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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ぁ罚�1921年）。2。后又见敦诚未刻的《挽曹雪芹》诗，题下注明“甲申”，因修正其前说曰：“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我在《考证》说他死在乾隆三十年左右，只差了一年。”（见其《跋〈红楼梦考证〉》，1922年）3。又过五六年后，他见到了残存十六回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据书中“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的脂批，再次修正前说，谓前所考定“与此本所记，相差一年余。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次日即是癸未，次年才是甲申。敦诚的挽诗作于一年以后，故编在甲申年，怪不得诗中有‘絮酒生刍上旧垌’的话了。现在应依脂本，定雪芹死于壬午除夕”（见其《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8年）。其后，俞平伯等主此说。
（二）癸未说，即认为曹雪芹应死于下一年——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的除夕，公历为1764年2月1日。周汝昌首先提出此说，时间在1947年。因为他从敦氏兄弟的诗文中发现壬午的下一年癸未曹雪芹还活着的许多证据，再证以敦诚的挽诗写在又下一年甲申的开春，所以认定脂批“壬午除夕”四字是“误记干支”，但“除夕”不误，因为“一个人在大年除夕逝世，这样一个日子不会记错”（见其《红楼梦新证》）。次年，胡适致周君函发表，称“先生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大概没有大疑问了”。（胡适再次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这不能责备他没有主见，随意改变初衷；科学总是要发展的，不会一成不变。我倒很钦佩他不固执己见，能接受新说，修正错误的治学态度和勇气。）五十年代，周总理曾作指示，希望学术界尽可能就曹雪芹卒年取得一致意见，究竟是1763年2月还是1764年2月，以便开展对这位伟大作家的纪念活动。于是有关报刊上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规模的关于曹雪芹卒年的大辩论。从当时参与辩论的阵容看，壬午说与癸未说两派势均力敌；以文章对读者的说服力和影响看，癸未派占了上风，但也未能说服壬午派。结果只好折中两派的主张（取其中间时间），把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活动，暂定在1963年10月。
癸未说之所以能使首创壬午说的胡适相信，能在论争中占上风，全在于其论证曹雪芹不可能死于“壬午除夕”占了理。癸未派攻击壬午说，我认为是非常有力的，因为他们掌握了癸未年曹雪芹还活着的难以否定的证据。破壬午说，也等于破了凿有“壬午”字样的石头是出土的真墓石的说法，所以想要多说上几句。至于癸未说本身也有根本性的弱点，后面也将谈到。
曹雪芹绝不可能死于“壬午除夕”的理由，最重要的我想有三点：
1。敦诚写的是挽诗，非平时任何时候都能写的凭吊诗，这无论从情理或惯例上说，都只能写在曹雪芹死后不久，岂有相隔一年以上再写挽诗之理？何况诗中明明白白说“晓风昨日拂铭旌”。铭旌，又可称“哀旌”、“明旌”或“旌铭”，是殡礼中竖于灵柩前的旌帛（“墓石”提供者描述发掘时，雪芹遗骸为无棺裸葬情况，纯属无稽）。“昨日”不一定是狭义的昨天，可以是几天之前，但不可能早到一年以前，若死于壬午年除夕，当葬于癸未初，有什么必要将遗体或棺木停放了一年多，到甲申初正值冰封土冻之时再殡葬呢？何况，清代的规矩是禁止死者隔年葬的。把挽诗“絮酒生刍上旧”的“旧”解说成“旧坟”也不对。，是郊野的意思，不作坟墓解。“旧”，意即郊野那个老地方。
2。甲申春初写的挽诗，注明“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这“前数月”不是癸未年的秋冬间吗？因为儿子夭折而“感伤成疾”的，只可能是活着的曹雪芹吧？若他早已死了，敦诚的诗注不是应改成“前数月，伊子因苦念亡父，感伤成疾而殇”了吗？——这当然只能是笑话。
3。癸未仲春末，敦敏曾有《小诗代简寄曹雪芹》，约他于“上巳（农历三月初三）前三日”来自己家的槐园吃酒赏春，因为三月初一是敦诚的三十岁生日。诗曰：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
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
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
