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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11节 解不开的处女情结
沈小眉的两个弟弟妹妹从北京回武汉探视老爸后，因为在学校请的事假很快到期了，只得又匆匆忙忙赶回去。事实上，他们留在这里守着昏迷的老爸，除了徒增悲伤外，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偌大的沈家花园里又只剩下沈小眉一个人，我把她送到楼下，正要倒车离去，她却又一把拉开车门坐到副驾驶的座位上，侧着头问我，声音低得像蚊子叫，姚哥，你今晚别走好不好，我害怕。
我有些惊讶，望着她，故意眨巴着眼睛说，这不好吧，孤男寡女的在一起，你不怕贞节不保？
沈小眉在我胳膊上狠狠地揪了一下，说，姚哥，你好歪哦，你想哪里去了嘛，我们只聊天，又不干别的。
那晚我们熄了灯，在二楼一间黑暗的卧室里聊天，那是沈小眉同志的闺房。她钻进被窝里，头偏向我，我则穿着她老爸宽大的睡衣躺在沙发上，身上盖着薄薄的毯子。
我们聊小时候的事情，聊长大成人的困惑。这是我第一次和一个美女在熄了灯的房间里进行语言交流而不是身体交流。后来我们聊着聊着就讲起了鬼故事。
我说高中有段时间，我经常在半夜听见我住的那幢阁楼的楼梯上传来“笃笃笃”的脚步声，但起床去看，却发现什么人都没有。有一天睡觉前，我把一层粉笔灰均匀地撒在楼梯上。半夜里，我又被那种脚步声惊醒了，于是打着手电筒去看，我果然在粉笔灰上发现了两个绣花鞋印。
我知道遇到鬼了，但我那时一点都不害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人谈起鬼就吓得面容失色，我却毫不畏惧，只是觉得很好奇。第二天一大早，我把在粉笔灰上发现鞋印子的事情告诉了爸妈，他们根本不相信，我拉他们过去看，结果我奇怪地看见粉笔灰上又什么都没有。
老爸说我是学习太紧张了，产生了幻觉，可我明明记得自己是看见过那两个鞋印子的，当时我还用尺量了一下，标准的三寸金莲。
说到这里，二楼窗户外面突然响起一阵异样的声音，好象有什么东西从紧邻着卧室窗台的一棵银杏树上飞起。沈小眉还沉浸在鬼故事的恐怖氛围中，窗外的声音吓得她尖叫起来，整个人缩到了被窝里，连头都看不到。我倒不是怕鬼，却被沈小眉这种毛骨悚然的惨叫吓了一大跳。
我从沙发上跃起来，打开窗子，看见一条黑黝黝的影子从银杏树上飞快地溜下，在惨淡的月光下，我终于看清了那是一只野猫，亮着两只绿莹莹的眼睛。我估计它可能是想爬上树去觅食，结果惊动了那些喜鹊。
这棵银杏树上有一个喜鹊巢，每天上面都有七八只喜鹊唧唧喳喳的，像开董事会，吵得蛮烦躁。沈小眉好几次想把鸟巢捅掉，但她老爸说喜鹊是吉祥鸟，万万赶不得。
关严窗户，说明真相，我要沈小眉别怕，说那不过是动物界一场弱肉强食的战争，现在已经恢复和平了。沈小眉这才从被窝里钻出来，颤颤抖抖露出半个脑袋。
我说，小眉，别瞎折腾了，自己吓自己，睡吧睡吧，我也困了。沈小眉不依，她娇嗔着说，姚哥，你再陪我说会话嘛，我现在睡不着。
我问她，有什么好说的嘛，说来说去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破事。但沈小眉不依不饶，继续问，姚哥，你想找个什么样的老婆啊？
我打着呵欠说我没有什么标准，只要，只要是个女的就行。我本来说只要是蹲着撒尿的就行，但想想这句话太不文雅，就临到嘴边又硬生生地改了过来。
那你的要求好低哟，你就这么没有品位呀？沈小眉有点鄙夷。
还有一条，她必须是个处女。我说。
姚哥，看不出来你这个花花公子还有处女情结。沈小眉惊讶地说。
我读大学的时候常常给沈小眉写信，告诉她我跟哪个女孩子又好上了，跟哪个女孩子又吹了，所以她总斥责我是淫蜂浪蝶，下辈子老天一定会惩罚我做太监。
也许是骨子里还残存着少年时期的一缕英雄主义，我有着解不开的处女情结。我可以自己放荡不羁，却无法容忍跟自己结婚的女孩曾经委身于他人，尽管她的这种失身远在认识我之前，我都觉得对我的爱情是一种亵渎和伤害。然而，如果只是跟我逢场作戏的女孩，我是不会介意她跟哪个男人上过床的，在我的逻辑中，女人跟男人上过一次床跟上过一千次床没有本质区别。每一次给一个刚认识的女孩宽衣解带前，我都会婉转地问她是不是第一次，如果是，我就会装作肚子痛跑到洗手间里靠自慰宣泄欲火，然后回来无比清纯地对她说，我们还是不要这样吧，你如此纯洁无瑕，我不想伤害你。你的第一次应该留给你未来的老公。很多时候，女孩会被我这种伪装的清纯感动得泪光盈盈。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忍下毒手，是因为我不愿承受那一抹桃红带给我心灵的重负。
朦朦胧胧中，沈小眉好象还在对我说些什么，但困意已使我听不清楚了……
第一部分第12节 “做爱”这个词
