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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你说吧。”卫红望着我。
“第一个问题是，我发现你在谈话中谈了很多你的苦衷，还没有听你怎么讲志刚有什么苦衷。当然，我理解志刚近来的变化令你很失望，但我想志刚的变化也是有着深刻原因的。你说呢？”
“志刚当然也感觉很苦。他为了我不异蒙骗家人，牺牲了在国内的事业发展，眼下又在打工受苦。我从来没有说志刚不能吃苦，我只是说，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不能更坚强一些，像个男子汉那样，去承受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和磨难，况且我们的生活不可能总是这个样子吧。”卫红说。
“卫红，现在我们是在谈志刚的感觉，怎么又说回你的感觉了？”我插嘴说。
卫红皱了下眉头说：“嗯，反正志刚的感觉也很苦，我也说清。”
“你与志刚是夫妻，每天都在一起，怎么可能说不清志刚的感觉呢？”我又问。
“我就是讲不清嘛，而且我现在跟志刚在一起，都不怎么说话啦，要想听，你去直接问志刚好了。”卫红不耐烦地说。
“卫红，你不能说清志刚的感觉，你不觉得这很说明问题吗？”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你们之间缺乏沟通，说明你不够理解志刚。”
“我怎么不理解志刚，不理解他，我怎么会与他结婚？”
“那你又怎么解释你们现在面临的婚姻危机呢？”
“怎么解释？是志刚变了，他变得俗气了，狭隘了，不像以前那样能理解人，也不像以前那么有闯劲儿了。”
“所以你觉得是志刚的变化造成了你们之间的婚姻危机，是吗？”
“至少大部分是这样吧。”
“那你呢？你觉得你的变化占多少比重？”
“我变了什么，我变来变去不就是为了多读几年书，这又有什么不妥的？”
“问题就在这里了。你瞧，你总是在强调自己出来读书是无可非议。从你在国内背着志刚联系出国留学，到拿到硕士学位后来哈佛读博士，再到现在让志刚出来陪读，你始终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无可非议的，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你感觉是志刚影响了你的学业，拖了你的后腿。你不觉得你在这事儿上想自己太多，想对方太少了吗？”
我终于说出了我一直想说的话。
卫红迟疑了一下反问我：“噢，照你这么说，难道我立即从哈佛退学，随志刚回国经商去，就是想对方多，想自己少了吗？难道我结了婚，就不可以替自己着想了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感到，你与志刚之间缺乏沟通，在某些重大事情的决策上，你采取了先斩后奏的做法，这样势必影响你与志刚的感情。你觉得呢？”我又问卫红。
“我承认我在出来留学和来哈佛读博士这两件事上，是先斩后奏了。但我不那么做能出得来吗？特别是从国内出来那次，如果我听从了志刚的劝告，等候国内的公派机会，恐怕现在不在排队呢。”
“可惜，你并没有坦诚地与志刚讲明这一切呀，而是采取了以既成事实的方法来逼志刚接受你的打算，你不觉得这么做有问题吗？”
“可我这是为了读书呀，又不是为了什和别的事儿。”卫红不甘地申诉说。
“但在夫妻关系上，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反问。
卫红不再说话，眼睛斜望着地毯，过了很长时间才开口说：“你是说，如果我与志刚早讲明这一切，志刚或许会支持我的？”
“你说呢？”我再问卫红。
接着，我又提示她说：“我相信志刚也一定是很出色的。不然，你不会选择他做丈夫的，是吧？而现在，你们已变得形同路人，难道这都是因为志刚不够理解你吗？“
听了我的话，卫红说：“志刚近来总是说我太自私了，难道我真的这么自私吗？“
“你好好想一想，不过我想，志刚说这话，不会是一点根据都不有的吧？“我评论说。
这时候，我们会面的时间又到了，我起身送卫红出门。望着她一脸沉思的样子，我知道我的话她是听进去了。
如果就这么分手，我感到真的欠他很多。
过了3天，卫红依约再来见我。
她一坐定就告诉我，那天与我会面后，她试着与志刚认真地谈了两次话，谈到了他们两人自从卫红出国以来产生的所有冲突。她首次向志刚承认，自己在留学的事情上想自己太多，想志刚太少。志刚也为自己来波士顿以后给她带来了许多的干扰而抱歉。但对于未来的安排，志刚还是坚持要回国发展，他不愿再这样在美国混下去，而且他也不主张卫红为了他牺牲在哈佛的学业。所以志刚打算尽早回国去，至于以后的事情，只有听天由命了。卫红感觉到这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却也无可奈何。
“你对这次谈话感觉怎样？“我问卫红。
“我觉得我们终于又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了，我们好久没有这样谈话了。我感到既高兴，又悲哀。”
“噢，请你讲得具体些。”我很高兴卫红能与志刚沟通了。
