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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强烈地憎恶侵略者和为虎作伥的汉奸。就敌方说，侵略者已被战败，事
过境迁，应负罪责的战犯也大都死去，后来的一代只要能记住历史，表示友
好，自可“一笑泯恩仇”。但对那些十恶不赦的战犯们，即使已死，仍是不
可饶恕，要永远痛恨下去的。如果不知仇恨，那中国人就是亡国奴的胚子了。
同样，对于汉奸这样的民族败类，即使已经死去，想起当年他们在民族
灾难中甘充敌寇爪牙，想起中国人所身受的苦难，也绝不能饶恕，除非有人
丧尽了中国人的天良，才会在如此忠邪正逆的关键问题上处之淡然。
我们要学历史做什么？要讲爱国主义做什么？最紧要的就是为了要使人
们知道这点民族大义。因为未尝亲身经历过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的人，对这
种苦难和仇恨是没有切肤之痛的。全仗一代一代的人将血淋淋的事实真相告
诉他们，传递下去，使异民族的敌人和民族内部的叛徒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人人痛恨而鄙视之。
《公羊传·庄四年》有言：“九世犹可复仇乎？虽百世可也。”这是古
人的敌忾之情，所谓“《春秋》九世复仇之义”，这当然办不大到，也不必
如此，但永记敌人和叛徒的罪恶的精神却很可取，于砥砺民族正气有助。
近年来刮起了一小股美化民族叛徒的翻案风，近至周作人，远至洪承
畴，都在被洗雪乃至于歌赞之列。干这些事的人的用心虽不可究，但中国人
民对此是该警惕的。不管说客们有多少道理，有多少深奥的辩饰，剥去花花
绿绿的包装，其核心是四个字：认贼作父。
1996 年6 月
愚昧是灾星
牧惠新出的杂文集《说牛头论马嘴》中，收有《从义和团到“文革”》
一文。文章开头先引了唐韧的一篇短文的第一段，全文共两行，照录如下：
“——第二次‘文革’什么时候来？
——第一次‘文革’被遗忘的时候。”
牧惠评曰：“此话很对，但又不全对。”接着以有书为证法引录了《清
代野史》中所记述的关于义和团的大量愚昧、疯狂、凶残的事例，和“文革”
对照如出一辙，证明1900 年的历史至1966 年可以变相重演。牧惠的意思是，
隔了两个世代多，义和团的历史久已淡忘，即使这段历史还能记住，但那愚
昧、疯狂、凶残的具体作为，未曾亲历的人当已淡忘，可是有人会利用义和
团“扶清灭洋”的盲目的爱国主义，装扮为“防修反修”的楷模，而且只取
其愚昧、疯狂、凶残的一面，煽惑人胡作非为。文中举出江青把《红灯照》
义和团故事编成戏剧示范，“捧为最革命的榜样”。牧惠的结论说：“第二
次‘文革’可以来于第一次‘文革’开始被遗忘的时候，也可以来于另一次
‘文革’变成‘反修防修’楷模的时候。”
我无意评论唐韧和牧惠两家的意见谁更中肯，只想从“文革”和义和团
的可比性说点私见。两者的可比性在乎其行为的愚昧、疯狂、凶残之相同。
但如进一步追究，则凶残由于疯狂，而疯狂的根子是愚昧。凡人愚昧了，失
去正常的理性了，便什么禽兽般的事都干得出来。“文革”如此，义和团如
此；援以近事，则西方的圣殿军，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也莫不如此。用个人
迷信、造神运动把人训练得愚昧了，才能疯狂、凶残，造成灾难。恩格斯说
“愚昧是灾星”，此之谓也。
1996 年7 月
讲政治
“干部要讲政治”是大好事。如果干部讲政治，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
则自律，就不会出现王宝森、陈希同、铁英那样的大大小小的腐败现象的泛
滥；政肃法峻，官场、商场、文场以及社会各领域的罪恶弊害就容易收拾；
社会转轨时期的诸种不稳定因素可以压缩到最低限度；道德风尚便能不变。
讲政治就要讲真话。十一届三中全会由小平同志主持的拨乱反正给中国
人民的最大德政，是解除了人讲真话就会带来的不安全感。我们这一代从记
事起，就面临国民党统治时期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建国后前三十年又笼罩
着不说谎就要惹麻烦的不安全感。人们记得而且心有余悸的是，那时人人互
斗、打小报告、作窃听机器、作伪证、卖友求荣、群起而颠倒黑白、指鹿为
马等，人人自危，人与人之间须设防，提心吊胆地怕说错一句话或根本没有
说错就被人夸大、曲解、上纲而成了罪证。谁不满于某一宗细小的社会消极
现象，就被视为攻击社会主义；谁议及某一个别党员就被视作反党；帽子满
天飞、辫子任意抓。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训练得人人必须讲假话才能过日子。
人人不敢露真情，抒实感，连宗臣元戎彭大将军，也因讲真话落得悲惨的下
场。芸芸众生，抑可知矣。
《易》曰“履霜坚冰至”。积势非一日，于是爆发了三十年前的“文革”
大灾难。以至今日社会上的各种弊端，如以权谋私，欺诈蒙骗，帮伙作恶，
赌博迷信，拐卖妇女等等坏事，追根溯源都可以追到“文革”的无法无天时
期，堤防溃决，明涛潜流加上继起的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秩序未稳的新纰漏，
