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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直到解放以后，所写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即在
靠卖鲁迅吃饭时，仍在损害鲁迅，恶毒地将现实主义的鲁迅拉下来变成自然
主义的鲁迅。所有这些，聪明的论客们在宣扬周作人如何这好那好的“客观”
研究文字中，何尝点明过一个字？善于抉发“文心”的评论家们对周作人“文
心”的核心部分一点也不感兴趣，只是舔嘴抹舌地叹赏他的智慧和境界，以
此为“真赏”，真不知其玄机所在。
至于鲁迅的文心，那真是再清楚不过的。他一生都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
而战斗。为此，他必然要不妥协地站在残民媚外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及其帮凶
帮闲们的对立面。如上所言，当时代表人民力量的主流并非是一尘不染，无
可訾议的。在文艺方面，既有苏联“拉普”的坏影响，又有当时斯大林在政
治上主张的“中间势力最危险”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危害，这种危害侵入
文艺领域，由瞿秋白、冯雪峰等党的代表播送和影响鲁迅。在当时的理论水
平下，在当时的斗争形势中，即使两害相权取其轻，鲁迅也只能选择代表人
民利益的革命力量的一方，维护其权威。直到“两个口号”之争，宗派主义
的猖獗实在使鲁迅不能容忍时，才有《致徐懋庸》那封有名的信所表示的和
错误倾向不妥协的态度，坚持其独立思考的勇迈精神。这是鲁迅的深沉的痛
苦，也显示了他的发光的良心。而在这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如对“第三种人”
的争论，都是为维护“左联”的权威，即某种意义上的“遵命文学”。今天
看来似乎不无可议之处，或可视为带有宗派关门主义的偏颇。但这主要是由
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为代表的当时成问题的路线影响所导致的。解放后冯雪
峰曾著《党给鲁迅以力量》一书，如以当时的某些斗争来说，以瞿、冯为代
表的影响实在是损害了鲁迅的。当然，责任也不在瞿、冯，这是那时“国际”
和上面的路线。在当时复杂的很不明朗的斗争环境中，鲁迅也如他所说的看
人要看其大节一样，只能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势力一方，配合其战斗，
别无选择。何况，“第三种人”确也对进步文艺阵营进行干扰，对“左联”
冷嘲热讽，态度并不友好；其中一些成员的社会性行动和文学倾向也确有毛
病，这些都在鲁迅的批评中可以看到。再说，鲁迅就他们的文学倾向进行批
评，在正常的文学批评中也是应该的，只是人们习惯于将当时的文学论争都
当作政治斗争来看，问题的性质就沉重起来了。纵然如此，认真读一下鲁迅
批评“第三种人”的文章，也可以发现和他对待国民党御用文人的诛伐有所
区别，并不采取势不两立的敌对态度，鲁迅是掌握分寸的。至于文笔的辛辣，
乃是其一贯的风格使然，鲁迅批评同一阵营的战友亦复如此。对老朋友，如
数度分合、最后也并未彻底决裂的林语堂，鲁迅的批评也是很不松和的，收
于《且介亭杂文二集》中的《题未定草二、三》，反复用以其人之文反治其
人的辛辣尖刻可以为证，但究竟只是看问题的见解之争，和对敌人的诛伐究
竟不同。
鲁迅热烈地爱，也热烈地恨，对于有害的事物，对国民性的痼疾，鞭挞
固然不留情面；对于某些不良倾向，并非构成大患的，他也常义愤溢于言表，
或因爱深而责重，如严父师之责子弟，其实出于对人生的爱心，但很多人以
为未免太“偏激”。凡对陈腐的中国社会的死样活气的习俗有痛切感受的人，
却会觉得他“偏激”得可爱，觉得中国文化多么需要鲁迅式的反中庸、反乡
愿的“偏激”呀！鲁迅是人，当然也有缺点，如要吹毛求疵，有的是碴可找，
但“偏激”绝非缺点，正是他的生命的华彩部分。
鲁迅的“偏激”是对事不对人的。要伤着人，那是因事而伤人。比如，
最近还有人因他批评梅兰芳一事而啧有烦言，呶呶不休。鲁迅与梅兰芳何怨
何尤？他是评现象而及人。鲁迅讽刺“男人扮女人的艺术”难道错了么？这
种扭曲人性的丑陋的传统宝贝有什么值得肯定？去年6 月17 日的《光明日
报》，刊有沈阳市取缔男扮女装的模特表演的消息，试问这类恶劣的表演也
取缔错了么？我们是否还应该称颂男子留辫女子缠足呢？那些玩艺以前不也
是被当时人啧啧称美的么？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社会问题，美学问题，当然
也是“国民性”的问题，岂止是批判一个具体的对象而已！
当然，习惯于欣赏“男人扮女人的艺术”的人们是不喜欢这些逆耳之言
