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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谈阔论“性”的弗洛伊德完全是一个典型的清教徒。对他来说，文明人的生活目的就是压抑自己的情感和性的冲动，以此为代价，过一种文明的生活。只有未开化的芸芸众生才不能做出这种牺牲。有理智的天才人物与芸芸众生相反，他们不能满足自己的冲动，因此能够为了更高的目的升华这些冲动。整个文明就是这种本能冲动得不到满足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不年轻的弗洛伊德还没有涉及历史和升华问题时，他的后期理论中所阐述的思想已经活跃在他脑海中了。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就描述了一连串观看歌剧《卡门》演出时涌上心头的想法。他写道：
芸芸众生发泄他们的冲动（sich ausleben）（纵欲），我们则剥夺了自己。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完整。我们节省自己的体力、精力、享乐的能力和力量：我们是为了某种东西养精蓄锐，但是自己却不知道为了什么。持久压抑自然本能的习惯使我们养成文雅的性情。我们也有更深切的感受，因此不敢对自己要求得更多。我们为什么不酗酒？因为醉醒〔Katzenjammer〕后的不适和羞愧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不快”，它超过酩酊大醉的欢乐。我们为什么不和每一个人交友？因为失去他或者他遇到的任何不幸都会痛苦地折磨我们。所以，我们的努力是更多地考虑怎样避免痛苦，而不是怎样产生快乐。如果这种努力获得成功，剥夺自己的那些人就会像我们一样，为了生死而限制自己，忍耐着贫困和相互之间的想念，以保持自己的忠诚，决不向命运的残酷打击屈服，任其从他们手里夺去最亲爱的人：喜欢阿斯霍（Asra）的人只有一次爱。我们整个生命行为都以此为前提条件：我们能够隐藏起来，逃避最可怕的贫困，我们总可以逐步地摆脱我们社会结构带来的不幸。贫穷的人，普通人，如果没有粗厚的皮肉和懒散随便的生活方式就不可能生存。既然自然和社会所包含的一切灾难直接破坏他们所爱的东西，他们为什么要强烈地感受自己的欲
念呢？既然没有其他什么东西等待着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蔑视瞬息间的快乐呢？贫穷的人太没有力量，毫无遮掩，因此他们不能像我们那样去做。每当我看到人们尽情欢乐，置一切严肃而不顾，我就会想到，这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偿，以弥补他们在一切捐税、瘟疫、疾病以及我们社会组织的罪恶环境面前的那种无能为力。我不再进一步发挥这些思想了，但是可以表明，民众〔das Volk〕的判断、信念、希求和工作与我们完全不同。有一种普通人的心理学，它和我们的心理学多少有点不同。这种人对“团体”也比我们有更多的感受：只有他们才对一个生命繁衍出下一个生命的方式十分敏感，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世界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1883年8月29日致未婚妻的信”，见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业》，第一卷，第190~192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27岁的青年弗洛伊德写的这封信，在许多方面都饶有趣味。弗洛伊德在信中预示了他的后期理论，表现出我们刚才讨论的贵族式的清教徒倾向：剥夺自己、节省自己享乐的能力是升华的条件，杰出人物在这个基础上产生。除此之外，弗洛伊德在这里还提出一个观点，它成为许多年之后得以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的基础。他述说他害怕在感情中受到伤害。我们不爱每一个人，因为分离会异常痛苦；我们不能和每一个人都交朋友，因为朋友的丧失会引起我们的悲伤。生活的趋向是避免悲伤和痛苦，而不是体验快乐。正像弗洛伊德自己非常清楚地指出的那样：“所以，我们的努力是更多地考虑怎样避免痛苦，而不是怎样产生快乐。”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弗洛伊德后来称之为“快乐原则”的阐述：快乐实际上就是免除不快乐，就是解除痛苦的压力，而不是积极享乐。在后期，弗洛伊德把它作为普遍有效，事实上也就是最一般、最根本的人类动机原则。然而，我们在这里看到，在进行理论思考多年之前，弗洛伊德就已经持有这种思想了，他把它看作自己维多利亚式个性的结果，害怕丧失他的占有物（在这里害怕丧失爱的对象和爱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害怕丧失生命。这种态度是19世纪中产阶级的特征，它更多地考虑“有”，而不是“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深深地渗透这种“有”的倾向，因此对他来说，最可怕的就是丧失“具有”的东西，不管这件东西是爱的对象，还是情感或生殖器官。（在这方面，他并不赞同我们在诸如哥德哲学中发现的对中产阶级的占有欲的强烈反对。）
