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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梦里，我们看到希望母亲给东西吃的愿望（从弗洛伊德对梦的联想可以非常清楚地知道，“女主人”，或许所有三个女人都代表母亲）。这个梦中独特的因素是做梦人不耐烦。当母亲告诉他必须等她做好，他“委屈地走了”。然后他干什么呢？他穿上镶有毛皮的长外套——然后又穿上另一件属于他人的外套。我们在这个梦中看到一个受母亲宠爱的孩子的典型反应；他硬要母亲给他吃的（“给吃的”可以象征地理解为“照料、爱、保护、赞许”等等）。没有立刻“给他吃的”，他就不耐烦，暴怒起来，因为他觉得有权得到立即的和完全的注意。他生气地走了，去侵占高大男人——父亲的地位（由过长的并属于陌生
人的外套所象征）。
涉及母亲的另一个梦是他幼年时代，7岁或8岁时期的一个梦，30年之后，弗洛伊德依然记得这个梦，并做了解释。“我看见敬爱的母亲面容特别安详，好像睡着的样子，被两个（或三个）长鸟喙的人抬进屋子，放在床上。”（前引书，第583页。）
弗洛伊德回忆说，他哭叫着从梦中惊醒，如果考虑到他梦见母亲死了，可以理解他多么焦躁不安。弗洛伊德在30年之后，仍然对这个梦记忆犹新，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它的意义；把两个梦联系起来，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希望母亲满足他的一切愿望——对母亲会死的观念十分恐惧。但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这是弗洛伊德记述有关母亲的唯一两段梦。这个事实本身就很有意味，它将证
实欧内斯特·琼斯的主张；“在弗洛伊德的最早时期，他就已经产生极端强烈的动机，力图隐瞒其发展过程的某个重要阶段——也许还是对自己的隐瞒。他冒昧地推测，这就是他对母亲深厚的爱”。（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业》，第二卷，第409页。）
我们知道的有关弗洛伊德生活的其他事实都表明同一种倾向。他非常妒忌在他11个月时出生的弟弟朱利叶斯；他从来不喜欢比他小两岁半的妹妹安娜；这些事实对支持琼斯的假设可能并不十分具体。但是，还有其他更具体、更叫人吃
惊的事实材料。首先是他的宠儿地位；弗洛伊德的妹妹大约8岁时发生的一件事十分强烈地表明这一点。他们的母亲“非常喜爱音乐，她让她（弗洛伊德的妹妹）练习钢琴，虽然钢琴离‘私室’有一定距离，但是琴声仍然打扰了年轻的学生弗洛伊德，以致他坚持要把钢琴搬走；于是，钢琴搬走了。因此，家里没
有人受到过任何音乐教育，不比弗洛伊德自己的孩子后来受到的多一点”。弗洛伊德不喜欢听到音乐的“噪音”，从而就能阻止家庭的音乐教育，这就不难想像，一个10岁的孩子在他母亲眼里占据什么地位。
这是琼斯传记中英雄崇拜和非分析方法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例子，他评论说，这件小事“表明弗洛伊德和他的学习在家庭里受到尊重”。当然，这是提问题的一种方法——正统的、常识的方法，而不是分析的、动力的方法。
弗洛伊德对母亲的深切依恋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也表现出来。除了塔洛克（Tarok）的搭档和同事之外，弗洛伊德几乎不把空余时间给任何人，甚至包括妻子在内，但是，他每星期日早晨都去看他母亲，并请母亲去他那儿用晚餐，一直到他老为止。
弗洛伊德依恋母亲，母亲也特别赞赏和偏袒她的爱子，这种依恋、这种地位对其性格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弗洛伊德自己看到了这一点，他很可能是在自传的意义上记叙说：“一个无可置疑地深受母亲宠爱的人会终身保持胜利者的感觉，保持经常导致真正成功的成功信念”（弗洛伊德：《文选》，第四卷，伦敦，1952年，第367页。）
母亲的爱就其本性是无条件的。
她爱孩子不像父亲爱孩子那样，是因为孩子值得爱。她爱孩子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是她的孩子。母亲对儿子的赞许也是无条件的。她崇拜和赞许儿子，不是因为他做了这个或那个，而是因为他存在，因为他是她的。如果儿子是母亲的宠儿，并且母亲比父亲更加生机勃勃，更富于想像，因而支配
家庭，那么，这种态度就会变得更加极端，弗洛伊德的家中似乎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参看西蒙：《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犹太人》，第272页。）
早年母亲的赞许促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胜利和成功的意念。这肯定不是习惯，因此不可能受到怀疑。