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如果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敦敏当然不会在他死后又写诗相约，这又成了破壬午说的硬证，于是壬午派只好说，诗可能编错了年份。但此诗是不可能编错年的，因为把它编在癸未年的是敦诚，《懋斋诗钞》上所注“癸未”二字的笔迹，我核对过，也是敦诚写的。一个写挽诗的好友，怎么可能把约雪芹来过自己生日的诗错编在他死后呢？
认为错编者的具体说法也不能成立。如美国赵冈怀疑此诗原是庚辰年作的，被贴改成癸未（见其《红楼梦新探》）。且不说《懋斋诗钞》中编入癸未年占三单页的前四首诗（小诗代简为其第四首），首首相连，其间并无贴改痕迹；只论事历，便知此诗不可能作于庚辰。因为这一年秋天敦敏写过一首诗，题目开头就是“芹圃曹君别来已一载余矣。……”可知从己卯春夏到庚辰秋，是雪芹离别京师诸友（一般认为他大概南下，趁此重游秦淮旧地去了）“一载余”期间，怎么可能在这中间去约他来赏春呢？俞平伯则曰：“安知不是壬午年的诗错编在这里呢？”（见其《曹雪芹的卒年》）为此，曾次亮作了最有力的论证，他查考了当时的“时宪历”，知此诗只有在癸未年作才与所写情景符合。他说：“癸未年春季的交节比壬午年早十八天。假定敦敏写此诗是在壬午二月二十五日（当阳历3月20日），则该日刚交春分。假定是在癸未年二月二十五日（当阳历4月8日），则该日为清明后三日。前者方在春寒料峭，有时冰雪还未尽融化；后者也不定已到落花时节，但杏花可能已经盛开，赏春是相当适宜的。由此可证敦敏写此诗的年份是癸未而不是壬午。”（见其《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讨》）
壬午说确是站不住，但癸未说也只对一半，它只能破而不能立，它在立论时解说脂批“壬午除夕”四字，以为是“癸未除夕”的误记，这就不凭证据而只凭揣测了，也缺少说服力，所以俞平伯反驳周汝昌说：“周君对于脂评虽不信其‘壬午’，却信其‘除夕’，不知信了‘除夕’，即不能不同时信这‘壬午’。雪芹死在癸未除夕是断不可通的。”再说，别人记错干支或者还有可能，像脂砚、畸笏等批书人与雪芹关系如此密切，且又对“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如此伤感，加批时间又不会距雪芹逝世太远，怎么可能会记错年份呢？这确是“断不可通”的。癸未说也没有能最终站住脚，就在于此。
第四部分 西山文字在，焉得葬通州第24节 西山文字在，焉得葬通州（2）
（三）甲申说。雪芹卒于甲申年，虽是胡适1922年最早说过的，但他仅据敦诚挽诗诗题后所注“甲申”字样判断，后来因见甲戌本批语便放弃了。八十年代初再次提出曹雪芹卒于甲申年（1764年2月2日为阴历正月初一）的是香港梅挺秀。他的《曹雪芹卒年新考》对甲戌本该脂批作了新的解说，解决了脂批所述（其实是出于误解）与现存史料之间的矛盾，因而是一个极重要的发现，应视为与胡适无关的新说。此说得徐恭时等赞同，因其言之成理，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现试杂愚见略加申述。
甲戌本的底本文字是现存诸本中最早的。但甲戌本过录较迟，它把后十几年中续加的一些脂批，多数经删除署名、年月后，也同时过录了。开头几回的批语特别多，因地位拥挤而又常常出现将两条应分开的批语连抄在一起的错误。如第一回甄士隐“亲斟一斗为贺”句旁有夹批云：“这个‘斗’字莫作‘升斗’之‘斗’看。可笑。”其实，“可笑”二字是另一个人不同意批语前面这句话的说法而加的批语，应分开而没有分开。又如第二回“后一带花园子里”的夹批：“‘后’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西’字。”很显然，这句也应分成两条，是后批者在回答前批者。我们要讨论的那条提到雪芹逝世的脂批，也属此类情况，只是过录者把该分的连在一起而反把该连在一起的给分开了。现以愚见校读其文如下：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
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唯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申八月泪笔。
前一条是批作者题诗“谁解其中味”的，联系其“一把辛酸泪”语来回答。意思说，能解者怕不多吧，只有像作者那样历尽辛酸、又能流着泪把这一番经历写成书的人，才有可能真正的解味。语言是机智的，感情比较平静。后一条批语则完全是痛悼雪芹、脂砚的相继去世，终使此奇书成了残编，又不能再起作者于地下而问个究竟，遂生“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以弥补此大憾恨的幻想，情绪是十分激动的，从“泪笔”二字亦可见。二批语绝不应相混。
两条批语都是畸笏叟加的，只是批的时间不同。他署年月的后期批语甚多，尤其是壬午、丁亥两年。从壬午之批看，署为“壬午春”、“壬午季春”、“壬午孟夏”、“壬午孟夏雨窗”、“壬午九月”、“壬午重阳”等等，不计这条“壬午除夕”在内，已多至42条，且形式上短短一句话即署年月或名号的也不少。如“数字道尽声势。——壬午春，畸笏老人”，“实表奸淫尼庵之事如此。——壬午季春”，等等。所以没有理由不认为“壬午除夕”也像“壬午重阳”之类那样是批语所署的年月。
反之，若连下作“壬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