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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凭的偏见。聂绀弩的旧体诗走的也是这个路子，将诗人特有气禀和才性中
涌现的新感情、新意境、新语言就范于传统格律、或不如说使传统格律就范
于诗人，才能别开生面而气象全新。
你说“聂诗（应加上胡诗——满按）充其量只是‘文革’这场浩劫中一
个特定环境下一个人的特定遭遇和特定心情的体现”。说得好！你又说，只
有诗人和人民“交融在创作情绪中的一致性，（只有诗人）创作风格的独创
性，只有这种一致性和这种独创性的结合，才是中国新诗的方向”。说得更
好！我毫无异议。但是，这不妨害诗人在创作格律诗时对传统格律诗矩度的
选择（恕我顽固，我至今仍想不出别的路）；更不妨碍诗人不作格律诗专作
自由诗的自由。从聂、胡二公的“特定”现象，我想起了“人穷则呼天”的
古谚，他们都在“穷极无奈”的时候选上了传统格律，岂不更证明传统格律
的可以作为最方便、最易运用、而且最为群众接受的创造格律诗的依凭么？
记得我曾对你谈过另一陋见，我认为诗其实并无新旧之别，或新旧之别
只是相对的。唐人把五、七言绝律和排律称为“近体”，把平仄不严、可以
一诗多韵的诗歌称为“古风”或“古体”；今人却一律称为“旧体”，以别
于“五四”后的“新诗”（所谓“新诗”，我以为只能指自由诗）。但从诗
的生命力而言，真正的诗不论古今都是常新的，“非诗”（这是你的话）的
“诗”出世时就陈旧了。你能说“运交华盖欲何求”是“旧诗”，而鸟儿死
去了又活转来之类是“新诗”么？
你提到了“全民写诗”的故事，那正如“全民经商”一样，只能是历史
的闹剧。我还以为，从民歌找出路，要比从传统格律诗找出路难得多和易入
歧途得多。这因为民歌在诗艺上的有用因素早已被前代诗人吸入了格律诗之
中；它的新生的和未被提炼出来的有用因素，也只有通过一代或数代真正的
诗人汲引入真正的诗里，然后能凝集或升华出诗艺因素来。直接从民歌找出
路，常只能限于仿效。弄得不好，会流为油滑时调，就像40 年代某些长篇叙
事诗那样，只是以情节敷衍起来的押韵的分行散文，徒有民间气即乡土气而
无诗气，那是只能属于你所说的“非诗”之列的。
我写了这些认错的、辩解的、又添了些谬见的话，对于诗人的你，才是
十足的“班门弄斧”，不仅“不啻”而已。本想找耿庸兄来共同抵挡你一阵，
他比我多懂点诗，可惜他最近生病了。
弟满启“八一三”五十六周年之夜。
仰止之什
“必读书”
朋友在闲谈中提到，他的一个孙女，高中二年级了，喜欢读书，没有方
向，乱读一阵。问我这个“老爷爷”是否可以开一张书单给她，指导一番。
我说我指导不来，开不出；而且不知这位女中学生的志趣何在，未来考
大学是准备报文法商还是理工医农？唯一可以说出的必读书是《鲁迅全集》，
那是不管学什么的读书人都该读的。
于是，我想起了近世几件开“必读书”书目的故事。
最著名的当然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他在“略例”开头述其宗旨：
“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既嫌漏，志趣学业亦各不
同，因录此以告初学”。还声明：“此编为告语生童而设，非是著述，海内
通人见者，幸补正之。”号召天下学者也来开书目。后来报刊上学者们的开
“必读书”目之风，大概是承其余绪吧。
张之洞虽然声明在他的《书目》里“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殽杂
者不录”还有另一些这不录那不录的限制，但仍然录了二千余部，成了一本
厚厚的目录书。当然，以他的眼界、学养和当时教学制度的范围，他所开出
的书目只能是经、史、子、集等古书；他能加上点“西法”的“天文算法”
书，已经算是很“维新”的了。奇怪的是，20 年代开“必读书”目的学者如
胡适之博士之流，开出来的仍是长长大篇的书目，在学科十分复杂的那时的
学子，要“必读”那么多书，实在是焚膏继晷也吃不消的；而书目所涉的范
围，也大致是张之洞的老框架，有些书是专家也未必遍览的。尤以书目中所
弥漫的国粹气，使鲁迅愤而发出少看或不看中国书的激越之言。当时还引起
了一阵嘁嘁喳喳的议论。比起那些大而无当的“必读书”目来，后来鲁迅给
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开的书单是多么简要切实！
20 年代这阵“必读书”目风刮过去以后，80 年代初似乎也刮了一小阵。
那时“文革”刚过，文化荒凉之余，兴起了读书风，于是有学者为社会开起
书目来。我只看到几篇，只记得一位专家，也开出了长长“必读书”目，惊
讶于其中竟有一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本草纲目》自然是好书，经典
之作。如果是学医或学博物的，自然“必读”，但一个普通读书人，有空读
