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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香港最初几天，简单概括，就是香港不适合人类居住。太挤。一街一街的人，挤到东挤到西，我站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看，都会不自主地出汗。但是，呆长了，就像在飞机上呆长了一样，渐渐适应，渐渐体会出一些好处。从居住和生活来看，香港是个好地方。
好处之一，紧凑。在香港岛上，随便挑个地方，出门走路十分钟之内，吃喝嫖赌抽，洗衣取钱买报纸交电话费、宽带费都能办了，而且还有两个以上的选择。北京的皇气王道造成居住的不便，长安街有五十多米宽，即使是横穿马路到对面买个酱油，走路十分钟也不够。
好处之二，丰富。从上环到中环到湾仔，走路不到半个小时，你要吃哪国的东西，都能找到地道的馆子，日本串烧南蛮亭，川菜满江红，还有名字我不认得的黎巴嫩菜馆和摩洛哥菜馆。你要看哪国的书刊杂志，基本都能买到，中环的两个三联书店不比北京和上海的小，PAGE ONE有当期的What Hi…Fi，大业文物书店里，因为有台湾、香港本地以及海外的出版物，文物书的种类比北京文物书店以及琉璃厂海王邨邃雅斋还多得多。湾仔电脑城和时代广场的电脑、PDA和音响器材，新货上架飞快。日本货上市比日本当地晚不过一个月，但是会比美国市场早三个月，美国货上市比美国当地晚不过一个月，但是会比日本市场早三个月。如果想暂时离开闹市，走路十五分钟，就可以爬太平山。山保护得很好，之于香港就好像中央公园之于纽约。反方向走路十分钟，就是海，海边有干净的椅子，基本上没有摆摊看手相的假和尚，摆摊套圈射击的三轮车，摆摊卖发光塑料手镯的小姑娘。
好处之三，成熟。总体印象，这是个诚实而有效率的城市，从政府到小民，做事的出发点都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地方脏了，有人打扫，流程不顺，政府调整。上海和北京即使在硬件上能在十年内赶上，我不指望，软件上能在我活着的时候赶上。香港市民们不崇尚文化和思想，崇尚实用知识和技术技能，头脑简单地挣钱，头脑简单地休息，像佛经里说的，饿了吃，困了睡，激素水平高了去深圳。市民们把人类简单地分为两类，有钱的和没钱的。他们衷心地给所有他们认为有钱的人最为友善的态度。出于职业训练，他们也尽量给他们认为没有钱的人尽量友善的态度。香港人比上海人简单。上海人把人类分为四类，外国白人，外国有色人，上海人，和外地人。外地人再有钱，他们都有种不给好脸色。多数城市的人，没有上海人复杂，比如北京人也只把人类分成两类：牛逼和傻逼，再比如韩国人也只把人类分成两类：男人和女人。
东西虽好，还要看价钱。香港地方不错，但是楼价吓人。即使现在的楼价已经普遍比最高点跌了一半，类似的地段比较类似的地段，香港的楼价还是高出北京、上海五到八倍。
认识一个在某大投资银行做地产行业分析的大姐大，剃着刘胡兰式的齐耳短发，戴着瞿秋白式的黑边眼镜，香港本地人，连续几年被评为地产分析的第一人，在香港十多年，一尺房子都没买。认识她的人说，如果她今天在香港买了房子，第二天香港的楼市就会涨百分之十。我问她，从长远看，比如十年，香港和北京上海的房地产合理差价应该是多少。我没作计算，随便掂量一下香港的好处，我的心理预期答案是二到三倍。大姐大想也不想：“如果说十年，至多百分之五十，不应该再多了。”“现在的差价是五到八倍啊！”大姐大想也不想：“北京上海会慢慢涨，香港会跌很多。”
我打电话给老妈，敌人火力太猛，香港楼价太高，强攻有风险，不如先去欧洲看看，比如匈牙利，成吉思汗最强盛的时候，匈牙利也是蒙古人的地盘，可以盖蒙古包和地震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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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青曾国藩的自我完善之路（1）
（一）
曾国藩牛逼。
保暖后，思淫。精溢后，希望如何能死而不朽。鲁叔孙豹在《左传》里这样给不朽分类和定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而不朽到底
有什么用，没人说得清楚，就像为什么姑娘长成那个样子就好看，没人说得清楚一样。应该又是上天造人的时候，在人脑操作系统里留下的一个命门，同名利财色福寿禄等等幻象一样猫抓狗刨人心，什么时候捅，都是肿痛。对于一些所谓刀枪不入的人，不朽甚至比名利财色福寿禄更厉害，不用鸦片或者大麻之类的生物碱，也让这类人上瘾和入迷。
