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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看来，叶帅同总理谈话，没能叫总理对某些大事留下态度和看法。他不可能天天守在总理身边，我跟高振普，乔金旺轮替守护总理。然而，总理组织纪律观念极强。邓大姐也天天来看望，他们互相望了很久。
总理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点点头，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这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7年后，邓颖超曾撰文写到这件事，表示她要和周恩来一样，把没有说的话“永远地埋藏在心底”。
事实确实是这样，我和小高每时每刻都有一人守在总理身边，每时每刻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的嘴始终紧闭，在最后的几天绝口不再谈政治现实。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帅拿到这张滴墨不染，无声胜有声的白纸就哭了。他讷讷一声：“他一生都是顾全大局……”
周恩来在最后的日子里，不但有最后最重要的“政治遗言”，即在四届人大上提出本世纪末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有最后一次合影，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最后一次参加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等等，而且有一些最后的“要求和希望”。
12月初，总理吃东西已经十分困难。每想到总理这一生的艰苦自己，委屈自己，辛劳自己而又极少有什么享受，我们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几乎每天我们都要问几遍：“总理，你想吃什么就说。”他总是摇头。
一天，总理忽然讲话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说给我们听：“要是能吃到桃子就好了。”
那一刻，我的心忽然颤动了一下，往事立刻浮出脑际。抗战胜利，为争取和平，我跟随周恩来奔波于延安和重庆之间。那时毛主席刚发表过文章，说抗战8年，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现在抗战胜利了，他要下山摘桃子了。周恩来给警卫战士们讲解形势和这篇文章时，曾说：“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这是最好的比喻。”
建国后，总理不分昼夜地操劳，他一生“植树”，却不肯享受“果实”，在生命快要结束时，才提出吃一口桃子，我们怎么能不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呢？
可是，正当深冬，哪里去找桃子？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保鲜的条件和力量。我们几个陪护的同志商量一番，不约而同想到罐头，马上去买了两筒。每简里有两个桃，切成了四瓣。
“总理，没有鲜桃，我们买了桃罐头。”大家歉疚地报告。
总理望着桃罐头，脸上浮出一层浅笑，声音微弱地说：“好，很好。”
我们喂总理吃罐头桃。他吃得照例很慢，一点点咀嚼吞咽。好不容易吃完一瓣就想停止。我小声说；“总理，吃一个完整的果实吧？您讲过的，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
总理嘴角漾出一丝微笑，缓缓说：“你还记得。好，我们吃个完整的。”
他尽了最大努力，又吃下一瓣罐头桃，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果实。
帮总理擦嘴时，我心里又欣慰又酸楚。欣慰总理终于在最后享受了胜利“果实”，酸楚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享受得太晚了，是在人民吃过鲜桃之后，一时吃不完的制成了罐头，他才最后享受一口……
可是总理还对我们说了一句：“谢谢，谢谢你们。”
隔两天，总理又问：“有没有六安瓜片茶？我想喝点六安瓜片茶。”
这一次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小高和乔金旺同志也不明白，这种茶并非什么名茶，也没有什么典故，总理怎么会想起要喝这种茶？
但我们还是照总理的希望，为他买来了六安瓜片茶，质量虽不算好，总算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不浓不淡地替他老人家沏了一杯。
总理不是喝茶，是品茶。他呷一口，细细品味；一小口一小口地呷，不时咂咂嘴。他的脸上是一副含情脉脉，神思悠悠的容色，两眼眨动着，一闪又一闪，仿佛见到了思念中的人。
一杯茶终于喝完了。我们都带着肃穆的神情问：“总理，您在想什么？”
“我想起了叶挺。”总理不看我们，仿佛仍在望着那位思念中的人，声音轻柔，像是怕惊醒一个甜美的梦：“抗战开始不久，叶挺将军任新四军军长时，送了我一大筒六安瓜片茶……”
这以后没几天，总理就无法自己进食了。
快过元旦了。望着总理头发蓬乱、胡须满脸的憔悴样子，我们悄悄商量。俗话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总理一生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仪容，怎么也得为他老人家理个发，修修面再过新年啊！恰好北京饭店朱师傅也第三次捎信来，坚持要在新年前为总理理个发。
