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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冰雹，遇冰雹了。”
江青去重庆是为医治她的牙齿。在延安她捂着腮闹牙病，周恩来说：“到重庆去看看吧，我认识一个牙科专家，是给蒋介石看牙的医生。”就这样，江青和我们一同上了飞机。那位给蒋介石和江青看牙的医生的儿子，现在是北京医院的副院长。
西安飞重庆也不过一小时，遭了这样的罪，那一小时就显得太漫长了。我感觉飞很久了，看看表还不到10分钟。这时间怎么停了步？
飞行组里一位大个子美军从驾驶室来到机舱，脸色很难看，好像比我们还负担重，走到周恩来和陆定一面前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也叽哩咕噜说英语，我们听不懂，只觉得那手势和神情都有些不妙。周恩来站起身，随大个子美军去了驾驶室，在那边还是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会英、法、德、日、俄五种外语，除俄语稍差些，另外4种语言当时讲得都很帅，这也是我常为共产党感到自豪的地方，蒋介石可没这两下子！
“何副官！”周恩来朝我招呼，“你过来。还有李秘书！”
我和李全德跌跌撞撞走过去。周恩来以很少使用的严厉声音命令：“机长说现在必须减轻载重，你们把那些可以丢掉的货物和行李都甩出去，注意文件箱和公文包，要保护好，别丢错了！”
显然，我们遇上严重的危险了。安全第一，人命要紧，没什么可犹豫的。大个子美军拉开舱门，寒风呼啸着冲进舱内，冲撞、扫荡、屠杀。两耳轰轰响成一片，听不见谁喊什么，反正动作要快，拎着机上的便梯、铁桶、铁箱就往外甩。扔光了美国人的东西再扔我们自己的东西。几箱子延安梨扔出去了，几捆羊皮筒子扔出去了，几匹延安纺的毛呢料扔出去了，手枪箱子、个人行李，连江青的行李皮箱也扔出去了，最后把为延安购药的一箱子20万元钞票也扔了！他妈的，那大个子美军眼睛转着还要找东西扔，再扔就该扔人了！
说实话，先扔美国人的东西，扔一件就像扔一个包袱似地轻松，轮到扔我们自己的东西，扔一件就像割去一块肉，带来的不是是锥心的痛楚。我们经济上多困难哪，一支香烟几个烟鬼轮着一人狠狠吸一口，现在这么多钱和财物大手大脚全扔了……
可是，也怪不得美国大兵还要找东西扔，这天气跟国民党蒋介石一个毛病，你让一步他逼一步，你让多少步他就不放松地逼多少步。气温越来越低，机翼机身结满了冰，而且越积越厚，机翼的冰引起气流改变，升力骤减，连飞机的升降和转舵都难以操纵了。大个子美国兵再找不到可扔的东西了，又走到周恩来跟前，俯下身子一脸无奈地叽哩咕噜，还不时指点我们这些乘客作手势，那手势叫我直抽凉气，分明是要“扔人”了，扔几个来保住剩下的人！
周思来一脸严峻，眉宇间蹙起“山川”，终于点点头。于是，陆定一便立起身来，那是要宣布重大决定的神情。我当然不相信扔人，但美国大兵的手势绝对明确是朝舱门外扔人。他想扔谁？20年后也许人们会说先扔江青，那时扔谁也不可能扔她和杨眉两个女同志啊。不是首长的只有作家戈茅、秘书李全德、军事参谋童陆生和我这个副官……
“外面气候恶劣！”美国大兵说一句，陆定一大声翻译一句，“为了先生们的安全，请作好准备，背用降落伞，必要时就跳伞离机！”
原来是这么回事！美国大兵开始给我们发伞，边讲边示范：如何背伞，如何跳，如何拉伞，什么是错误的动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刚刚放松一点的神经，随着他讲一项要求又绷紧一步，到最后，无异“扔人”一样紧张了。谁跳过伞啊，跳出去伞张开张不开呀？探望舷窗外，秦岭一条条山脉像章鱼伸出的狰狞的爪子要攫住我们的飞机和每一个人……
邓发走到我身边，脸孔像秦岭那寒风中的岩石，一字一顿对我说：“小鬼，如果跳伞，你一定要好好紧跟周副主席，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首长放心！”我用力点点头。人就是这么怪，一旦想到责任，其他杂念便立刻烟消云散，那种庄严神圣又慷慨激昂的情绪便澎湃起来。
大个子美国兵站到了舱门那里，等候机长命令，随时准备拉开舱门招呼我们跳。因为这种飞机还没有跳伞的自动开伞装置。他没有背伞，机组人员都没背伞，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条令对运客飞机机组人员的规定，是为了替每一名乘客负责任。望着他那严肃待命的表情，我心里忽然一热，产生了好感和敬意，这真是一批经过严格训练的富有强烈责任心和荣誉感的好兵啊！
震耳的马达声中，我忽然听到一阵隐隐的呜咽声，像蚊虫似地微弱。寻声找去，原来是小杨眉。她坐在江青身边，伏身嘤嘤轻泣。我正要过去，周恩来已经先一步过去，坐在了杨眉另一边，轻轻抚慰她：“杨眉，不哭，不要怕……”
