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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车射去，戴高乐头都不低，理都不理他们，结果行刺者一哄而散，逃之夭夭，戴高乐只讲评了一句话：‘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如此而已，三十多年来，我备受国民党和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小人们的诬谤，对所有攻击我的人，我的讲评也是如此：‘这些家伙枪法真差劲。’我可以断定，我一生中，实在没碰到够格的敌人，虽然我也花了不少时间排除这些杂碎，但在心情上，是游戏性的、逗乐性的。至于批评李敖的人，没有人比得上李敖的人品，李敖比他们至少高上千倍。”
曾有老兵计程车司机对李敖说：“台北开车真可怕，比打仗还可怕。打仗只是正前方有敌人；开计程车却是前后左右四方都是敌人。”李敖说他正如此。
第三章 一个火首，一个放火者，一个煽动者我的屁股都引以为耻（1）
李敖批判的锋芒同样指向了依附当权者的文人，即所谓的“御用文人”。不仅是御用文人，对知识界的批判，从李敖文字生涯的起点，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虽然这中间缺少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反观自身的自剖，但这样的批判依然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在这里看不到文人习惯的乡愿。
自从李敖的所谓“奸夫”事件后，李敖和柏杨的关系几于破裂。李敖说他由于对当时国民党文人的轻视，衍生出另一种情结，即非常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和他们连在一起。有一次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读史以识世局，决大势⋯；⋯；我们更乐意看到更多位如李敖、高阳、柏杨等，勤于耕耘史学的优秀作者。”李敖想起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之称，当时杨炯说“吾愧居卢前，耻居王后！”于是李敖借此便称：“我真耻居高、柏诸人之前，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名字，跟在我屁股后面，我的屁股都引以为耻啊！”
曾有人问李敖说：“一般人喜欢把柏杨先生和你相提并论，你认为你们两人有何相似之处？”
李敖答道：“我觉得我们两人相似的地方只有两点：一是我们都是靠写文章出名的人，二是我们都是为了写文章而坐牢的人。”
1982年，李敖在接受陈敏访问时，陈敏问：“李敖先生，你为什么瞧不起当今台湾的知识分子？”
李敖说：“我认为现今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在集体逃避现实，虽然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在专家的部分也许相当有成就，可是他们所走的大方向错误，这是很可怕的。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勇气，滑头，对很多畸型的现象不敢批评。他们也不敢在知识上起义——在知识上做陈胜、吴广。他们也很喜欢抛头露面、做秀，但是他们的专家之见及书生之见就好像是象牙塔里朝外面抛绣球一样。”
早在1979年，李敖复出后，著名导演平鑫涛先生请他吃饭，当时在座的除了皇冠的几位同仁外，还有著名女作家三毛。
三毛对李敖说：“我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需要我的帮助，我是基督徒，我还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所以我去了非洲。”
然而李敖听了三毛的话却不以为然，他说：“你说你帮助黄沙中的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黄人？你自己的同胞更需要你帮助呀！舍近而求远，去亲而就疏，这可就有点不对劲吧？并且，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一向多智的三毛听了李敖的话，一时窘得答不上话来。
李敖后来不无傲气地说：“她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三毛所谓帮助黄沙中的黑人，其实是一种‘秀’，其性质与影歌星慈善演唱并无不同，他们做秀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比如说，你真的信三毛是基督徒吗？她在关庙下跪求签，这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所以三毛的言行，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她是伪善的。”
这个故事让人想到武侠小说家金庸到李敖家做客的故事。据李敖自己说，当时他和金大侠畅谈了8个小时。
