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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比如陈毅爱看川戏，爱听音乐，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陈毅的嘴巴又会讲，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
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常聊得总理轻松愉快，甚至开心大笑。所以，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总理常到陈毅家作客，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
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有人说，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则很累。
总理则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尽管千人千性，脾气作风各不相同，他都谈得来，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组织纪律性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温和宽厚，慢条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怀威风严厉又血性十足；陈老总热烈坦率，经常发个牢骚提点意见；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实，不唯上；陈赓、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所有这不同性格、不同风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时，粲然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那愉悦开心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就是人有社会性，
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然而，真正使我认识更深，还是在同志、同事、朋友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危难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欢聚，这才使我有了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他担任《新华日报》的“老板”，被大家称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专用词。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老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乐。
1967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时，周恩来又千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思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周思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