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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十类梦，引此诗曰：“此谓象之梦也。”所谓“象梦”，是与兆某事即
见某物的“直梦”不同，而是以他物象征某事的梦象①。迷信的详梦书中所宣
扬而广为人知的如梦见火烧为兴旺之兆，梦见粪秽为得财货之兆等，便属于
“象梦”一类，后者的粪秽与财货相联，显然又是和后世的“铜臭”观念有
关的。
至今还残留在中国普通人意识中的古代中国人对梦的基本信念是，梦是
人对即将降临的事件的预兆。追索这种信念的理论基础，便是梦为“神形相
接”说。演绎起来，就是人自己还不察觉的某事，或只是朦胧恍惚间疑有某
事将发生时，他的神就在他（形）暂停知觉的睡眠中向他幻示，流行的口语
叫“托梦”。脱离了形体的神当可以变化万方，形成各种幻象。但这些梦幻
既是人事的预兆，就必须以占卜解释之。当然并非凡梦必卜，但如遇有大事
或预感将有大事发生时，就必须认真对待了。为此，王朝要堂而皇之设置占
梦的官员，有如处理政务一样地当一件事来办。不用说，民间的诸种情结之
中也有一个“梦结”。
稀奇古怪的梦象要加以解释，判断其吉凶，当然十分困难，只好牵强附
会。如系“直梦”，则还像是信而有征的，举十分有名的《左传·宣公三年》
所记郑文公贱妾梦兰得贵子之兆：
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已兰，曰：“余为伯倏，余而祖也。以是而为子，
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
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征兰乎？”
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
这是燕姞梦见祖先给她兰花，恰好郑文公在临御（作爱）她时也赠她兰花，
于是生了郑穆公，就以兰起名的故事。梦象十分直接明白，说穿了不过是巧
合。或竟是燕姞见文公赠兰而编造出来的也说不定。
①
王符（约公元85—163）是考察历史上梦的现象最早作出综合研究的理论家。他将梦分为直、象、精、
想、人、感、时、反、病、性等十类。除“直”、“象”已在本文中述及外，所谓“精”，即思念专精某
事某物而成梦，如孔子“日思周公之德，夜即梦之”。所谓“想”，即昼夜思梦并未自期者。所谓“人”，
即依人之贵贱贤愚、男女少长而分的不同的梦象。所谓“感”，是风雨寒暑等自然现象感而成梦。所谓“时”，
是四季五行旺相而得的“应时之梦”。所谓“反”，是“阴极即吉，阳极即凶”的吉凶相反之梦。所谓“病”，
是因病而得，“观其所疾，察其所梦”的病人的梦象。所谓“性”，是“人之情心，好恶不同”的喜怒形
之于梦。文中各举历史上有名的梦为例，虽然这种分法有的属梦因，有的属梦象，有的属梦效，有些混乱，
但后世的占梦书大抵本此而来，不过更加附益以迷信色彩而已。
但有些梦却古怪荒唐得难判吉凶，幸亏梦本无凭，解释时有其灵活性，
也举一个十分有名的《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城濮之战时决战前的一
个噩梦：
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吸取）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
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梦见敌君将自己打翻在地，而且吸自己的脑，分明是大凶之兆。可是舅
犯却解释为晋文公被打翻而仰面朝天，是“得天”；楚成王压在他身上是伏
而向地，是“伏其罪”；吸柔软的脑是“柔之矣”，将敌人柔服了。得梦之
由显然是因为两军临阵之前，国君兼主帅的晋文公胆怯了。可是军者气也，
战场的变化极大，主将的精神状态是大有关系的，所以舅犯必须树立其必胜
的信心，将恶梦曲为解释成吉梦。当时城濮的这场恶战，兵力相当，胜败都
有可能，结果真的楚师大败，晋军被“吉”梦鼓舞起来的勇气大有作用。不
是梦预兆人事，而是人操纵着梦。梦是一种心理现象，而对梦象的占卜判断
则是心理的导向。
解释梦象判断吉凶的随意性极大，但卜梦的官员或民间的术士都有一个
很现实的方针：以现实生活为参照系；或反过来说，以梦为现实生活的参照
系亦可。只须本着“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中庸》）
的原则，只要看一看做梦人的处境、条件和精神状貌，就能像星相术士一样
为对象附会决疑。综合考察了古代卜梦现象的王符在《潜夫论·梦列》篇列
举了各种梦象后，揭出了古代解梦卜梦的真谛和吉凶均由自取之道：
夫占梦，必谨其变故，审其征候，内考情意，外考王（旺）相，即吉凶之符，善恶
之效，庶可见也。且凡人道：见瑞而修德者福必成；见瑞而纵恣者福转为祸；见妖而骄侮
者祸必成；见妖而戒惧者祸转为福。。。凡有异梦感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气色，无问
