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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无论怎样疲惫不堪，上床后必要办一会儿公，否则无法入睡。就像有些人上床后不看一会儿闲书就难以入睡一样，已经养成习惯。所以，这个卧室可以算作总理的第4办公室。
总理的床头也是三件“宝”：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如果总理主动停止办公睡觉，那就会心里有事，难入睡，睡着也不踏实。他经常是看啊看，眼睛困得睁不开了，就抹清凉油，继续看，直到“失去知觉”，也就是在无意中自然入睡为止。
值班卫士随时注意着卧室内的动静，一旦总理入睡了，便轻手轻脚进去，将灯熄灭，再轻手轻脚出来，关严门，小声对值班的秘书们说：“回去吧，总理睡了。”
当然，有时总理是自己关灯睡觉，这是主动有意地要睡觉，一般是没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了，或者是头痛得无法看东西了。总理用脑过度的痛苦之状我们都见过，微蹙眉头，不敢睁大眼；这时他要服安眠药，并由护士人员帮忙作些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总理主动熄灯睡觉，常发生睡不踏实的情况。一见他关灯，值班秘书就可以走了。可是工夫不大，总理“第四办公室”的灯又亮起来，这是他又想起了什么事，叫卫士再把秘书找来，或询问，或交待一件事，或对某项工作作出指示。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总理见秘书跑来跑去，心里不安，就说：“唉，真麻烦你们了。还是给你们寝室安部电话吧。”
于是，值班秘书的床头就安了一部红机子。总理床头也装一部红机子，这部红机子没有拨号也没有铃，拿起话筒就可以让总机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进来，因为不响铃。怕响铃惊扰住隔壁的邓大姐。
有了电话，我们就可以少跑许多腿。有些事，在电话里就可以说了，回答总理的询问或接受某项指示，而不必再从寝室跑到总理的“第四办公室”。
我们有时开玩笑，西花厅是电铃的世界。总理的4个办公室都装有按铃，从厕所卫生间到餐厅到办公室到卧室，随时按响铃召唤秘书。
办公条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总理的“第四办公室”，开始条件简陋，总理抱着文件上床，在身边一放，就将背靠在了床头上。他批阅文件时，就将两腿弓起来，文件放在腿上，边看边批示。这样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写字不易写好，还吃力。卫士见了这种情况，就帮忙找来一个硬纸板，让总理垫在腿上。
这样写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邓大姐见了，心有不忍，动了动脑子，把木工请来，亲自讲了设想。木工就按大姐的设想做了一张小桌子，带倾斜面，刚好能卡在床上。这样，总理办公就可以减轻些劳累。
这张小桌，平时只放三样东西：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60年代，总理劳累过度患了心脏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预防心脏病淬然发作进行救急的药品硝酸甘油。现在，这张倾斜的小桌子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总理在“第四办公室”里的办公，经常是处于强撑、苦撑的状态。有几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
一次是在困难时期，由于中央领导都坚持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标准，总理那么大工作量，怎么受得了？他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瘦得眼窝都凹了进去，并且患了病。
那天，总理连续工作17小时后，从“第三办公室”转入了“第四办公室”，身子靠在床头，毫无休息的意思。大家劝几次不起作用，见保健护士郑淑云给总理送药，就请小郑帮忙劝劝。
郑淑云15岁参军，18岁进中南海，长期在总理身边服务，是很有感情的。总理晚年曾深情地对郑淑云说：“我从你黄毛丫头，看到你白毛丫头……时间不饶人啊！”
郑淑云劝总理是有办法的。50年代中美华沙会谈期间，有次总理一连工作22小时，仍然坐在“第三办公室”不肯转“第四办公室”，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休息。邓大姐已经按响过4次电铃，就是催问总理休息没有？活动了一下没有？我们劝不动总理，就由小郑去劝。
郑淑云劝总理另有一招，用老百姓开玩笑的话讲，叫“耍赖皮”。劝总理几句，总理不应声，郑淑云索性站在办公桌前不走了。总理不动，她也不动，她相信总理不能看着她这样永远“罚站“。
果然，时间一久，总理从文件堆里抬起头：“啊，还没走？
郑淑云站着不动，说：“你不睡，总得活动一下啊，你不活动我就完不成任务；总理不完成任务不睡，我完不成任务也不能走啊。”
“啊，好，好，我动，我活动。”总理站了3次才站起身，两手抖个不止，郑淑云眼里一下子含了泪，这全是累的啊！总理就在她的“监督”下，绕办公桌走几圈，喝口浓茶水就又坐下了……
