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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消息告诉我们，“国学”热浪中，大部头的古书成为热门，正在编
纂的有《东方大典》、《传世藏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
全书》等等，都是售价以万、以十万计的巨型丛书，令人恍觉重睹乾隆盛世。
这些待印的大量古书里，许多是重复的，或内容雷同，或价值不大，或只宜
供少数学者使用。笔者注意到的，只有邓广铭教授两次撰文稍表不同意见，
认为近于浪费。但这点声音也被淹没在一片鼓吹声中，杯水不抵车薪，扑嗤
嗤一杯冷水，反而更显得“国学”的烧得猛烈。
文化上的事情，比如编书印书也，诚然是文人学者捣鼓出来的，但实底
子不是跟着政治转就是跟着经济转。老皇历是跟着政治转的多，市场经济时
代则大抵是跟着经济转。“国学”热也者，市场诱惑甚于文化驱动。
兴修大部头的典籍，历史上的例子总是王朝要达到某种目的。汉唐太邈
远，说起来费词，以宋初的修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
这些大部头书，明初的修《永乐大典》而论，就是为了皇帝刚夺得了天下，
要羁縻前朝旧臣，至少可以免得这班颇有能量的文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给点事让他们忙乎一下可以彼此省心，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而且还可博
偃武修文，倡导文治的美名。清朝康乾两朝之修《古今图书集成》之类，乃
至不惜血本大修《四库全书》，既可夸示圣主“右文”，又可网罗汉族文化
精英，显得满汉一家，团结安定，兼带着清除旧籍中不利于满人统治的“悖
逆”之词和使圣心不悦的内容，而其终极目的，则是为了靠这些书来塑造国
民的精神，达到其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功能。凡此种种，都是文化跟着政治转
的确据。
文化跟着经济转即生意经转自然只有在商品经济成了气候的时代。30 年
代国民党政府发动影印《四库全书》的“珍本”，就曾引起过一场争议。当
时已是“五四”以后，虽然提倡尊孔读经之风也余脉不绝，但即使国民党当
局，也知道要用古书来执行塑造国民灵魂的任务是不大办得到了，从政治上
说，印《四库》至多不过是显示一下它的正统和道统。当时的学术界，以有
重望的蔡元培为首，反对按库本影印，主张用未经清朝窜改过的旧刻本和旧
抄本。争辩了一通的结果，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和上海商务印书馆议定，仍然
原封不动地照印《四库》本。原因为何？40 年代笔者一次偶然和傅斯年闲谈
时提起此事，他说原因盖在张元济的坚持。我还记得傅的原话：“张菊老打
败了蔡校长，其实是商务印书馆打败了教育部。”张元济也是卓越的学者，
岂有不知影印未经窜改过的本子为好之理？但道理很简单，他身为商务印书
馆的代表，要给出版商打算盘。《四库》本现成，找古刻本、抄本要花费大
量的人力物力，要增加成本，生意经上不划算。学术什么的，对不起，只好
屈从生意经。文化跟着经济转。
眼前的“国学”热大抵也是跟着经济转的，市场诱惑大于文化追求，当
然政治上也没有害处，还可以营造点祥和景气。文化正在和市场靠拢，几下
里一凑，市面就闹猛起来。不久前读到一篇颇有机趣的“文坛感言”，把“国
学”热和当前新潮才子津津乐道须臾不离口的“后现代”配对，名之曰“后
国学”，并且诊断这种发烧是“一种虚脱的症候”。有点像，但不全像。
“后现代”在中国是没有根的，以新潮才子贩运所自的原产地的标准掂
量，中国连“现代”的东西也不多，或不成气候。顶多有些“意识流”、“撤
娇派”、“超低空飞行主义”和“做了梦玩”之类的抢手货和滞销品。“现
代”尚摆不成阵势，何“后现代”之可言？一位自称“旁观者”的冷嘲家说：
“何谓‘后现代’？就是把一些夹生的‘话语’，来说常识以下的道理，把
一切都“解构’掉以后就算自己大获全胜的玩艺。”话虽说得刻薄一点，但
有那么一点意思。“后现代”还不及皮尔·卡丹的时装，后者即使穿两年样
式过了时，衣料总是上乘的。
但“后国学”却是有根基的，中国究竟有五千年文化，有大堆的古书，
所谓汗牛而充栋。老祖宗手里，除了经史子集外，别无学问；佛经虽非国产，
但早已归化成为“内典”。因此那时无须和域外文化区别而用不着“国学”