“高兴的是，我又可以跟志刚开诚布公地沟通思想了，我终于看到志刚原来的样子了。我也感到我们彼此还是深爱着对方的。所以，我感谢你在上次谈话中那样尖锐地指出我的问题。”
我点点头，示意她讲下去。
“但伤心的是，我和志刚都明显感觉在失去对方，因为我们不再有共同语言，也不再有共同的梦想，有的只是共同的回忆，共同的无奈。”
说到这里，她抬起头来，凝视着前方，接着说：“你这幅画儿挺有意思的啊，挂在这儿倒是挺合适的。”
“合适在哪里？”我问。
“合适在——，哎，每个人的婚姻要总是像这幅画中的两只小鸟那样投机，那样悠闲自在就好了。我不知道我们俩还会不会回到以前那样，像这两只小鸟似的。”
“是啊，这真是很难说的事。”
卫红转过脸说：“我真是感到我与志刚缘分尽了，真的。”
“所以呢？”我问。
“所以志刚要是坚持回国去，我就不再阻拦他了。我会竭力帮助他准备好回国发展所需要的东西，我希望看到他重新振奋起来，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是的。”我点点头。
随后卫红又说：“但我真是舍不得志刚就这样退出我的生活。今生今世，我就爱过志刚一个人，如果真的与他分手，我想我是不会再爱上另外一个人了，真的。”
过了一阵子，我问卫红：“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我只能跟着感觉走了。也许我从哈佛毕业后会回国工作的，但我不知道到那时，我和志刚是不是还能接受彼此。”
“那你有没有与志刚谈过你这些想法？”我又问。
“谈过，他只是说，他已经为我牺牲得够多的了，他也不想让我为他去牺牲什么，所以只以各行其道了。”
“那你怎么看？”我再问。
“我也说不清，我什和都不想失去。如果就这样与志刚分手，我感到真的欠他很多。”
显然，卫红已经意识到我前面观察出她的第一个问题，即她的自我中心给志刚带来了不少的伤害。由于她主动向志刚表示了歉意，志刚也转变了往日的粗暴态度。这使得他们两个人沟通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对于将来的发展，他们仍难以取得一致的见解。所以此时，我要帮助卫红的，就是让她能主动承担责任，而不再回避问题，以助她克服依赖他人的心理，这正是我要与她谈的第二个问题。
想到这里，我对卫红说：“上次与你会面，我说要和你讨论两个问题。你还记得吗？”
“记得呵，实际上我们上次会面只讨论了一个问题，那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卫红问我。
“那就是，我发现你在谈话中，批评志刚在困难面前不够有勇气面对现实，却没有怎么谈到你自己有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
“你具体指什么？”
“我是指你在看待你们当前的婚姻危机时，显得很有些患得患失的，好像在等待志刚拿主意。”
“怎么患得患失的？”
“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和志刚都在感觉到在失去对方，你们已不再有共同语言和梦想了，有的只是对往事的回忆。但我看不出你下一步要采取什么具体行动。包括来这里咨询，你好像也是在期望别人能给你个什么现成的答案。但我不能这么做，我能做的，就是与你一起找出这个答案。”
“是啊，”卫红沉吟了一下，接着说，“我和志刚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现在还深爱着对方，要我们就这么分手，我是不能接受的，我怎么能不患得患失呐。”
“所以你还是在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别人或时间来替你做主。”
“这——我倒想问你，你要是我的话，碰着这么大的难事儿，你该怎么办呵？”
“我想我会像你一样感到十分为难的，但有一点我会是很清楚的，就是无论最后结局是和是散，这都不可能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一时间，我们两个都没有再说话。我想让她有片刻的思考。
经过一段沉默后，卫红开口说：“我知道你一直想让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其实我也不是那种患得患失的人，但对于我和志刚的这段婚姻，我总希望会有什么其他出路。”
“噢，什么出路呢？”
“比如说，我将来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教书，而志刚能代表国内的一家什么外贸公司长驻美国，那样我们不就还会在一起嘛。”
“那你有没有与志刚谈过这个想法？”
“谈过了，但志刚认为这不现实。”
“他怎么说的？”
“他说，要么就老老实实在国内呆着，要么就想方设法在美国呆下去，不可能夹在中间过日子，做一辈子夹缝人，那样会活得更累的。”
“那你怎么看志刚说的话？”
“嗯，志刚说得是有道理，人是不可能既做美国人又做中国人那么两全其美的。但人总可以尽量扬长避短，找到最佳的生活方式吧。”
“那么你认为，何以为长，何以为短呢？”
“这为长嘛，人可以脚踏两只船，并收中美文化，广增见识，开阔视野。连志刚自己也都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