要整饬和理顺自然更为吃力，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现在人们可以放心，总不会因发点议论乃至发点牢骚就被“追查动机”、
“挖反动根源”了；不会再因表示不相信亩产粮食几万斤的弥天大谎而被责
为“破坏大跃进”或“秋后算账派”什么的了；不会再因不愿附和颠倒是非
的种种，连保持沉默的权利也被剥夺，要被视为心怀鬼胎或居心叵测的异端
了。。纵向对比一下，我们现在是该心满意足，我们珍惜这一前所未有的政
治局面。
这种政治局面是和社会气氛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图配
套的。十多年国内的腾飞正是有赖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全民参与。维护和改进
这一可贵的局面，应该是干部讲政治的要着。亿万人民将馨香祝祷之。
1996 年8 月
要重视反面教材
从孔夫子到毛泽东，都提倡既向好榜样也向坏榜样汲取经验教训。孔子
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毛泽东重视榜样的力量，也不轻
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里甚至说：“失败的战例比胜
利的战例更为有益。”
但现状是，在肃政倡廉的宣传中，对好人好事的表扬很多很细，很有声
势，比如大张旗鼓树为英模，属于全国性领导干部中的英雄人物，60 年代有
焦裕禄，近来有孔繁森，对他们的事迹详细地晓喻周知，供干部对照学习，
这很好。可是对反面教员，往往不很注意发挥其教育警惕的作用。例如，最
近报道的原山东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副书记孙庆祥、市委秘书长卢胶青、
副市长孔利民、公安局长李惠民、泰山石化公司总经理徐洪波等一案，看上
去竟是一个黑窝，全副班子都烂掉了。这些坏货究竟是怎么堕落的？组织的
和个人的毛病在哪里？通过他们的典型事例，仔细地解剖一下麻雀，对全国
各地各级的干部该有不少的教训可以汲取、不少弊害可以防范、不少潜在的
危机可以举一反三地警惕的吧！利用这样现成的材料教育广大干部，也不失
为“坏事变成好事”吧！
如果说北京王宝森案牵涉甚广，也是一项好教材，但因此案迄今尚未审
结，暂时不宜解密；那么这回的泰安市案件已经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终结，一切都已水落石出。这六位市级前领导，官儿说大虽不挺大，说小也
不算小了。案情又如此密集，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例又如此具有概括
性，将这伙人的劣迹，每个人升腾和跌落的道路，一老一实地记述下来晓喻
周知，乃至像宣传正面的英模人物那样大张旗鼓地宣扬，使干部从中吸取教
训，“见不贤而内自省”一番，引起警惕，严以自律；使群众从这些坏货的
作为中，学会对公仆的监督。用句上海俗话：“好处勿要太多噢！”
1996 年9 月
万众一心与万众一脑
今年是鲁迅逝世（1936 年10 月19 日）六十周年，因此常用心读读他的
文字，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读到《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一文中
“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一语，感慨弥深。深感中国的许多事大抵坏在“吓
成的战线”上；乃至大小灾祸，也都出在“吓成的战线”上。
何谓“吓成的战线”？就是并非参加者心悦诚服，安于本愿，而是由某
种外力，或营造出某种气氛，迫使人不干也得干，不干就没有好果子吃的威
慑下形成的战线。
“文革”的全民造反如此，大跃进的全民炼钢、全国农田放空炮放卫星
也是如此。造成灾祸的前提是“舆论一律”，剥夺掉人们的理智思考；也就
是千万个脑袋只凭一个脑袋主张。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里有“我们万众一心”的句子，很好；但倘若改成“我
们万众一脑”，就荒诞了。可是，万众一脑也确实利于独断专行，省力省心，
某种情况下也有短期效果，所以万众一脑的做法对某些大小主事者是有诱惑
力的。但从长远看，终于是“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后果很惨。
大至国家，小至乡镇或一个单位，凡万众一心的都能众志成城，兴旺发
达。凡万众一脑的，即使不是死气沉沉，众叛亲离，顶多也只是貌似整饬，
实系虚劲；一遇风吹草动，就会露馅，哗拉拉散架了。看历史，一切洞若观
火，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常说的“改革开放”，就包含着开放大众的头脑之意。万众一心地奔小
康、奔富强，就要鼓励人人动脑，万众一脑万万使不得。即使万脑齐动之时，
七嘴八舌，甚至还有牢骚，有怪话，那又何妨！不就是几句怪话，几声牢骚
么？但听无妨。至于动脑袋动到越轨逾矩，有害于万众一心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