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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卫生。于是跳将起来，用吸尘器打扫地板，满头大汗。
小翠隔三差五，经意不经意之间暗示清华男友，她从前啸傲街头的时候，认识一个叫小红的女子，姿态妙曼，媚于语言，不知道男友有没有兴趣三人同床。小翠仔细描述小红的好处，直到自己都不禁心旌摇曳，身边传来清华男友轻柔而稳定的鼾声。逼到最后，男友义正词严，如果一定要三人同床，小翠再找个男的凑数好了。
每次男友出差，小翠都调查得一清二楚。小翠送他上出租车，算准四十分钟他到机场，电话过去，“你到底爱不爱我？”飞机到目的地，男友的手机刚开，小翠的电话过去，“你到底爱不爱我？”男友酒店登记完，刚进房间，房间里的电话响起，是小翠，“你到底爱不爱我？”给男友一个小时出去吃饭，然后电话过去，“你到底爱不爱我？”清华男友总算能睡了，电话响起，床头闹钟显示早上三点，“先生，要不要小姐按摩？”清华男友急了，“小翠，你不要闹了！我爱你。”电话那边的按摩小姐莫名其妙，“先生别急，先醒醒觉儿，我一会儿就过去。”
我终于明白，英雄末路、美人迟暮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但是更痛苦的是和末路英雄和迟暮美人最亲近的人。
200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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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而今现在
学生物的时候，教授讲，每个存在都是一个奇迹，所以我们要捍卫物种多样性。翻闲书，哲学家讲，幸福的严格定义是多态，所以隔壁班上女生的豆腐再好，我还是偶尔想起陈麻婆的豆腐，所以花瓶里的玫瑰花再好，我还是间或想起蒜蓉的西兰花。
于是我们期望改变，期望不一样。
摘下眼镜，戴上墨镜，眼里的姑娘漂亮了，整个世界变蓝了。塞上耳机，推土机、轧路机的声音不见了，陈升在嚎叫：“One night in 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推开门，雪还没停，唯长安街一痕，景山一点，所有由现代城领导的“红配绿，赛狗屁”建筑，都被白色镇住。一觉儿醒来，窗户阴仄，雨疏风紧，想起年轻时候好多个不明白，其中包括一张脸能够长多少个包、一双脚能够走多远、一个姑娘能够想多久。还有，我们换电脑墙纸、屏幕保护。我们换手机图标、来电铃声。我们学英文、加入WTO。我们办奥运、修通了五环六环路。
但是，“不一样”再走一步是“太不一样”，是翻天覆地。
9·11的那天，北京时间的晚上，我在深州。从客户那边回到酒店，打开啤酒，打开电视，纽约世贸大楼在里面冒烟。第一反应是美国大片，《真实的谎言》续集，喝了一口啤酒，等着施瓦茨辛格撅着一身腱子肉出现。第二反应是邪教闹事，拦截了通信卫星，播放假想的世界末日。第三个反应是打我同事的手机，看我自己是不是工作过度，开始幻视幻听。
2003年的春天，北京没来沙尘暴，北京来了非典。
山非山，水非水，生活改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感觉北京金刀大马，马路老宽，小孩子可以像我小时候一样，在街头踢足球，在便道打羽毛球。十几年来，第一次重游北海，丁香还盛，杨柳还青，“仿膳”还是国营的，还号称慈禧爱吃，红烧驼掌还是一股脚丫子味儿。几年来，第一次接到婚前某女友的电话，问还好吗，问邮寄地址，说刚买到城里最后一箱N－95口罩，说放下电话就会用特快寄出。一年多来，老婆第一次主动下厨房，麻婆豆腐，蒜蓉西兰花，我问她会不会做香辣蟹、福寿螺。
山非山，水非水，工作改变。第一次从周一到周五不用穿西装。老板的目的不是放松下属，而是希望同志们一天一洗衣服，远离非典。第一次七点之前回家不感觉负疚。反正客户已经在家办公了，隔壁写字楼也被封了，我一个人急有什么用呢？七点回家，春夜方长，看老婆和玫瑰花，磕瓜子和新闻联播，读《霍乱时期的爱情》和《临床医学的诞生》。第一次，所有人都成了医学爱好者，讨论冠状病毒长得什么样，为什么激素有效，什么时候出现疫苗。第一次想，为什么要求经济每一年每个月都要增长呢？为什么要求自己每一周每一天都要向上呢？
山非山，水非水，观念改变。第一次，大家了解，自然要敬畏，个人卫生要注意，当众打喷嚏、随地吐痰、滥杀邪吃是罪大恶极的。第一次，大家知道，除了道琼斯、恒生指数、GDP，还有非典指数：多少新增，多少疑似，多少死亡，多少出院。还有一群穿白大衣的同志，踏着生死，每天干着十几个小时，领着很少的工资。第一次，大家明白，无论庶民公侯，说话做事都是要负责任的，没有报纸电视还有互联网，没有互联网还有短信息，没有短信息还有人心。
2003年的5月底，坐在出租车上，三环东路又开始塞车了，街边的火锅馆子又基本上满了人。车上的收音机里，一个经济学家在发言：“非典的影响是短暂的、局部的、可逆转的。”手机上老总留言：明天穿西装，见客户，新项目启动。写信谢我的前女友，告诉她我没得非典，但人却被N－95糊得缺氧。问她为什么好久没有音信，她回了一句恶俗的台湾爱情诗：有时关切是问，有时关切是不问。这样水波不兴，你好我也好。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生活和工作终会照旧。希望观念的改变能留得长久些：敬天悯人，相信人心。