读也未始不能益智，列入“必读书”未免过分。而且我还疑心这位开书目的
学者自己是不是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读完过这部“必读书”。不是专门学医
或学博物的人，不是为了实用，对这些动、植、矿药物的琐细记载是没有这
么大耐心读完的；读了也记不住，何“必读”之需要！顶多像辞典一样存以
备查就可以了。
因此，我告诉那位朋友，他的孙女如学那门的志趣未定，就让她喜欢读
什么就读什么，只是大人要仔细关心她，不要叫她读有害的坏书。如色情打
斗、凶杀之类的书不要读。要我报得出而且确信要“必读”的，就只有《鲁
迅全集》。
1993 年9 月4 日
德译本《鲁迅选集》出版所感
欣悉德文版6 卷本《鲁迅选集》已由瑞士联合出版社发行，内容包括鲁
迅的小说、杂文、散文和诗，大体上显示了鲁迅创作的概貌。由著名汉学家、
波恩大学教授沃弗刚·古宾担任主编，汉堡大学关愚谦教授任副主编，参加
翻译的有二十多位热心中国文化的德国汉学家。前后历时共十五年之久，始
得问世。
据悉，编译出版之所以费时如此之久，原因之一固然是原来担承出版此
书的一家柏林出版社忽然倒闭，直到1988 年才和瑞士联合出版社定约，使翻
译工作一度停顿；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译述十分认真，数易其稿。开始有
几位担任翻译的学者为求忠实于原文，采取逐字对译的办法，但由于中德两
种文字句法差距甚大，译者力求达到鲁迅的简练的文风，尽量摹拟他的独特
句法，遂使译文晦涩，不便于德文读者。于是改用分阶段进行的办法，先由
译者尽量按原文的句法译出；再由主编与译者共同商讨校订，达到文字流畅；
最后由全体译述者共同讨论，逐字逐句地琢磨，使之准确、流畅、优美并臻，
自然就费时费力了。
这样谨严认真的工作，不仅为德文读者所赞许，恐怕也该为鲁迅母国的
中国人所感念的吧！
英国有莎士比亚，德国有歌德，中国有鲁迅，都是世界级的高峰，民族
文化的骄傲。虽说愈是民族的便愈是国际的，但由于中西文化的隔阂，即以
语言文字来说，外国人学汉文的人比中国人学西方文字的人相对来说少得
多；更由于鲁迅的作品，连中国读者能真正理解其伟大的人，也未必如人们
想象的那样普遍。对鲁迅的大量蓄意的和无心的曲解固然不断给读者以误
导，更有不少曾受过鲁迅斥责乃至仅仅是好意规诫的人，表面上装得十分倾
服鲁迅，但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也变着法儿中伤鲁迅；特别是这类人如果掌握
文柄，为害更大，其中伤手段也更为深密，可以歪曲鲁迅于不露痕迹之中。
国外也有近似的情况，不少颇有知名度的华裔学者，号称研究中国文化和中
国文学的人，或因政治上的不同立场，或因文学观点的偏颇，发表了不少歪
曲和贬抑鲁迅的谬论。这些海外学人和外国学术界有广泛的接触，外国学者
以为这些是中国人，必深知中国文化和鲁迅，由耳食而轻信，遂使鲁迅的形
象蒙尘，使庸俗耳目为之混淆。
只有两种学者比较能认识鲁迅伟大的真相，一种是与中国文化较贴近的
东方有识之士，如日本作家左藤春夫，很早就肯认鲁迅是“东洋第一大师”；
另一种是直接从鲁迅原著接触鲁迅有所得的学者，如以沃弗刚·古宾为首的
这批鲁迅的翻译者便是。他们的谨严而近于虔敬的翻译态度便是生动的证
据。
外国人这样，中国人也同样，谁读懂了鲁迅，他就懂得了中国。鲁迅作
为民族精神的首席代表和中国文化的第一伟人，他身上最耀眼的特点，恐怕
就在于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中国，把握中国文化的底细
了。不仅他的揭示现实中国底蕴的作品唤醒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更因为就
在揭示现实中挖出了中国历史的老根，将中国的灵魂穷源究本地和盘托出在
他的笔墨之中，历史上没有人能够企及。
鲁迅是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是全体中国人中）第一个挣脱了历史文化的
沉重负担，卸去包袱，清醒地站在实地审视历史、历史文化以及历史和现实
的纠葛的大勇大智者。而且，他不断警惕着历史的阴魂对他的困扰，他文字
中多次自陈旧意识如何侵扰他，这使他得以在自我解剖中保持永远的清醒。
我敢于不算武断地说，今天的知识分子也还多少不能摆脱缠人的历史文化的
负面影响，而且清醒地审视和省悟这种历史阴魂的人也未必太多。只要留意
一下近年来的所谓“国学”热以及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议论，就不禁令人深感
鲁迅不仅在历史上无人能企及，今人也还相差一大截；也不禁令人深感凡要
从事于研究传统文化者，首先就必须认认真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