除了周建新，我一直没跟别人主动说起我有女朋友，跟沈小眉也没有提起过，后来是被她偶然抓住证据，并且在她的严刑逼供下才吞吞吐吐地承认的。我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暗藏祸心，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的美女宣布我是名副其实的光棍，有自由恋爱的神圣权利，一方面是不想在此女人面前提起彼女人，女人都是喜欢吃醋的动物，如果知道接近她的男人心已有所属，裤腰带自然会拴得牢一点，至少脱起裤子来不会那么利索。
跟我勾搭的女朋友叫林雅茹，22岁，在武汉这座并不盛产佳丽的城市里，她的漂亮绝对属于半年一遇的级别。她在武汉音乐学院深造过，成绩优异，遗憾的是却没拿到毕业证，在大三上学期就辍学了。她辍学的原因，据她说是因为老爸老妈双双下岗，不久她老爸又患了肾衰竭。家里再也供不起她读书，那点可怜的低保还不够她老爸看病的，为了维持这个家庭，她只得辍学，白天给一些中小学生做家教，晚上则去吉庆街和夜总会等场所卖艺。
2002年6月初的一个傍晚，采访回来路过汉阳归元寺，一个在寺院外面摆地摊的算命先生硬要扯住我看手相，说我面冒红光，印堂发亮，最近必有喜事。我听了一高兴就甩给他一张50元的大钞。但后来我才发现，如今的算命先生可真是与时俱进，都会玩幽默了。
那段时间，我既掉了手机又丢了钱包，违规停车被交警罚款，采访的一篇稿子还惹来了一场官司，好不容易勾搭上了一个漂亮女网友，结果准备接吻的时候发现她有口臭，他妈的要多霉就有多霉。
日子过得如此郁闷，我很想出去找点乐子。晚饭后打电话给周建新，问他去不去积玉桥附近的“博强”夜总会看演出。他说我不愿意去那种声色犬马、藏污纳垢的地方过资产阶级生活，要堕落你自己一个人去堕落，不要腐蚀伟大的无产阶级。
我听了一时无名火起，我说周建新你他妈的装什么清高，你大学的时候偷偷躲在寝室里看黄色影碟你当我不知道？你今晚要是不出来，我们就枉为同学一场。说完，我挂断了电话。
还没把手机放进兜里，周建新就打电话过来，姚哥，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你别生气，我刚才只是开开玩笑，你怎么就当真了？这样吧，你晚上在“博强”门口等我。
周建新是我大学同寝室的兄弟，一副孔乙己的派头，满口仁义道德理想抱负，跟女孩子说话都脸红。对我们平常谈论男女之事颇为不屑，大有出污泥而不染的风骨。那时候，我们寝室有个公子哥儿，家底丰厚，他是我们全系第一个把私人电脑搬到寝室里来的。每当我们围在电脑前两眼放着绿光看A片时，周建新常常摇头作痛心疾首状，说你们都是社会主义的天之骄子，国家栋梁，怎么能这样自甘堕落呢。
可有一天课间休息时分，我跑回去拿遗忘在寝室的课本时，却发现周建新装病没去上课，正躲在那里津津有味地看A片。被我窥破秘密后，周建新面红耳赤地求我，姚哥，看在上下铺的份上，你千万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这个星期我天天请你下馆子！结果那个星期，我吃得油嘴滑亮，足足长了5斤肉。
毕业后，周建新依靠在市委当领导的老爸的关系，在市宣传部谋了份轻松的差事，专门炮制一些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文章，他总说我过的是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跟他有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无法逾越的政治鸿沟。
演出9点开始，我8点半就赶到了“博强”门口，这个夜总会的名字充满了性暗示：勃起，强壮，典型的猛男本色。
看看时间还早，我摸出一包精品黄鹤楼，抽出一支烟叼上，一边靠在切诺基的前门上吞云吐雾，一边斜着眼打量在夜总会里进进出出的红男绿女，猜测哪些是跑出来偷腥的奸夫淫妇。据说在夜总会里鬼混的男女，至少有一半是拐带着别人的老公或老婆。
9点整的时候，我正要骂娘，周建新鬼一样地出现了，他西装革履，头发抹得油光滑亮，一根色彩斑斓的领带勒在脖子上，像条剧毒的眼镜蛇。
我笑着说你他妈的怎么打扮得像个嫖客。
周建新一听，立即涨红了脸，他小声地对我说，姚哥，你说话别这么刻薄好不好，要是被哪个熟人听见了，还真以为我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情。
这小子，总是这么死要面子，酸气十足，对一些特殊词汇格外敏感。我记得大学期间，我们几个室友在卧谈会上讨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那回事，周建新就认为“做爱”这词很不悦耳，他说那种熄了灯才可以偷偷摸摸做的龌龊事怎么能叫“爱”呢？爱是精神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