29号这天，当总理从昏迷中醒来时，我们附耳小声劝说：“总理，要过新年了。朱师傅已经几次捎信来，就让他给你理个发吧？”
他用沉思的目光望着我们，良久，嘴唇开始微微翕动。他实在难以说出声音了，静得落根针也可以听到的病房里，我们仍需把耳朵贴近他唇际才能听清：“不，不要了。我这个样子……不好再见人。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
我们蓦地扭转脸，泪水又夺眶而出。
我们天天守在总理身边，对变化感觉还不是很强烈，如今听他一说，立刻想到他不久前还英武潇洒的神姿和风度翩翩的举止。可是，一觉醒来，他已是须发灰白蓬长，面容瘦弱憔悴，整个身体都抽缩了。他眼窝深陷，皮肤松弛灰黄……他再也不照镜子了，我们也不叫他看到自己的脸。
朱德、小平、先念等中央首长都曾多次来看望周思来。当时中央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见总理一面不可。邓大姐后来同意了。但要求只许大家见总理，不能让总理看见大家。这也许违背周恩来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考虑？这些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周恩来昏迷之时来见一见，严格规定不许哭。
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些工作人员被领进来，都是由我们带到床尾立住脚远远望一眼。这一眼他们就全惊呆了，他们所熟悉的总理突然之间不见了！我看到没有一人能例外，都是全身一震，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泪水顿时进射而出！有几位女同志踉踉跄跄，是被我们搀扶出去的。打击和刺激太大了，没出大厅就全哭倒在地。无论怎样批评、劝说，甚至呵斥都无法阻止。唉，且不说她们只是未经过大磨难的女同志，难以承受，就是身经百战，历遭磨难的李先念同志，出了病房也泪如泉涌，哭出声来，悲不能止。
老帅们也都来看望了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尾默默地望着，像雕像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溢出眼堤，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
1976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两首诗发表后，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时，恰好在广播里听到了。他让我们去买来诗词，元月2号我们又为他读这两首诗词。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和讷讷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是我见到的总理的最后一次笑。
这次笑很短暂，膀胱癌和肠癌的剧痛很快又使他抿紧了双唇。我们收起诗词。他虽然痛得额上沁汗珠，仍然坚持着示意，让我们将诗词放在枕边。
后来，他又看过几遍这两首诗词，也叫我们念过。他去世时，这两首诗的小薄册就压在他枕头下。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看到听到的两首诗词。
都说癌痛是超过任何肉刑的剧烈持久的疼痛。现实生活和文学描写中，我曾看到过许多挣扎在痛苦中的人：有的呼叫，叫声凄厉惨绝；辗转翻滚着挣扎。有的咬破牙床嚼烂舌头，一任泪水横流，顽强地不呻吟一声。有的瞪着凶野的被痛楚折磨得变了形的眼睛，号哭怒吼着乞求别人帮忙结束自己的痛苦和生命…”
周恩来不同，始终静静地躺在那里；昏迷半昏迷时，他会发出轻微的呻吟，但是清醒后，绝不发一声呻吟或流一滴泪。如果你正注视着他，那么，剧痛袭来时，他甚至不肯抽缩一下身体。他怕给别人带来痛苦的影响。
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映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黯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来，颗颗有绿豆大，颤动着凝聚汇合，接着便小河一样淌下来。他的眼光时而迷离黯淡，时而闪烁逼人，回避开周围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什么。在一次次的屏息忍耐之后，那鼻翼便颤抖着张大，嘴唇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很快又复屏息闭气，用超人的毅力去换过那阵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剧痛的浪潮……
他不哼不流泪，哪怕是抽缩着脸孔咧咧嘴呢？他永远不会在人前目光下有这种样子。这就是我们的周总理。
元月3号，总理一天基本都是处在昏迷中，偶尔醒来也默默无言。
元月4号，总理从昏迷中醒来，眼睛闪了一会，忽然翕动起嘴唇。我们在场的同志马上都围拢过去。
他用细微的难以辨清的声音讷讷询问：“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董必武呢？”
“董老还好。”
“刘帅，刘帅，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