这一次又是由郑淑云“劝驾”，让总理早些休息。她进入“第4办公室”时，见总理在床头垫个枕头，靠在上面，戴着他那副老花镜，正在算账；床上到处是写满算式和数字的稿纸。小郑同我们一样，对于总理的“事必躬亲”，又受感动，又有一些看法。这看法曾由邓大姐说出口，那是当我们众人面说给总理听的：“有些事别人能做的就请别人帮助做一些，不要事事自己动手才放心。”
于是，郑淑云照大姐的口气脱口而出：“总理，像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
类似的话，我和其他秘书也讲过，前面的文章写到过，总理是发了脾气的。这一次对小郑也不例外。总理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看一眼郑淑云，不理睬，继续算自己的账，总理有时就是这样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郑淑云明白，有了这种像孩子赌气一样的表现，肯定是药也不会吃了。她还是老办法，在床前一站，等着吧！这次“罚站”的时间可真不短，总理直到算完一组数字，才放笔，摘下老花镜，揉揉疲劳的眼睛，缓缓扭头望住郑淑云，一脸严肃：“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这么看对吗？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只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民以食为天，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呢？国家遇到困难，不是粮食多得吃不了，我算准确些就可以少一些人挨饿，作为一国总理这不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吗？”
总理停了停，抓起那一堆堆的算式纸和有关文件、资料，在手中掂掂分量，沉甸甸地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些，从城市到农村，男女老少的定量。还包括半劳力，各地区都有差异，我不亲自算算怎么能心中有底？怎么会发现问题，纠正这里的失误？人命关天，非常时期，作为总理必须让全国人民都渡过这一难关，这是小事吗？只是技术性工作吗？”
总理讲到这里，已是泪花迷离，像是看到了一股股饥饿的盲流正在全国流动，寻找一切可吃的东西，以维持那坚信还有美好明天的生命。
“前一段我们工作没做好，人民遭了难，现在我们不能再出漏洞。我们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有时难免好心办了错事，但为人民服务这颗心可是决不能少了丝毫。你懂这个道理，就能理解我的工作了。”
“总理……”郑淑云叫了一声，再也说不出第二句，泪水一下子滚落下来。这就是人民的总理啊！她哭着用力点点头。
“好了，你去吧。”总理把药喝掉，又戴上花镜抓起了笔：“我现在还不能休息。”
这一夜，总理又没睡。天亮后，随着清嗓声和电铃声，总理从“第四办公室”进了“第一办公室”，向聚集来的秘书们发指示，批阅秘书们呈递的急电急件……
新的一天新的工作就这样又开始了。
在总理的“第四办公室”还有一件事留给我极深印象。那是1966年，李宗仁先生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那天，总理已是连续工作了60多小时，眼睛充血厉害，痛得再也无法看东西，不得不从“第三办公室”转入“第四办公室”。但他还是无法入睡。事情太多，他坚持“事必躬亲”，躺靠在床头上，闭了眼，仍然无法省心，叫我们秘书来谈工作。
医生来给他治疗，他放不下工作；连护士给他打针这点时间，他也不肯放过，吩咐张作文同志：“张秘书，李宗仁先生的讲话稿你给我念吧，要念仔细，不要错漏字。”
“总理，先把针打完……”
“念吧，这不影响打针。”总理用疲惫低沉的声音吩咐。为了不让总理着急，秘书张作文只好马上念。
这是李先生在为欢迎他举行的宴会上的一个讲话稿，张作文念得仔细缓慢，竭力咬清每一个字。我在一旁听着张秘书一个字一个字往出吐，看着护士手中的针药一点一点注入总理虚弱的体内，泪水忍不住一滴一滴顺了脸颊淌落在衣襟上……
总理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劳作中渐渐耗尽的。
与总理的这四个办公室相比，他的“第五办公室”可就是广袤万里的大气势了。天上地下，山头海边；农村、厂矿、机关、学校、街道、商场，无处不是他的办公室。
话讲到这里，一般人都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了。总理一生，不允许一分一秒有虚度，要求我们秘书敢于并善于“见缝插针”。无论何时何地，抓住总理一点空闲，哪伯只是分秒之间，也要插根“针”。
这根“针”就是汇报条。
所谓汇报条，就是一张纸，将我们要呈报的事情或问题写在纸上，有点空就随时可以交总理看。总理看完作批示，如果反映的问题重要，还要转呈主席看。这汇报条的分量就确实够重了。
所以，汇报条要求我们要用深色墨水，不许用浅色；字要写大些，不许草，也不能太小，怕主席看着费力。内容要简明扼要，有骨头有肉。所谓骨头，就是事实；所谓肉，就是我们在调查了解中所形成的看法和意见。
汇报条不好写；有用的话一句不能少，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