善恶，常恐惧修省，以德迎之，乃其逢吉，天禄永终。
王符不但将梦归之于人事人道，而且将梦视作应为道德修省的契机，由
人来控制梦而不让梦来左右人，这在人类认识水平相对低下的古代，梦的心
理机制尚无能解释时，可称是明智通达之论了。
1995 年6 月
竹与中国文化
竹并非中国所独产，但品种之多，用途之广和经济效益之高，却是称雄
于全球的。这还不足夸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中国形成了一种世界各国所
没有的特有的竹文化，它涵盖着文学、艺术、哲学、伦理、宗教、民俗等等
极其广袤的文化面，成为民族文化乃至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不可忽视而且非
常别致的分支。
竹与中国文化的特有关系，大概由于两种渊源：一是它的形体，一种类
似“文化仿生学”的物我交融关系；一是因为竹是中国最早的也是历史性的
书写工具。前者使它具有了象征完美人格的观赏价值；后者使它因系传播文
化的媒体而与民族文化有不解之缘。
关于竹的形体及其物性的作用，《宋高僧传》作者赞宁《筍谱》卷下《四
之事》中概括得颇为简赅：
。。其根叶密而坚，其茎心空而直，其枝背戾而袅，其叶玲珑而繁。贞而不刚，柔
而不屈，居天下之大端，贯四时而不易，盖得气之本也，是故君子爱之。
竹的挺拔、坚贞、虚怀、耐寒等优美的德性，几乎从一开始有文学起就
成为诗赋所讴歌的传统热点。两千多年前集结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已将竹的形体和品格与赞美君子的德行联系起来。《诗·卫风·淇奥》三章，
小序以为是称美卫武公之德，朱熹的注释更逐章具体地予以指实，称首章“绿
竹漪漪”是“以绿竹始生之美，兴其学问自修之进益”；次章“绿竹青青”
是“以竹之坚刚茂盛，兴其服饰之尊严，而见其德之称也”；末章“绿竹如
箦”是“以竹之至盛，兴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宽广而自如，和易而中节也”。
从那以后，历代不但咏竹的诗辞文赋汗牛充栋，而且基调也很一致，将竹和
德行君子和贞人逸士相表里。魏晋风流和“竹林七贤”不可分，以至王徽之
“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
‘何可一日无此君！’”（《世说新语·任诞》）竹竟成了文人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伴侣。苏轼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也把竹当作人生的最佳
享受。
竹于是从形体和物性的象征意义延伸为一种美感经验的载体，由物质的
精神化飞跃而为精神的物质化了。
（一）
竹简是继甲骨、金石以后中国最早的书写工具，符、策（册）、简、籍
是古代用以纪录法令典章、书契函牍以及一切公私著述的手段；一切要诉之
文字的活动都离不开竹，公私奏启要用笺，臣下在朝见君主时纪事要用笏，
计历数要用筭，童子学书要用笘，触处要用竹。较之大约同时作书写用的绢
帛，竹易得、便宜而耐久；因此在被纸所取代之前，是统治性的书写工具；
以至文字记载就称为竹帛（其实是竹多帛少），历史书称为“青史”或“汗
青”，还可直接称作“竹书”，如汲冢书的魏国编年史称为《竹书纪年》。
至于“秦简”“汉简”的至今还保存了珍贵的文献，自不待言。以后发明了
纸，但造纸原料仍以竹浆为大宗，书写用的笔又用的是竹管，因此“管城子”
成了笔的别号。掌握文字的中国文人从来就与竹为伴，竹与中国文化简直就
不可须臾或离。
还有一种其作用略次于文字的原因是，竹又是中国乐器的重要原料。中
国传统乐器的原料向称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大类，其中单独
用竹制成的是大宗，笙、箫、管、笛等管乐器全系竹质。西方乐器中的管乐
器多数为铜管，少数是木管，与中国迥然有别；中国的铜管乐器是近世从西
方传入的，而且除了演奏军乐的铜管乐队以外，使用也相对较少。竹管乐器
不论独奏、伴奏和合奏，纵使不能在乐器里中分天下，至少也在三分天下中
占一鼎足。这又使竹通过艺术领域广泛而悠久地参与了中国文化。
此外，竹不但以大量的建材、各种实用和陈设性器皿、食用、药用，从
衣（古代汉高祖时以竹皮为冠，称鹊尾冠，见《汉书》；现在也有竹笠、竹
披等雨具）、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投射入中国文化，还以竹刻、竹编、竹
画等纯粹以观赏艺术或装饰艺术的方式溶入中国文化。至于以竹入画，乃至
专以竹为主题，构成中国画的特有画派，将于下文提到。
（二）
中国文人以纸、墨、笔、砚为“文房四宝”，其中纸、笔两项须取材于
竹。中国文人日常的雅玩，向称琴、棋、书、画，后两者须依托于纸笔，在
这一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活动也是“不可一日无此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