曾国藩牛啊，把自己的肉身当成蜡烛，剁开两节，四个端点，点燃四个火苗燃烧，在通往牛逼的仄仄石板路上发足狂奔。一个人在短短六十一年的阳寿中实现了全部三类不朽。有个对联高度概括曾国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立德。如果抛开时代限制，曾国藩弥补了诸多孔丘的不足，比孟轲更有资格评选亚圣。孔丘这个倔老头创建儒学的时候，办公条件简陋，手下三千门徒既懒惰又没出息，造成以《论语》传世的二万四千字理论体系有三个明显的不足。第一，没有成功人士作为理论的形象代言人。孔丘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咨询顾问游走各个诸侯国，被君王们怀疑没有速效，被地痞追打，业务始终开展乏力。孔丘死后，也没有什么人因为身体力行其理论，吃上最大的黄花鱼坐上最豪华的五花牛车，没有超级成功个案的励志型理论缺乏实践吸引性。第二，没有很好的编写理论教材。《论语》是本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的书。优点是孔丘这个倔老头的教导和体会，干贝鱼翅鲍鱼燕窝，一句是一句，全是干货，不掺一点水分，几乎每句都能通过灌水成为一部长篇小说。缺点是毫无组织，毫无主题。胡乱将这些干货分了二十章，然后从每一章第一句话中随便挑出两个字，当成本章的题目，比如“学而”，比如“八佾”，太懒惰了吧？孔丘给自己的定位毕竟不同于亨利·米勒，不能用同样的写法吧？第三，没有很好地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的要求丰富理论的应用。孔丘那时候，没有想象到工业革命，外族入侵，邪教猖獗，帝国官僚体系庞大，鸦片梅毒随风飘扬等等一系列困扰近现代中国人的问题。后学青年曾国藩在苦修敏行孔丘儒学的基础上，拿庄周老聃来泻火，平衡心态，拿大禹墨翟来强筋，增加实用性。用他位极人臣的事实和修订精良的《曾文正公全集》，证明儒学可以致事功，儒学可以更丰富更实用，儒学可以与时俱进，漂亮地解决现代问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孔丘时代儒学的三方面不足。尽管谈不上像德国哲学家那样构建完整逻辑理论体系，至少，普及本《曾文正公嘉言钞》有了大致准确的归类：治身，治学，治家，治世，治政，治军。而曾国藩自己在三十八岁时编写的《曾氏家训》，也按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分成了三十二目。
立功。曾国藩的简历明摆着：二十八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检讨（官名，正处级吧），之后在京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先后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应该算正厅局级吧），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工、刑、吏等部侍郎（应该算副部级吧）。四十三岁，组建湘军。十一年之后，曾国藩五十四岁，湘军攻陷天京。五十五岁，创建江南制造总局。六十岁处理天津教案。六十一岁，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 病死于两江督署。曾国藩为师为将为相的经历验证了两个事情，第一，通才是存在的，人事练达，世事洞明，依靠常识百事可做。无论是抓黄赌毒还是整饬经济外交军事教育，里面贯穿着一条永远闪光的金线。第二，做事是硬道理。如果想立事功，不要总在集团总部务虚，到前线去，到二级公司去，真正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付痞子混子傻子疯子，对一张完整明确的损益表负责。我唯一好奇的是，曾国藩有没有想过进一步做秦皇汉武，仿照赵匡胤，找件黄坎肩披披。曾国藩破天京之后，有条件：天下能打的兵百分之八十是他直接或间接带出来的。有说法：“春秋大义别华夷”，“志在攘夷愿未酬”。有人教唆：野史讲，李秀成被俘后，很快和曾国藩进行了对话节目，在对话中涉及联合湘军和李秀成能控制的太平天国力量，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并写了几万字的心得。最后的结果是，曾国藩在俘获李秀成之后十六天，没有请示总部，杀了李秀成，上报总部的数万字供词，真伪难辨。曾国藩培养出来的李鸿章是极少数有见识又有胆量能指出他缺点的人之一，“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
立言。曾国藩初到京城，太平天国还没火爆，立德又太遥远太近乎扯淡。他最初的理想是以文章闻名于朝野，一扫文坛的颓风，做个愤怒的文青：“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将不肯为矣。”他的目标很高：“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总之，听上去像我们小时候常唱的歌词：当阳光照耀的时候，就该梦想，就该歌唱。但是，如果心平气和地剥离开曾国藩事功道德造就的光环，他的文字文采平平。一个原因是天分有限，老天不可能把所有好事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而且几乎所有的好事都是双刃剑，一个人语缓行迟老成持重，很容易成就事功，但是很难心骛八极笔惊天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俗务缠身，一直没能当上职业作家：“古文一事，平日自觉颇有心得，而握管之时不克殚极思，作成总不适意。安得屏去万事，酣睡旬日，神完意适，然后作文一首，以掳胸中奇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