的，他们习惯于这种“永恒的艺术”之美妙，不自觉自己的精神之被扭曲。
天真地喊出皇帝是光屁股的孩子是讨人嫌的，鲁迅不正是以人性之本然揭示
了这种“艺术”之扭曲人性么？而且，鲁迅还不知趣地揭了底，揭出这种艺
术“男人眼里扮女人，女人眼里男人扮”的欣赏者的心里的隐秘呢！当然是
无可饶恕的“偏激”、“不识相”和“可恶”了。
鲁迅从来就为卫道的君子们所敌视，为屠伯们所痛恨，为“死的说教者”
所嫉忿，为形形色色的帮凶帮闲们所疾首，为“蒙大旗作虎皮”的帮朋派友
们所忌惮，也为讲究“中庸之道”的“中正和平”的人们所不满。而且正如
鲁迅所自陈，他的“坏处，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
与时宜不合。”（《伪自由书·前记》）分明是抨击某一现象，因为所取的
是标本，便被疑为专对私人，各就自己的疮疤与图像对号入座。不少读者也
往往只注意鲁迅“骂”了某人，而不察鲁迅指摘时弊的秉持公心。由于时间
的距离，情况的隔阂，新一代的读者更难以就彼时彼地彼事的具体情况判明
是非，连就事论事也难以办到；何况还有许多对鲁迅的重重曲解，在给读者
以误导呢！
诚然，有《鲁迅全集》在，不存偏见的认真的读者可以从中认识鲁迅；
从事鲁迅和现代文学、现代中国研究的人，也有巨帙的《鲁迅研究学术资料
汇编》，搜集着与鲁迅论战过的几乎全部文字，可供参比，藉这些文献判明
鲁迅和论战对手们的曲直所在。可是，这毕竟不是一般读者所能细读和泛览
的。房向东先生积数年之力，勾稽了鲁迅和曾与之有过干涉的人物的材料，
并广采研究者的有关评论，写成《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一书，对当年的
一场场公案作了集中的描述，分人成篇，颇似传统的“学案”体的格式，扼
述这些与鲁迅有过干涉的人物的简况和他们与鲁迅的关系史，对未曾与鲁迅
直接交往过的人也扼叙了对象的基本性状，提供了鲁迅之所以要“骂”的背
景材料。对几起重要的论战，则扼要引录了双方论旨的原文。对论争双方的
是非或作出自己的评价，或援引了研究者的见解。即使直叙事象，作者本人
的倾向也鲜明地流露在客观的叙述之中。对于理解鲁迅，理解现代文学和文
化史乃至理解现代中国，我想该书都是很有用的。
不管作者在书中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是否得当，乃至我自己也未必完全
同意他的有些见解，但这些意见都是作者独立作出，没有怀着别的不光彩的
目的去解读鲁迅，这一诚实的态度就值得肯定。作者盛情约我作序，故就平
时对鲁迅的一点想法写出如上。鲁迅至今还活着，并将随着历史永远活下去，
研究鲁迅的工作也将永远做下去。凡是认真而又诚实的研究者，必将获得读
者的感佩，我相信该书及作者也是。
1996 年10 月
鲁迅的不可及
鲁迅逝世已整整六十周年，他的伟大的一生早已盖棺论定，下葬时覆盖
在遗体上的“民族魂”三个大字，最精当地表明了人民对伟人的崇高评价。
在中国，是没有第二个人能承当这三个字的庄严谥法的。
这里想举一个看似并不重要的事实来证明鲁迅的不可及，其实却是考验
一个人的人格的。那就是，在鲁迅，从他从事创作生涯起，历年所有的著作，
没有一篇是不能公之于世、让天下人覆按的。这事看来很平常，但求之于并
世名家，乃至其声名威望几乎和鲁迅相埒的人，敢将自己的全部文章收编在
集子里的恐怕很少。特别是与鲁迅有过瓜葛的人，如化名杜荃、绍伯之类的
人，有胆量将那些不成样子的大作收入他们的全集么？这不是一般文人“愧
少作”的问题，“愧少作”，不过如鲁迅所说，只是“忸怩于当年的幼稚，
如婴儿时的照相那样，重新翻出来看时自觉可笑”罢了。而有些先生的文章，
如果此人还有点滴良知的话，重读时是要羞惭无地，悔恨莫及的。为了爱惜
自己的羽毛也要百般隐瞒藏匿，惟恐别人知道。
顺便说说，在50 年代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许多人做应声虫，对别人慷
慨声讨，热烈诛伐，说了不少胡说八道的话，到晚年要编文集时，也只有隐
没摒落的一法。
但鲁迅，哪怕片纸只字，无不可公之于众。日记、书简，一无需隐蔽；
更不用说曾经刊载过的文章了。因为他诚实，表里一致，心口一致，没有丝
毫两重人格和“做戏的虚无党”的恶德。你能说这是简单轻易的事么？
鲁迅常被人认为喜欢“骂人”，常被人责为“尖酸刻薄”，“绍兴师爷
刀笔作风”（近年来则委婉其辞称之为“偏激”了），这纯然是无知妄谈。
只要认真读鲁迅的文字，同时也翻一下和鲁迅同时代的各派各路人等对鲁迅
的攻讦文字，便会觉得鲁迅较之于他的论敌们是何等宽容厚道。一般说，鲁
迅打的都是反击战。除了指摘时弊，鞭挞黑暗外，凡针对某个人的文字，鲁
迅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而且其用意一秉公心，不很涉及私忿。他的笔
锋诚然犀利，具有穿透力，使论敌无所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