的名称，是为“前国学”。以后西学来了，本可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之例称之曰“中学”，有如无须把传统医学与尚未入口的西医区别而称为“中
医”一样。可惜科举废止，办起了学堂，中等学堂简称“中学”，进来打岔
了。无可奈何，本世纪20 年代起就行出了一个不三不四的“国学”的名字（笔
者曾有一篇《“国学”解》，专谈这名称之莫名其妙，刊于1994 年第39 期
《瞭望》周刊）。但名虽不正，那么多书是摆着的，不是耍嘴皮子的空无所
有，所以“后国学”不谓无根。
怪就怪在此刻要炒起这东西来？“五四”以来，研究传统文化从来没有
懈怠过，有些时候谁要是对老古董中的有些破烂货稍发异论，还可以祭起“民
族虚无主义”这一法宝构成罪状，1955 年胡风案的罪状中就有这么一条。50
年代后叶康生大唱“厚今薄古”，70 年代“四人帮”大肆宣扬“批孔批儒”，
不过是一点政治诡计，其实这些野心家所干的正是传统文化中最恶劣的专制
残忍的部分，十足的“国粹”。“国学”既绵延不绝，正规的研究也进行得
好好的，突然金鼓齐鸣地大喊大嚷起来，又不曾听说过从《老子》书里发现
了高能量的芯片，《墨子》书里发现了信息高速公路，或《易经》发现了太
空火箭，定要劳动书斋里的大师、准大师们来声嘶力竭地宏扬？此理实不可
解。所以，识不透葫芦里究竟是什么药之前，我宁肯相信这阵“后国学”的
发烧是“一种虚脱的症候”。
当然，这种热症不是青霉素之类的抗生素可以退烧的，它的病灶实在太
老，太老了。
1995 年6 月
拆万花筒
人大都好奇，探究秘密又常是好奇心理最集中的表现。此所以什么什么
内幕、什么什么秘史之类的无聊书刊能骗人兜里的钞票；此所以小道消息特
别易于传播；此所以旁人在附耳说悄悄话时人们总想知道是些什么内容。。
其实，探得了秘密，拆穿了真相之后，带来的每是无聊，意兴索然，甚
至是懊丧。世界远没有在揭开底细以前那样生动有趣，探究到了秘密，却大
煞了风景。
儿时在玩具摊上买个万花筒，瞪着眼往玻璃镜里一瞅，一手摇晃着，里
头出现了五颜六色的花朵，菱形、圆形、多角形的图案不断变化，让人感到
有趣而稀奇。于是，好奇心上来了，探究秘密的冲动驱使孩子拆开这小纸筒，
结果是几块玻璃镜片，几粒彩色的小纸屑，别的什么也没有。西洋景拆穿，
剩下了一阵乏味和轻微的后悔。
以后又拆闹钟，拆表，拆卸各种因好奇而想探究其秘密的玩艺，最终也
是搞了一通破坏而意兴索然。
影视片里有不少特技镜头，摹拟若真，令人惊心动魄，激起人的情绪波
澜。明知如变魔术，空手里忽然飞出一只又一只的鸽子，哪有真的？可是如
有人领你入摄影棚，把特技的底牌交给你看，把那真实的幻觉全给破坏尽净，
于是你便深悔此行，兴趣索然。偏有一些揭示影视片制作过程的片子，为了
满足观众的好奇心，把秘密全部曝光，拆穿西洋镜，也正如把万花筒还原为
几片玻璃镜和碎纸片，着实大煞风景。
拆散万花筒，诚然煞风景，但揭出来的底还是真的，它确是几片玻璃镜，
若干五颜六色的碎纸屑，只是将它构成各种图案的整体作用彻底破坏了而
已。书市上多的是两种目的相反却都是致力于探索秘密揭示底细的读物，用
时行的后现代名词，不妨称一种是秘密的“建构”，一种是秘密的“解构”。
前者是秘史、内幕之类，当然也可包括某些以名人为号召的传记和以某些重
大历史事变为号召的真相和珍闻之类的著作，打听和掇拾许多琐屑的隐事和
轶闻，以想当然耳的想象和推理编织成篇，迎合小市民探索秘密的好奇心理。
究其实，则那些鬼打架的隐事和轶闻抵不上万花筒里的五彩纸屑之真实，而
编织成故事的想象和推理也抵不上玻璃镜片的光幻作用。当然，劣等魔术也
有傻里巴几的观众，市场行情还在看涨。
秘密的解构类则是什么什么的解谜，什么什么的破译，什么什么的大曝
光等名目的揭秘著作，自然性的和社会性的都有。八卦五行，河图洛书，风
水相命，特异功能，揭天上人间千万年的自然奥秘，属于自然类。情杀案、
拐骗术、美人窝、黑手党，都是大揭秘大曝光的永恒主题；配合时政则有贪
污内幕，腐败真相，情节愈耸人听闻便愈够刺激，这些属于社会类。大批大
批的读者在这种解开谜团的书刊中过好奇瘾。消过闲以后，连拆开万花筒所
得的几片玻璃镜和彩色纸屑也不曾得到。
这类解谜和破译自然不自今日始，有名的是小说索隐派，以学术研究的
面目出现。索隐即探索秘密的同义异文。先是要索出小说背后蕴藏的微言大
义之隐；随后，这类恍恍惚惚无根无影的索隐毕竟太玄乎了，于是用考据的
“科学”方法来索，从小说中的形象来索出真人真事，或反过来从真人真事
对号排入小说中的某人某事。愈有名、意蕴愈深厚的小说愈用得着索隐解谜，
把万花筒拆开来看看实底子是啥玩艺。古小说如《红楼梦》，“红学”的大
宗就是这玩艺；新小说如鲁迅的作品，也有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