这种自信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当受到尊重和赞许，它给人一种高于一般人，而不是与他们相等的印象。自然，人们既可以从超群的天才身上，也可以从低能儿身上发现这种以母亲为条件的强烈自信心。在后一种情形下，我们常常看到要求与才能之间悲喜剧式的脱节。在前一种情形下，则有力地促进人的才
能和天资的发展。弗洛伊德就具有这种自信心，而且以他对母亲的依恋为基础。琼斯也谈过这个意见。“这种自信心是弗洛伊德突出的性格特征之一，它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害，这是因为弗洛伊德无疑正确地看到它以母亲的爱作保障”。（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业》，第一卷，第5页。）
弗洛伊德向其他人，也许是向自己所隐瞒的对母亲的热切依恋，不仅对理解弗洛伊德的性格，而且对评价他的一个基本发现，即俄狄浦斯情结，都是极为重要的。弗洛伊德把对母亲的依恋——完全通过文饰作用——解释为是由于儿童受到最熟悉女人的性的吸引。但是，考虑一下他依恋自己母亲的强烈感情，考虑一下他试图压抑这种感情的事实，就可以理解弗洛伊德为什么把人身上最强大的动力之一——渴望母亲的照料、保护、无处不有的爱和赞许的欲念——解释为儿童通过母亲满足其本能需要的较有限的愿望。他发现了人的最基本动力之一，即永远依附于母亲，也就是永远依附于子宫，依附于自然，依附于前个体（preindividualistic）、潜意识的存在的愿望——同时，他又否认这个发现，把它局限在本能欲望的狭小领域。他自己对母亲的依恋是其发现的基础，他限制、歪曲这个发现是因为他竭力不愿看见他的依恋。
六、补充和阐释对弗洛伊德本人的精神分析（2）
十分有趣的是，弗洛伊德的伟大前辈，发现恋母力的J．J．巴赫芬也深深地
依恋自己的母亲（他在母亲死后，大约40岁时结婚）。但是，巴赫芬并不打算低估这种感情依赖的力量，相反，他在自己的母权制理论中揭示了它的意义。
但是对母亲的依恋（即使非常令人满意，意味着毫无犹疑地相信母亲的爱），不仅具有产生绝对自信的积极一面，而且也有消极的一面，它会产生依赖感，并且当无条件的爱和赞许的欣快体验不是说来就来，想要就有时，立刻会产生压抑感。这种依赖感和不安全感似乎是弗洛伊德性格结构和神经病结构中的主要因素。
弗洛伊德的不安全感颇具特色地表现为口腔感受，饥饿恐惧和饿死恐惧。由于感受者的安全依赖于对母亲的喂养、照料、爱和赞许的信念，所以，他的恐惧恰恰与可能失去这种爱有关。
弗洛伊德在给弗利斯（Fliess）的一封信中（1899年12月21日）写道：“你看多么奇怪，我的恐惧是贫困恐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饥饿的恐惧。它产生于我幼年时代的贪吃暴食，而我妻子没有嫁妆（我以此为自豪）的境况把它重新唤起。”
在给弗利斯的另一封信里（1900年5月7日）再次提及同样的话题。在给弗利斯的另一封信里（1900年5月7日）再次提及同样的话题，弗洛伊德说：“总而言之——除了我害怕贫困这一弱点之外，我不至于糊涂到抱怨……”（同上，第318页。（着重号是引用者加的）
这种对贫困的恐惧还强烈地表现在弗洛伊德经历中最有戏剧性的一个场面，即弗洛伊德说服他的维也纳同事（大部分是犹太人）接受瑞士精神分析学家（大部分是非犹太人）的领导之时。当这些维也纳人不愿接受弗洛伊德的提议时，他宣称：
“我的敌人情愿看着我饿死；他们要撕破我的上衣，让我露出脊背。”（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业》，第二卷，第69~70页．）
尽管这段话的意图是要打动那些犹豫不决的维也纳人，但是确实非常离奇，这同样是弗洛伊德在他给弗利斯信中提到的饿死恐惧的症状。
弗洛伊德的不安全感还有其他表现。最显著的一个表现是他与乘火车旅行有关的恐惧。为了确保不误车，他不得不在火车出发前一个小时到达车站。如果人们按惯例分析这种症状，就一定会理解它的象征意义。旅行常常象征着离开母亲和家庭的保护，无依无靠，断绝了根基。因此，对强烈依恋母亲的人来
说，旅行经常是危险的体验，是一种冒险，必须特别小心。出于同样的原因，弗洛伊德也避免自己单独旅行。暑假期间的长途旅行总要有他能够依赖的人陪同，通常是他的一个学生，有时是他妻子的妹妹。弗洛伊德从他结婚初期一直到他被迫迁出奥地利为止，始终住在伯加瑟（Berggasse）的一所公寓里，这
也是因为害怕断绝他的根基。我们在后边将看到，弗洛伊德对母亲的依附还明显地表现在他与妻子的关系上，明显地表现在他与男人、与长者、与同代人的弟子的关系上。弗洛伊德需要母亲无条件的爱抚、肯定、赞许和保护，他把这种需要转移到上述那些人身上。
弗洛伊德和妻子的关系也表现出他对母亲形象的依赖，这一点不会叫人感到奇怪。弗洛伊德与妻子关系的最突出特点，是他在婚前和婚后的态度相去甚远。在他订婚后的几年中，弗洛伊德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