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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不仅在历史上无人能企及，今人也还相差一大截；也不禁令人深感凡要
从事于研究传统文化者，首先就必须认认真真地读《鲁迅全集》，以保持头
脑清醒。
如上所说，鲁迅之对于传统文化，并不是书斋里做学问工夫，而是站在
实地上，从现实的色相中观照历史，发现历史的奥秘，并将历史的审视溶解
于对现实的批判之中。播散在指摘时事的杂文中的对历史病灶的剖析，固然
借现实照亮了历史，启发人对传统的领悟；至于直接以古人古事为题的作品，
那简直就把历史呈示得透明澄澈，了无窒滞。可举收在《且介亭杂文》中的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为例，真是浅明而又深切地将这位儒宗的真相和盘
托出，其辐射开来的历史内涵当然还远不止此。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面向
前方和面对后方有根本性的区别，鲁迅的审视传统文化，比起那些经院式的
议论来，能教人心下明白得远。要读古书，治传统文化，只有读了鲁迅以后，
才不会胡涂。
至今日为止，从上世纪中西文化碰击以来的文化整合工作尚未完全停
当。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进程大致相应，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文化上的民
族心态还在将人导入误区。在这里那里常常出现或国粹主义，或西方文化拜
物教的倾向。前者，如在振兴“国学”的旗帜之下，各种祖传的膏丹丸散纷
纷出笼，来充医治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弊病的药剂；和海外的“新儒学”相
互呼应，而海外所谓“新儒学”的君子们显然是和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和方针
并不很同心同德的。后者，则有70 年代末以后的拜倒于由“世纪末”思潮衍
变而来的各种西方“新思潮”，亟欲推广而美其名曰“与世界接轨”。对不
少大声叫卖“垮掉的一代”的“新思潮”的论客，我的朋友、诗人绿原好有
一比，正像鲁迅小说里怂恿孩子吃脏水结成的冰块的衍太太。这些都和鲁迅
所主张的，站在现实社会的实地上，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采取“拿来主义”
以创造时代的新文化的明智做法不同。
鲁迅所教给我们的当然远远不止如何接受传统的和外来的文化这一方
面。千言万语并成一句，只有说，要理解中国就必须读鲁迅的书。中国人和
外国人都是如此。德文版《鲁迅选集》的出版，给希望了解中国的德语读者
提供了一份必修课本，其功用远远越出了通常意义的文化交流的范围，这是
值得中德人士万分感激的。
1995 年2 月12 日
打鲁迅牌和从鲁迅观照今天
——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
人们常对事情作不可能的假设或逆料，大抵是对现实有了某种感慨的时
候。假如拿破仑在滑铁卢一役打了胜仗，欧洲史将会如何如何改写？假如贝
多芬的耳朵不聋，他将会写出何等更辉煌的杰作来呢？如是等等。对于更贴
近我们的鲁迅，人们也常在寄慨于现实时对他作出假设：假如鲁迅不是只享
寿五十六岁，于1936 年过早地逝去，而是活到七八十岁，他将会如何呢？世
界将会如何对待他呢？
对鲁迅的这种假设里所包含的感慨恐怕尤其深重，带有不驯的忌讳，人
们只能在私下谈天中作无奈的宣泄，有段时期在偶语中也有所顾虑，更不敢
形之于文字。倒是香港和域外却偶见这种议论，一篇文章说：如果鲁迅还在
世，准被打成右派了；另一篇则说：如果鲁迅在，那就没有“胡风集团”，
而是“鲁迅集团”了。
当然还有极恶毒的假设，台湾有个披着人皮不讲人话，亦即古人所谓“人
头而畜鸣”者，袭国民党时期《社会新闻》和特务刊物《良心话》的故伎，
说鲁迅如果不死，抗战时期会和乃弟周作人一样当汉奸。这原是鲁迅在世时
就有过的中伤，那时的谣言世家就曾污蔑鲁迅“亲日”，其理由是鲁迅生前
就和侨居在上海的“日本特务”（或曰“日本浪人”）内山完造等人来往，
“一·二八”淞沪战争和国民党要加害他时就托庇于内山等人而躲避的云云。
这种丧尽天良血口喷人的谣诼甚至还被国内的论客贩来写在文章里（本文作
者就在贩运中看到的），貌似客观引录而实是散播蛊惑性的谣言，比当年梁
实秋辈说鲁迅“拿卢布”更为居心叵测。人里头是什么下作的货色都有，什
么下作的事都做得出来的。
假设只是悬拟不可能的事，聊作谈助，近于无谓。可是鲁迅这样一个巨