当金庸提到他儿子死后他就精研佛学，想做很虔诚的佛教徒时，李敖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才’，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人的财产呢？”
大作家金庸也像三毛一样有些窘，答不上来。
李敖后来说：“他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三毛和金庸在生计上都没问题，但他们有钱也不敢痛斥伪善，可见对伪君子说来，有钱和敢于痛斥伪善并无等号关系。”
李敖认为人生最大的目标是找出真理并勇于维护它，在维护过程中，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
李敖和胡茵梦结婚的当天晚上，刚睡下不久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吵醒，李敖一看已经深夜三点钟了。
李敖拿起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林导播，我现在要胡茵梦听电话。”
李敖说：“现在已经是夜里三点钟了。”
第三章 一个火首，一个放火者，一个煽动者我的屁股都引以为耻（2）
那男人说：“没错，我知道是夜里三点，你叫不叫胡茵梦来听？”
李敖没有理会他。
对方说：“她如果不来听，我明天就公布她和我在床上的照片。”
李敖毫不慌张地说：“林导播，胡茵梦在跟我结婚前，就开过一张名单给我，名单里面没有你呀，可见你是冒充的，如果你有照片，那你公布好了。”
李敖一生也曾遭人辱骂为猪。可是李敖在《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说明：“我在上海，因为是外地人，知道外地人常常被本地人呼为‘猪猡’；我在台湾，因为是外省人，知道外省人常常被本地人呼为‘猪’；几十年后，且进而演变成‘中国猪’，不但猪，且有国籍矣。其实这算什么，有一种猪叫‘波兰中国’，在美国培养成功，身兼二国之名，只是‘中国猪’又算老几呢？”
李敖以猪自喻，不无自嘲色彩，然而果真猪如李敖者，那真是猪猡纪的大幸。
李敖后来又说：“以上所写猪锣纪，多下笔在‘中国猪’身上，而少落墨在台湾人身上，为什么？因为，台湾人悉为‘中国猪’几十年教化的产品，为猪子猪孙，其猪性不足深论，论猪性，擒贼擒王擒到那票坏的外省人身上，即知源头活水、即可了然，故对台湾人属性，我点到为止。”
李敖特立独行，口诛笔伐，喜笑怒骂，无所不用。他自诩“人胜于口，口胜于笔”。思维敏捷，出手有力，幽默风趣正是这位“天才老妖怪”的个性特质，无人能及。
喜笑怒骂的李敖是很少给人鼓掌的。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很少给人掌声或鼓励？”
李敖说：“我简直不敢为别人说了一句高明的话而鼓掌，因为我刚要鼓掌或刚鼓完了掌，他下一句就常常冒出来混话！我不但不想鼓掌，并且想打他嘴巴子了，这就是我的悲哀。我的手在家要写文章，出门去要打人嘴巴子，你说我多忙！思想起来，真是‘却笑英雄有好手，一江春水走曹瞒’了！”
李敖在《文星》杂志发表著名的《老年人和棒子》一文中说到梁实秋：“老朽昏聩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的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
李敖和梁实秋之间的过节发生在1966年。当时台湾当局大规模地查禁李敖的作品。同时，由于胡秋原、徐高阮的陷害，李敖被警备总部约谈，当局俨然把李敖当成一个十足的“匪谍”了，大有置于其死地而后快的意思。
文星被封杀后，《纽约时报》请李敖写新闻稿，李敖需要一位出色的英译者，李敖便和同道萧孟能去找梁实秋帮助，谈了两个小时，梁实秋还是表示为难。
李敖当时就说：“梁实秋是个明哲保身的人，在台湾是个乖得要死的人，他是被国民党整怕了。”
李敖认识梁实秋是在他发表《老年人与棒子》一文之后，他们聊了好多次，“证实他那篇文章的论断正确的”。梁实秋在1929年与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论集》，靠着胡适发表了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后来又以民社党党员身份对国民党不无失敬之处，后来到了台湾，做起事来谨小慎微，不敢造次。
梁实秋虽然在台湾安分守己却也被国民党猜疑过，有一次梁实秋告诉李敖，他家曾被特务搜查过一次，理由是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梁实秋偷了，梁实秋说，我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可是特务拿出一张平面图，对梁实秋说，没弄错，就是你家。可他们到处翻箱倒柜，却什么也没搜到。为此梁实秋写信给吴国桢抗议，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李敖对梁实秋说，国民党对你这番戏弄无非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在查他跟民社党的关系，第二个目的在警告他要识相。要知道在台湾，知识分子里有头有脸而非国民党如梁实秋者毕竟不多啊。
梁实秋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