学医的时候，老师讲，人是要生老病死的，致病微生物是到处存在的。回家刻了颗阴文印，截朱敦儒的《西江月》：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200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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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时期读《鼠疫》（1）
4月前，非典病毒好像计算机病毒，只在互联网上乱传。市面上歌照唱、舞照跳、马照跑。当时在深圳做项目，客户把谣言从网上打印出来，问，您原来做过大夫，这病是真的吗？板蓝根、醋熏管用吗？我说，第一，我原来是妇科大夫，主攻卵巢癌。第二，这网上的描述一会儿说是粪口传播，一会儿说是血液传播，一会儿说是空气传播，至少有谣言的成分。第三，板蓝根和醋熏没有特异性，和自己骗自己差不多。客户还是很兴奋地去抢购了板蓝根和白醋，过了一阵很兴奋地对我说板蓝根和白醋都脱销了，又过了一阵很兴奋地对我说有广州
市民喝预防药中毒了、熏白醋熏死了。
4月之后，非典病毒好像柳絮因风起，到处都是：电视里、广播里、报纸里、杂志里、大街的墙上，当然更少不了互联网。最拍案惊奇的是小区里出现了广播车，二十几年没见了，每天下午，广播“非典防治十条”，喇叭的质量真好，音频调得真好。在十八层楼上，我听得真真的。
深圳去不了了，“天上人间”关门了，“钱柜”关张了，“甲55号”没人了，水煮鱼谢客了，健身房停业了，网吧封了，“三联书店”的消毒水够把人呛成木乃伊了，按摩的盲人师傅摸着黑跑回老家了。
所以闭门，所以读书，所以重读加缪的《鼠疫》。
《鼠疫》的故事发生在1941年一个北非的小城：奥兰。一场鼠疫莫名其妙地到来，肆虐一番之后，又莫名其妙地离开。一个叫贝尔纳·里厄的医生和他的战友们如何面对死亡。
一切奇怪的相似。
4月16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他的诊所走出来时，在楼梯口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也是4月。
之后，也是经历了震惊、否认、愤怒和悒郁几个阶段。
震惊之后最明显的也是否认：“老鼠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市政府根本没有打算，也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措施，只是先开了一次会进行讨论。”“里夏尔认为自己没有权办这件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省长汇报。”“每个医生只掌握两三个病例，其实只要有人想到把这些数字加一加，就会发觉总数惊人。”
然后是愤怒和悒郁：“贝尔纳·里厄读着省长交给他的官方电报，一边说：‘他们害怕了！’电报上写着：‘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封闭城市。’”“但是此时此刻，鼠疫却使他们无事可做，只好在这阴沉沉的城市里兜来转去，日复一日地沉湎在使人沮丧的回忆中。”“这样，鼠疫给市民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流放之感。”
也涉及通信，当时没有GSM，用的是电报，相当于现在的短信：“人们长时期的共同生活或悲怆的情绪只能匆促简短地概况在定期交换的几句现成的套语里，例如：‘我好，想你。疼你。’等等”。
也提及广州：“七十年前于广州，在疫情蔓及居民之前，就有四万只老鼠死于鼠疫。不过在1871年人们尚无计算老鼠的方法，只是个大概的数字。”
也有人抢购，有人囤积居奇，有人酗酒（因为有人号称“酗酒具有杀菌效能”），有人吃薄荷糖（“药房里的薄荷糖被抢购一空，因为许多人嘴里都含着这种糖来预防传染”）。也放长假，也隔离，也涉及警察和军队。贸易也停顿（“所有店家都关着门，但有几家门口挂着‘鼠疫期间暂停营业’的牌子”），旅游也完蛋（“瘟疫结束后也还得过很长的时间，旅客才会光顾这个城市，这次鼠疫摧毁了旅游业”），男女也糜烂（“有一些年轻男女招摇过市，在他们身上可以感觉到在大难之中生活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如果一切都相似（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第二年1月25日，“省里宣布鼠疫可以算是结束了。”“在2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拂晓时分，城门终于开放了。”
据说，《鼠疫》可以从多种角度阅读（就像现在的非典，也有电视里“白衣天使”版，经济观察“走向健康国家”的泛政治版，以及21世纪经济报道“天佑华夏”的神鬼版），甚至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