大的存在，免不了要有各种人、各种势力在他身上做文章。那最紧要的一着
是有选择地“召唤亡灵”，按各自的需要和目的用作打击异己的棍子。这几
十年间，称得上历史大事的打鲁迅牌的表演有两起，头一起是50 年代整胡
风、冯雪峰、丁玲等人的“反革命”、“右派”冤案，用心在于报夙怨而自
树权威。属于鲁迅生前便已就这批人揭示过的“蒙大旗作虎皮”的传统伎俩。
如所周知，这夙怨要一直追根到30 年代，追到底这怨主也是最伤了此辈的心
者还是鲁迅本人。这事情十分难办，用怨主作王牌打击怨主昔日的战友和追
随者，亦即要把对已故怨主的夙恨发泄到眼前的也有夙怨的人身上，这种一
石打二鸟的战略意图诚然甚妙，但做法不得不比较委曲，颇费一番手脚。所
表演的机巧及其结果也真是高度亚细亚式的。勉强给那战法定个名，则颇近
乎三十六计中的李代桃僵之计。
那就是，把昔日的怨主（反正人已死了，死无对证）和眼前的夙怨离析
开来，将自己们填补入已故的伟人——怨主的战友和追随者的空缺，化装成
惟有他们才是伟人的忠实信徒和合法继承人，演成了一出以昔日的怨主的名
义讨伐昔日怨主的追随者的庄严的大戏，比“蒙大旗作虎皮”的简单战法更
曲折得多的魔术。表演中的高难度动作或变魔术时的关键性过门，当然是涂
抹掉过去的历史事实，而历史事实又是鲁迅亲自写在他的文章里的，这就难
上加难了。但上面说过，人里头是什么货色都有的，办法都是人想的，于是
想出了两招。
第一招是为了要把夙敌革出教门，必须有个“说法”，那说法就是鲁迅
看错了人。当然不宜将责任全诿给鲁迅，太失去分寸是会损害鲁迅这张王牌
的效力的。现成而查无实据的办法是，推到当时的斗争情况复杂，鲁迅不知
详情，“我们”也警惕不高，遂使鲁迅受了“内奸”的蒙蔽。这是公开见之
于文字的当众告白，背地里还有口头上的嘁嘁喳喳，还拉一些因现实利益而
甘心作伥的有关人士作旁证，编造些也是查无实据的证词，这就是粤谚所说
的“三人证龟成鳖”法；既可壮大声势，又可作蛊惑不明底细者的舆论。中
国人从来是善于作这类莫须有的把戏的。
可是，毕竟口说无凭，而鲁迅的态度却有白纸黑字摆着，当年一些人的
丑态都刻画在上面；特别是最致命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的鸿文，正好把当事的有关人等全写在里面，如禹鼎铸象，魑魅魍魉毕呈。
鲁迅的书又无法禁止流布，于是来了第二招：硬说此文是冯雪峰捣鼓出来的，
并在此文的注释里大做手脚，煞费苦心。此文鲁迅在病中委托冯雪峰起草也
是事实，变戏法者想在这上面抓稻草，也不为无因。然而此文经过鲁迅大段
改写，其中最致命最触心境的部分偏偏正是鲁迅亲笔加入的，原稿俱在。同
时，鲁迅当时的书简中又有大量文字可作此文内容的旁证，掩耳盗铃的手法
也只能骗骗对历史无知的局外人，最终只是给丑剧添加了更卑劣的色彩而
已。
这起打鲁迅牌的表演虽仅局限于文学领域，但其前因后果对文化运作和
阵线的起落却有深邃而复杂的影响，并对迄今的文化分野和组合的荒诞现象
起着微妙的作用。
第二起打鲁迅牌的喧闹发生于十年灾难时期，造反好汉用鲁迅生前讥斥
过的“谬托知己”法，宣称惟有他们才是鲁迅的信奉者，将鲁迅塑造成“左”
神，其用心是将鲁迅为当时真正的造神运动陪绑。那主要的一点是将鲁迅的
打落水狗精神“抽象继承”，而掏空了鲁迅所诛伐的对象和战斗精神的实质
性内容，填充以打砸抢和横扫一切，于是鲁迅被改装为造反派的守护神。这
一招固然荼毒生灵，但横扫所及，也把头一起“蒙大旗作虎皮”的诸公扫了
进去。本来，如不把鲁迅抢过去，不把前一起的诸公判为鲁迅的叛徒，后一
起的戏就没法唱，而在鲁迅的作品中，确也有造反派可以用来格杀衮衮诸公
的材料。这事也正应了当时的一句顺口溜：“坏人打坏人，活该。”不幸的
是，以鲁迅为幌子打来打去，不仅大大败坏了鲁迅的令名，更糟的是，亵渎
了鲁迅，陪随着亵渎了不少庄严崇高的精神价值，也就种下了一切都无所谓
的无信念无执著的混沌的根子。价值观混乱，各条阵线也打得乱糟糟，清流
浊流都搅和在一起，历史发展的脉络也被漫天的尘雾掩盖了。
事平之后，首先占便宜的便是第一起假鲁迅之名胡作非为的角色。因为
他们也被第二起假鲁迅之名的棍徒迫害过，由于同样是受害者而似乎有理由
取得群众的谅解，过去造的孽似乎也因灾难的洗礼而得以涤除。也就是，凶
手身上沾染的点滴血痕掩盖了他们以往残害善良的血手。好有一比，正像日
本最后挨了两颗原子弹，目睹广岛、长崎的惨祸的人也竟忘掉了军国主义侵
略的滔天罪行一样，至少日本不少人的心态是如此的。这些早些时候“蒙大
旗作虎皮”害过人的角色，在自己受了委屈以后所持的心态亦复如此。一个
过去害人而后被害的仁兄，就曾经对过去被他所害的人说：我也吃了苦，大
家彼此彼此吧！这是名副其实的混账，把前后不同的账混在一起赖掉了。
私人间的恩恩怨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