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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吧，他还著有《新方言》，但他说官话时也是满口的浙江余杭乡音，这是
见之于许多他的友人和学者的描述的。
有些方言外乡人实在难懂，难怪鲁国的孔夫子要抱怨“南方。。舌之音”。
初涉异地，语言不通，确很恼火。解放初一个显然没有跑过码头的山东南下
干部，到上海派在一家工厂里，工人都说上海话。一个工人向他解释机器的
性能，说：“迭格末事。。”（沪语：这个东西）他责怪道：“我不懂英文，
讲中国话好不好！”一般说，上海话不算顶难懂，北方人要到广东、福建去
听当地的方音，那才真像进入外国了。
但是，乡音对于同在异地的同乡人说，却特别觉得亲切，有使素昧平生
的同乡人迅速凝聚的魅力。我很特别，在异地听到浙江口音，觉得没有什么
吸引力，而听到四川口音却倍感欣喜和亲昵，立刻要撇几句四川话与之交谈。
如果是在旅途中，就和对象一下子会亲睦起来，仿佛乡音就能产生一种信任
感。旅居国外的华人由于共同的语言，常常能很自然地团结起来，那就更不
消说了。
语言里含蕴着讲话人的思维习惯，深化而言之则是包含着讲话人共同的
文化风格。正是这种内涵促成讲乡音者的凝聚。广东有句俗谚，叫做“宁卖
祖宗田，不卖祖宗言”。这话不能以保守或顽固视之。因为广东自来放洋出
国的人多，别说近的如南洋，即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远如欧美
的唐人街，通行的也是一色的粤语。这乡谈维护着侨民的团结互助，维护着
侨胞不忘祖国的恋乡意识。上代放洋的子弟就从父兄“勿卖祖宗言”的嘱咐，
在万里之外有意识地保持着乡音，并成为历久不变的传统。寻根讨源，这和
封建性的地域主义是两码事。
方音和乡谈在某些地域、某些场合有排外的作用，一些地方的居民听到
异乡口音的生人就会有产生程度不等的歧视心理，连北京、上海这些人口流
动频繁的城市，许多人也不能免，更不说小城小镇和偏僻的乡野。四川历来
是封闭的省份，解放前没有一条铁路，蜀道之难和川江之险，使四川从来就
是一个“独立王国”。但我跑遍全国，却发现四川是最不排外的地方，这和
抗战时期大批下江人入川的民族大交流很有关系。使四川和外省人能够融通
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语言，四川方言是一种西南官话，易懂易学，外地人一去
不但交流方便，而且居留不久，人人都能撇几句四川方音。四川人学普通话
也容易，虽然大多数人讲普通话常不免“对尾”，即说着说着流露出了川腔，
只在最后收尾时才注意讲出正确的普通话声调。四川方言给四川人带来了好
处也带来了不利，好处是全国人都能听懂四川话，四川人到异地极少交流上
的困难；不利是因为四川话人人能懂，就使四川人无须特别要求自己学标准
普通话，如果是广东、福建人，那就非努力说普通话不可，否则就没法和异
地人打交道。这使四川人能讲正确的普通话的人相对为少，因为凭四川方言
就能顺利地走遍天下。
上海人大都对四川话感到亲切，因为上海人对陈毅市长有极好的感情。
至于我这个“二川人”，更视四川方言为乡音，遇到四川人或曾在四川居留
过的熟人，就必撇四川腔，攥四川谚子，成了生活中的一点小乐趣。虽然诚
如绀弩所说“蜀音又不准，难听”，我仍乐此不疲，而且诚心诚意，正而八
经，绝无四川话所谓“说着耍”或“涮坛子”之意。
1995 年9 月29 日
角色转换
古代传奇故事里有许多女扮男装和男扮女装的情节，一个小姐乔装成少
爷在秀才堆里厮混，一个秀才乔装成女子在小姐闺房里作客。在机关破露或
自愿显原形之前的大段时间里会不被识破，蒙混得过去，已令人难以相信。
还有长时期不露原形的，如木兰从军，易装的花木兰和军汉们“同行十二年，
不知木兰是女郎”；祝英台和梁山伯同窗三年，梁山伯这呆鸟竟被她瞒过。
两者都易装恢复其女儿身以后，才叫伙伴大吃一惊，实在超乎常情。
试想在乔装隐瞒身份之际，被瞒过的一方蒙在鼓里倒也罢了，他并无心
理负担。吃苦的是骗人的一方，必须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时刻处于紧张的
戒备状态，该有多别扭！别说性别之间显著的天然差异极难掩饰，就连不是
性别转换，只是社会角色的转换，把一个人投入陌生的环境，要扮演好骤临
之而必须承担的向不习惯的社会角色，要演得本色当行，这苦处也非寻常人
所能想象。
人在社会中都自然而然地承担某种角色，站在讲堂上，你就承担着传授
知识的角色；坐在编辑室里，你就承担着审阅和处理文稿的角色。为人民服
