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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那位刚才备受众人喜欢的女孩子忽然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拿起另一只话筒与慕贤一起唱起来。见此情景，我立即使劲儿鼓起掌来，我的鼓掌也带动了其他人一同鼓掌。结果，我们是在鼓掌打拍子中，伴随慕贤与那个女孩子一同唱完《十五的月亮》的。
之后，我激动地冲过去，握住那个女孩的手说：“真感谢你出来支持我的朋友，他是第一次出来参加这类活动。”
“所以他更需要众人的捧场啦，”那女孩子嫣然一笑，然后又握了握慕贤的手，对他说：“希望你以后还能大胆地站出来唱歌。”慕贤只是木然地道了声谢谢，随口说：“你长得真像我姐姐哎。”
那女孩子走后，我问慕贤感觉如何。他回答说，要不是那个女孩上来帮忙，他也许真的唱不下去了。我告诉他，重要的不在于他能否唱完这首歌，而在于他有勇气站出来唱歌这个事实。
在这点上，他比我要勇敢得多。
听到我的鼓励之词，慕贤咧着嘴笑了。他笑的样子与他父亲一模一样，只是脸上没有那么多的皱纹。
后来，我把这一情形打电话告诉了慕贤父亲，话筒里传来他爽朗的笑声。我可以想象他比刻咧着嘴笑的样子，我也可以体会到他此刻的雀跃心情。
慕贤能主动站出来唱卡拉OK啦，这在半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慕贤，你现在好吗？
过了新年，慕贤终于注册上学了，这是全家人的大喜日子。
虽然最初入学时，慕贤曾遇到很大的困难，但在全家的通力支持之下，慕贤终于挺了过来，并在第一学期末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绩。
从此，学校生活成了慕贤的主要生活，学校的事件也成了慕贤的主要话题。更有趣的是，慕贤居然还开始约会女孩子了，虽然他还未能交到一固定的女友，但他仍在努力当中。
有时候，慕贤父母会打趣地问他约会的情况怎么样了，慕贤会说：“这——这是我自己的事儿，现——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
慕贤父母便知趣地不再探问，心里却感觉美滋滋的。
慕贤终于开始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尽管他比一般人迟缓行动了10多年，但他毕竟还是开始行动了。
慕贤父亲一次笑着对我说：“兴许，这辈子我还抱上孙子呐。一年前，我是根本不敢想象这一切的。”
当然，慕贤的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还有很大距离。他的心理障碍也很难要除。但他毕竟开始突破自我层层的心理障碍，去拥抱这个曾令他恐惧不已的世界！
随着慕贤情况的不断好转，我也渐渐淡出了慕贤的生活。我从哈佛大学毕业，应聘来香港工作前，他们全家人在唐人街最有名的中餐馆“会宾楼”为我饯行。
席间，慕贤不断谈论着他新结交的朋友，包括他几次短暂的浪漫史。他用英语自嘲说：“那些女孩子都说我这个人看上去挺深沉的，但其实我是个很天真的人。”
说得我们大家都笑了。
慕贤近而立之年才开始融入人群，不能不令人感到凄凉和惋惜。然而，三十岁之龄，对人生一世的路途来讲，尚不算迟。
看着慕贤现在的样子，我和他家人的感觉可用四个 字来概括——悲喜交集。他父母那天发自内心的笑，也是我终生难忘的。
慕贤父亲后来写信告诉我，慕贤已经转到了麻州大学去继续学业。麻州大学可是全美知名的州立大学啊。
慕贤，你现在好吗？
个案分析
慕贤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慕贤患的是典型的“分裂型人格障碍”。
它始于“文革”期间所受的精神刺激，加重于后来的疏于治疗。
慕贤的人格障碍，可以说他对“文革”期间所经受精神刺激的一种防卫方式。他把自己封锁在自我的世界当中，不在乎外界所发生的事情，也不理会外人怎样看待他，所以他已习惯了这种自我中心和自闭的生活方式。
对于慕贤的人格障碍，虽然他父母带他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的精神科，但由于他问题的本质是心理障碍，而非精神失常，慕贤始终没有能得到及时、对症的治疗，这是悲剧中的悲剧。
对于人生，慕贤似乎永远处于一种半醒半醉的状态，这使他在人际交往中可以随进随退。当他进时，他可以表现得像个大人；而当他退时，他可以表现得像个孩子。
这就是慕贤人格障碍的本质。
慕贤父母爱护孩子中有什么失误？
其实，每个患有心理障碍与疾病之人的痛苦，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全家的。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的开场白是：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这里套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心理健康的人总是幸福的，心理不健康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通过与慕贤父母的接触，我深深感受到他们为爱护孩子所操的心，费的神。可是他们不明白：他们不能再把慕贤留在家中过孤独的日子了。那样，与其说是在保护慕贤，还不如说是误了慕贤。
