷达、曾镇南讲话之前半年。
后来，雷达先生还在接受《文学报》记者采访时再次提到《一朝县令》，说“是了解70年代中期我国现实以及社会政治氛围，社会心理真伪以及人间关系真相的最好样本。”
这三位，都是有身份的人，也都是出语谨慎的人，可以把他们那几年对其他作品，包括部分曾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的评语拿来作个比较，下过如此重语的还少有！可惜的是，《一朝县令》只印了8000册就停机了，市场上很久都找不到书了。
《一朝县令》使宁夏人认识了南台。他在出版社当编辑，却被选为宁夏作协副主席。人们这才发现，他原来已经写了不少了，短篇和中篇都出过集子，而且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小说选刊》上露面，《老庄谷阿蛋》1986年在基层没有推荐的情况下，还被评委特别提出参加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
出版社的人这才记起，他还曾是“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还曾是宁夏出版系统的什么优秀？此前，他还笨嘴拙舌地给出版社支过一招——将社标设计成了“九头狼”。以“狼”为社标，国内还是第一家，何况还是只九个头的狼。一时，宁夏人民出版社的人出去，男的人见了叫“狼”，女的叫“狼外婆”。从那时起，宁夏“狼”行天下了！
再看南台，外表上还是那么土里土气，但精神上似乎有了点怪味，有了点神秘感，谁知道他不吭不哈地会突然弄出什么响声来？
果然，他有动作了，乘社里调整班子之机辞去了总编室主任之职。随后就是沉寂。但大家已经不相信他会从此沉默。
渐渐的有了风声，说是作家出版社要给他出书了，却因征订数不到8000册告吹。他苦着脸向人陈述他的失败，引得人想词儿同情他，却不防冷不丁从花城出版社冒出一本25万字的长篇——《只好当官》。
《只好当官》是“讽刺喜剧小说”。评论家说“就世界文学而言，现代小说的无论哪个流派，都缺少喜剧作品。”按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