这封信中还有另外一段需要特别强调。弗洛伊德谈及普通人时说他们比“我们”对团体有更多的感受。“只有他们才对一个生命繁衍出下一个生命的方式十分敏感，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世界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弗洛伊德十分正确地看到，资产阶级较之于工人阶级缺乏共同一致的感受，但是不要忘记，在中层和上层阶级中，有许多个人对于人类的共同一致性有深刻的感受，他们或者是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真正笃信宗教的人们。弗洛伊德很少或根本没有这种感受。他完全是按照中产阶级特有的方式考虑他自己这个人，他的家庭，他的思想。17年之后，1900年新年之际，他又完全以同样的口吻写信给他的朋友弗利斯：“新世纪——我敢说，我们最感兴趣的事情是它包含着我们死亡的日期——除了给我带来愚蠢的回顾以外，什么也不会给我。”
《精神分析的起源》，第307页（着重号是引用者加的）。这里，我们再次发现同样的自我中心的考虑，只关注自己的死，对于普遍性和共同性毫无兴趣，也把它们的感受仅仅归于了下层阶级。
六、补充和阐释译后记
译后记
1900年10月14日，弗洛伊德写信给他的好友弗莱斯，信中提到他得到了一个值得记载的病例。“这些日子过得很愉快，我有一位新病人，她是个18岁的女孩儿。这个病例为我开启了无数智能之门。”1901年1月25日，弗洛伊德给弗莱斯的另一封信，提到上述病历已完成。他说道，完成了这次治疗并整理完这一病历之后，他已经筋疲力尽，“我终于感到自己需要吃点药。”这是一个极其典型的病例，它吸引了弗洛伊德的全部注意力。为了治疗和研究这个病例，在3个月的时间里，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这一病例的主人公就是一个被称为“杜拉”的女歇斯底里患者。
弗洛伊德1905年将这个病例公之于世，这就是《Fragments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Dora）》（《一个歇斯底里个案分析的片断（杜拉）》）。我所查到的此书中文译本最早见于中国台湾，1970年精神科医师文荣光先生所译，志文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超过30年了。文先生的译作在台湾曾引发极大的争议，目前所查到的大陆方面的译本均采用的是文先生的。且不论文先生的译作质量，对于21世纪的读者来说，繁体中文的简单翻版已有许多地方不宜阅读，故我萌生了重译的念头，此次译文将书名改为《少女杜拉的故事》，译文中的病理学名词依然参照了文先生的译文，在此也向引领我们认识“杜拉”的先驱者文荣光先生表示衷心地感谢！
名家名著一向是最难译得圆满的，一直认为作为一个“译者”，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换器。任何一个翻译者（加上译注中的诠释企图），都是穿梭于两种文化之间的文字操弄者。在翻译《少女杜拉的故事》的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100多年来，众多人对弗洛伊德有着众多不同的解读，批判也好，颂扬也罢，不可否认的是，弗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我们一向默视的世界，他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让我们向内窥探到了一个另类的成长心灵史。我相信，掩卷而思之时，杜拉带给我们的绝非阅读后的轻松，而更加是一种沉重。我只有一个希望，通过我这支拙劣的笔，人们可以管窥弗洛伊德学说的秘密，进而窥视到人性心理的秘密。
从1905到1910年，是弗洛伊德从被孤立走向被国际公认的过渡时期。毋庸置疑，《少女杜拉的故事》是这一时期极其重要的作品之一，是弗洛伊德学说从假说走向科学的代表作，这部作品不仅是一份严谨的科学报告，还是一个充满悬念、文笔优美和引人入胜的文学故事。弗洛伊德在今天所取得的令人睹目的成绩，不是别人对其“恩施”的产物，而是弗洛伊德本人努力奋斗的结果。
钱华梁
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