务也好，领钱吃饭也好，以往的生活道路和习惯使然。你习焉不察，无须特
别提醒自己注意所承担的角色意识。正如女子本是女子，如不乔装成男性，
不必也不会时刻有特别的女性意识；一旦改装而混入男性之间，即角色由女
变男时，她必须谨守现在是男性了的假男性的角色意识，改变其自来的本色，
那就苦了。
倘若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性质相近，这个角色转换成另一角色，就不会有
多大的心理障碍，也无须特别挂念着新的角色意识，如教授转换为编辑，经
理转换为董事之类，新角色很易适应，略略调整一下心态就行。但如财翁一
下转换成奴仆，阔太太一下沦为女丐，无可奈何地要演了那个新派定的社会
角色，你想有多困难！或可说，你想也想不到那困难的程度。
我一生中有两次艰难的角色转换，颇具戏剧性。第一次是1955 年，由公
民角色骤变为罪犯角色，按正规法律术语应是嫌疑犯角色。因为是在罪状未
被证实和判定以前，而且后来又证明了是被诬枉的“罪犯”。
在此必须声明，说这些事并无抱怨乃至控诉之意，事过境迁已久，此刻
心情十分平和。从角色转换的角度来回顾一番，倒像是旁观世情，不无潇洒
意味的。
话说当时，对于新派定的角色却不能立即适应。举点小例：关进牢房前
非但要将身上的零星物件收缴，而且鞋带、裤带一律要解下交出。裤带不准
系的日子我还没过过，于是我要求：“同志，这裤带没了怎么。。？”执行
的人大吼一声：“谁跟你是同志！”
这一声吼才吼醒了我的角色意识：我已是鸟兽不可与同群的罪犯了。
但角色意识的觉醒并不能一下子就解决演好角色的本分，此后的囚居中
我仍常要犯规，大概几个月之后才记住新承担的角色。这之间尽是些琐事，
印象也没有第一次被喝醒角色意识那样深刻鲜明。现今纸价昂贵，就省点纸
张，免说了吧。
又一次是在1958 年，我被遣送到宁夏中卫县商业局储运股去做拉板车的
工人，按组织名单上所列应是下放劳动，不能占有“工人”的荣称。那时是
“不下去就不开饭”的时期，这我懂而且颇能适应；不但能适应还暗自欣幸，
成天苦力的干活，可以免去开检讨会批判会交心会这类麻烦。但我的新角色
意识并不清醒，于是又遇到了一次大吼一声的唤醒。
拉车常有几辆车排队装货的间歇，有时得空等半个钟头乃至更久些。旧
角色的积习难改，我兜里揣着一本书，空等时就坐在车杠上翻着看。不是求
知，那时知识愈多愈反动，我决不想再增加反动量，而只是为了打发这空空
白等掉的时光。一天，当我正在读着消遣时，管事的干部走过来，大吼道：
“拉车还看什么书！你是什么身份？还摆你的臭知识分子的架子！”
正如禅宗法师当头棒喝，我的胡里胡涂的角色意识顿时被吼醒了。此后
就谨记在心，时刻固守角色意识，以至操练到如下一事可作证明的程度。
当时该地正在推行扫盲运动，小学生也被动员参加。每天放学后三五成
群，手里拿着写上常用字的纸片，在城门口拦住过往人等，要读出考问的字
才许通过，念不出则教你几遍才放行。一天我拉车经过，孩子们也向我亮出
字片考问。我当时角色意识陡醒，只好骗孩子说，我是文盲，不识。耽误了
十来分钟，听孩子教了几遍才通过。由此可知，人是可以被改造的，知识分
子的改造政策是英明有效的，我的两次角色转换可供证明。
1995 年10 月6 日
舆论监督与监督舆论
舆论是众人之论，人心不齐，当然七嘴八舌，口径难以一致；舆论又是
下面的议论，当然不一定雅驯，不完全合乎温柔敦厚之道。于是听的人不一
定全部顺耳，有时上头的人听起来简直刺耳，疑为找茬儿，有意捣乱。一回
一回地晓谕、驳斥或曰辟谣不胜其麻烦，而且也未必能“正视听”，所以古
代的统治者为了耳根清净，常要管一管，历史上管得最出名的有周厉王的“弭
谤”，秦始皇的“禁偶语”。但正如古贤人所说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这两位都没有“弭”掉与“禁”掉，受殃的是他们自己。后来的人聪明了就
采取疏与导的政策，疏导的方法自然是定出言论标准来，违反钦定标准的就
叫“悖逆”，斥为“狂吠”。对这事花大力气的，莫过于清朝的雍正和乾隆
两帝，许许多多的文字狱就由此而来。
别以为当年的“舆论一律”是什么不了起的新发明，不过是古帝王的旧
法，祖传老谱而已。
然而还是应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那句老话，桶子箍得太紧，箍子
要断裂，桶子就散架了。
人毕竟是越来越聪明的，于是发明了疏导实即限制的新方法。西方国家
发明了一种“吹风会”，政府当局把操作舆论的人员召集起来吹个风，某事
应按某种口径宣传议论，其实也是略略宽松的舆论一律法。我们这里则叫做
“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