“周伯伯。”小杨眉抽泣着，“我，我没有伞包……”
真是忙中出错，竟忘了这个小人儿。周恩来立即站起身，解下身上的伞包，给杨眉背好，一边安慰着：“勇敢点，杨眉，学习你爸爸，什么都不要怕！”
这个情节后来传扬出去，成为尽人皆知的周恩来让伞的佳话，并且被编入学生的语文课本。
周思来在危难时刻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确实使机上每个人都深深受了震动和感动。我马上解下身上的伞包，走过去递给周恩来。当我们互相坚持让给对方背时，大个子美国兵又找出一个伞包给了我，并且伸出大拇指朝我们叽哩咕噜一番。
飞机还在颠簸飘摇，终于，机长的命令传下来，情况严峻，无法过秦岭，只能返回西安。
周恩来尊重他们坚持科学的态度，同意返航西安。
飞机在西安机场着陆停稳后，我那颗悬着的心才从喉咙落回到胸腔里。下飞机一看，好家伙，机身晶明透亮一层厚冰，在阳光下咔咔地响着裂开，大块小块往下掉。
“中午在鸿宾楼请客，”周思来大声说：“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一下这些美军人员，他们的态度和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美军人员对周恩来如此厚待他们，高兴不已。席间，美国大兵说：“今天能大难不死，这是上帝保佑你周将军。”周恩来笑着说：“不是靠上帝，是靠你们美国军人高超的技术和艰苦顽强的努力。”美国大兵听了都鼓了掌，兴奋不已。当局思来表示一定要赶去重庆，下午还要冒险一飞时，机长马上同意了，并且很有信心地说，有经验了，下午先升到5000米以上，避开结冰的气温层，然后再飞越秦岭。
饭菜鲜美，美国大兵个个吃得红光满面。我们这些上天就吐的人却敢看不敢吃，都吐怕了。
午后2点，我们带着希望、信心，也带着紧张和风险又登上了那架美国运输机。
飞机扶摇直上，重新笼罩我们的又是冷。奇冷、酷冷，比上午还冷，我过雪山也没觉这么冷，这辈子再没遇过那么冷！周恩来脸色灰白，胸脯起伏着，我们也都强烈地感到胸闷气短，拼命作大呼吸。登机前机长就提醒，这一次飞得高，会缺氧，现在我们尝到了缺氧的滋味，我脑子里不时闪出离了水的鱼儿拼命煽动两腮，嘴巴翕动不已……
周恩来忽然起身，头重脚轻地走到驾驶舱，请大个子美军拿来飞行员自备的氧气。若不是忍耐到极限，周恩来不会这样做……
可是，我错了。周恩来没有吸氧，他喘息着说：“何副官，你给江青吸吸氧。”
周恩来对江青的关心是格外的。午饭时，我和李秘书向他检查，不该匆忙间扔掉20万元钱，周恩来并没责怪我们，却吩咐办事处周子健处长赶紧替江青买些生活必备品带上，以免到了重庆临时受窘，生活不方便。
现在，他自己忍受着缺氧的折磨，却首先关心江青缺氧，显出不支，由我和大个子美军帮她戴上氧气罩吸氧。
江青大口大口地吸着，苍白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她感觉好一些，便拿下来给她心爱的小杨眉吸。
说实话，江青是真喜欢天生丽质，无比聪俊的小杨眉，时时惦着她，关心她，跟她聊天，见她冷就搂紧她，用体温温暖她，那种爱时时可以从一瞥目光或一声轻唤中感受到的。然而，她什么都可以关心照顾到小杨眉，唯独到了最紧迫关头作不到把自己的伞让给小杨眉，只会焦急地喊：“哎呀，小杨眉还没有伞呢，快，快，小杨眉还没有伞呢！”
周恩来平时没有江青那么表现出对杨眉无时无刻不在的关心，但他最后让出了自己的伞。小杨眉一定是明白这里分量的差别吧？她接过氧气不肯吸，一定坚持要周恩来吸。她依向周恩来举着氧气罩向他鼻子上送：
“周伯伯，你吸，你吸呀……”小杨眉哭了，“你不吸，我决不吸一口……”
周恩来眼圈湿了，我们在场的人眼圈都湿了。
由于飞机绕道成都加油，所以傍晚时节才到达重庆上空。重、庆四季多雾，冬春尤其大雾不断，人称“雾都”。
飞机开始下降，大个子美军来到机舱比划手势叫我们系好安全带。窗外云雾如翳，舱内一片昏暗，有夜色的感觉。飞机降得很快，我们的心也跟着下坠，下坠，因为始终不曾钻出云雾，而飞机放起落架的声音已经听到。我们虽然不懂飞行，可也懂得，钻不出云雾，飞机不可能降在跑道上……
蓦地，那颗下坠的心向上一跳，飞机吼叫着又直向上空钻去，显然，第一次降落失败了。
无线电里不时传出陆空对话声，周恩来以其事必躬亲的一贯作风走去驾驶舱，我本能地跟过去。
机长说明云雾太大，而且低垂，找不到机场。而机场塔台也不同意降落，说天气恶劣，要求飞机返回成都。
“你们要沉着冷静，”周恩来没有讲英语，由陆定一翻译他的话，“一定要做到安全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