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在悲叹慕贤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可他们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的过分保护，才使慕贤迈不出家门。他们不明白，慕贤的康复需要从走出家门开始。而我对慕贤的最有力帮助，就在于帮他尽早地融入社会的洪流中去，成为大众的一份子。
虽然开始这样做，对慕贤及其家庭都有很大难度，但我还是想方设法帮助慕贤迈出了第一步。这对于一个“闭关锁门”近20年的人来讲，该是多么的不易啊！
慕贤还是成功地迈出了这一步。
为了帮助慕贤，我不知给他讲授了多少人际交往的要领。对于他的转变，有时候我讲的一句话，可以顶他父母讲的十句话。这并不说明我就比他们聪明，而只说明我比他们更清楚怎样帮助慕贤。
慕贤父母在困惑与焦虑中扎了许多年，对慕贤的变态表现已变得麻木不仁了。他们不知为慕贤付出了多少牺牲，也不知为他暗地里流了多少眼泪，可惜他们的爱，没有完全用在点子上。
他们过分保护孩子，殊不知，这反加重了慕贤的自我封闭。
爱护孩子是否得法，对孩子的人格成长有非同小可的影响。
我对慕贤的康复起了什么作用？
按照我在哈佛大学所接受的训练，我是不接手心理治疗个案的。但慕贤是个例外，一是由于受朋友之托；二是已经有人在给他做心理治疗。所以，我可以在旁边敲敲边鼓，帮助慕贤康复。事实上，我所帮助慕贤的方面，就在于帮他一步步地克服与人交往的胆怯，学会与人交往的本领。
正因为慕贤不是我直接的来询者，所以我可以像朋友，而不是像心理咨询人员那样与他交往。我可以直截了当地批评他，指教他。我对他来讲，似父似兄，亦师亦友，这都是为了推动他更快地摆脱孩子气，向成人的世界迈进。
比起前面记述的所有个案，慕贤的情况有两个本质不同：一条是他问题的核心不在认识上而在行为上；另一条是在他的康复过程中，我也调动了他父母的积极性。
头一条，对于慕贤，我不能像以往那样，用咨询室里那种一对一的面谈方式来帮助他。但我仍可以用同感，宣泄等咨询技巧来与他沟通。比如，最初在他家见面，聊天，听他讲他自己的趣事，跟他一起看他喜欢的杂志以及后来和他通电话等等，都是在沟通中与他建立同感，听他讲述交往中的喜怒哀乐，宣泄其忧愁烦恼。
由于慕贤的问题不是一般认识上的偏颇，他不需要我去帮他调整认识方法，而需要我帮助他通过一个个生活事件的具体体验，来掌握人际交往要领，这样才会对他的康复产生直接的效果。
这即是我为什么把帮助他的重点放在具体行动上。
比如，我与慕贤电话交谈，时常提醒他注意打电话的时间是否合适，对方是否有空与他长聊，尽可能说完一件事再换话题。我也向他了解，近来见了什么人，遇到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打算，并对慕贤在人际交往中的每个进步予以及时的肯定。我还鼓励他多与人交往，多外出参加群体活动，尤其是那次邀请他一起去参加哈佛大学联欢会的经历，更具体地增加了他与人交往的成功体验。
这些体验都有效地强化了慕贤业有起色的交往能力，使他感受到与人交往的快乐，从而获得不同成功的经验的体验。换言之，在协助慕贤克服其人格障碍的过程，我基本上采用了“行为疗法”。“行为疗法”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创立的。
我帮助慕贤调整社交中的孩子式的行为表现，帮助他学习用成人的方式与人交往。
另一条，在帮助慕贤走出自我封闭的过程中，我还积极配合了他父母的努力，使他们明确怎样帮助慕贤才最为合适。特别是在慕贤上社区大学这件事情上，我跟慕贤父母同心协力，为慕贤的生活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不光使慕贤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也使其父母对孩子的关爱有了新的认识和目标。
这不仅是心理咨询的需要，更是人性的呼唤，人性的体现。
慕贤出来唱卡拉OK对其康复有何意义？
在慕贤的转变中，他参加哈佛大学的除夕晚会，特别是出来唱歌之举，极具康复意义。
他那天与众人交往，从跟大家打招呼，到与人自如地聊天，到最后出来唱歌，他完全感觉自己是个常人了。这使他的自卑降到了最低点，也使他的自信长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后来，他开口唱歌时，曾一度受到众人的耻笑，幸好那个深受众人欢迎的业余歌手挺身而出，为他补了场，使他在众人的掌声中结束了他的演唱。
这段经历对于他康复早年的心灵创伤，极具象征意义。
因为他实际上是在重新体验早年的受辱经历。所不同的是，这次周围的人很快由耻笑他变为鼓励他，使他尝到了早年受辱时未曾得到的温暖。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万分感谢那个女孩子。
她做到了我想做却无法做到的事，就是在慕贤感到最自卑的时刻，给他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