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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许久以前，当我在查柯（Charcot）的诊疗中心工作时，我曾见到歇斯底里性哑症的病人如何以笔代言。这些病人写得比别人更流利更快速，或者比他们以前写得更好。
杜拉也有同样情形。在失声发作的前几天，“写得总是特别容易！”其实这不需要心理学来解释，这只是由于生理上的代价需要使然。
K先生在旅行的时候常写信给杜拉，同时也寄风景明信片给她。尽管他的回家总是出其不意，令K女士防不胜防。杜拉是唯一知道他何时回来的人，况且，一个人跟一个不在身边的人通信以代替交谈，这和一个人失声的时候，以写代说的情形完全一样。
因此，杜拉的失声可做如下的象征解释：当她所爱的人离开的时候，她就放弃说话的方式。既然她不能与“他”谈话，言语也就丧失了其价值。另一方面，写字的方式得到重视，因为它是与那个不在身边的人联系的唯一途径。
那么，我是否可以说，在任何病例中，只要有周期性的失声发作，我们就可以诊断为，有一个为病人所爱的人存在，而他（她）有时离开病人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杜拉病症的决定性因素十分特殊，我们不能预测是否有类似的病例不时出现。但是我们对目前这一病例中失声的解释又有什么价值呢？我们岂不是让自己变成一部华而不实的作品的受害者吗？我并不这么想。在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个常被提起的问题，即歇斯底里症状的病因，是来自心理上的或身体上的，或者如果前者是对的话，是不是所有症状都来自心理因素呢？
像许多未成功解决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仍有待于执著的研究者去解决。任何心理的或身体的一方面，都不足以涵盖问题的真正本质。就我所知，每一种歇斯底里的症状都牵涉到两方面。如果缺乏某种程度的身体的配合因素，缺乏身体器官的某种正常的或病理的过程，它就不能产生。而且除非它有心理上的意义，否则它不能重复发生两次以上——重复出现的能力是歇斯底里症状的特征之一。歇斯底里症状本身并不含有这种意义，只是借用了该意义，就如连缀上去一般，并且意义随时可以改变，随着那被压抑而急于想挣脱束缚的思想而定。同时，有某些因素在发挥着作用，使潜意识的念头和身体的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变得合理，而且也使那些关系接近某种典型的形式。
就治疗的目的而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来自“意外的”心理素材，而症状的解除有待于找寻它们在心理上的意义而定。当精神分析可解决的已被清除完毕时，我们开始建立各种有关症状在身体上的基础——通常是一种体质上或器官上的假说。
在杜拉病例中，我们不能满足于只以精神分析方法对她咳嗽与失声的解释，我们还得指出其器官上的因素，指出使她表达对一个周期性不在她身边的男人之爱情的“身体的配合因素”（Somatic pliance）的来源。在本病例中，如果症状的表现与潜意识精神材料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惊人的关系，我们也将在其他任何例子中，得到这种惊人关系的印象。
在这里，也许有人说，精神分析指出：解答歇斯底里问题的线索，并不在于“神经细胞的分子与分子间的奇特不稳定性”，也不在于一种很容易就进入“催眠状态”的方法，而是在于“身体的配合因素”。不过在回答这种反对意见时，我提到，这种新见解并不总是使该问题简化，而且已经使它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因此，我们不必再处理整个问题，而只要处理有关歇斯底里与别的精神病之间不同的部分就可以了。所有的精神病，其潜意识的精神趋势在得到“身体的配合因素”所提供的形体上的配合之前，都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相同过程。在身体的配合因素尚未形成之前，不同于歇斯底里症状的现象便会出现：不过，它仍然是一种有关的东西——也许是一种恐惧或强迫性行为——总之是一种精神病。
二、临床现象生病的真正动机
生病的真正动机
——杜拉生病的目的，只是想夺回她父亲的关心，促使她父亲和K女士分离。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杜拉对她父亲态度的深层次含义。她指责她父亲是一个谎称有病者，事实上这个指责是她对自己早期多病的自责，在潜意识里，也是对目前状况的自责。
这个时候，医生所面临的工作，通常是推敲那些由分析得到的暗示或隐喻。我告诉她说，目前她的健康问题是由于心理原因引起的，而且，就像她很清楚K女士的病一样，有其他目的在作祟。
我认为杜拉是想借病达到她的目的，那就是让她的父亲离开K女士。但她的请求或吵闹都未奏效了；也许她想吓唬她父亲使她的目的得逞（她曾写过诀别信），或者，乞求父亲的怜悯（她曾多次昏倒）；或者，如果这些都失败的话，至少她会对他施行报复。杜拉很清楚，她父亲非常疼她，一旦他知道女儿生病，常急得掉泪。我相信只要她父亲告诉她，他已经为了她的健康而牺牲了K女士，她马上会痊愈的。但，我希望她的父亲永远不要那么做，因为如此一来，她便拥有了秘密武器，将来只要有机会，她便会再度生起病来。要是她父亲无动于衷的话，我想她就不会那么容易痊愈了。
下面，我对“生病的动机”在歇斯底里症中所扮演的角色做一些概括性的
评论。生病的“动机”必须与生病的经常性的严格区别，也必须与症状所由来的材料相区别。动机与症状的形成无关，而且在开始生病时并不存在。它们是后来才出现的；不过，疾病的全貌要在“生病的动机”出现后才完成1923年附注——这点不太正确。“生病的动机在症状开始时并不存在，而只是随后才出现的”，这个见解已站不住脚。对在该文下一段中，生病的动机被提到，在生病以前即已存在，并且它们是促使疾病发作的部分原因。后来由于区别生病的“原本收获”与“附带收获”，我找到更好的道理，在本段后面几句中所提到的是属于“附带收获”部分。至于“原来收获”，则在任何心理症中，都可以识别出来。首先，生病会导致心理负担解除（我们说这是“逃避入疾病中”），虽然大部分病例，到了末期，这种“逃避”已没有什么效果，可是，当精神困扰时，它是最经济方便的解决办法。像这种原本收获的成分可以说是“内在的”或心理学上的，而且也是持久的，除此以外，还有外在因素（例如前面曾
提到K女士与其丈夫的关系）也可以促成生病的动机，这是原本收获的“外在的”成分。。它们的存在可以在任何一例长期病痛的病例中发现。
一种症状初起时，总像一位不受欢迎的客人进入病人的精神生活中，到处遭敌视，这就是它为何会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消失的原因。一种症状，在刚出现时，病人并未意识到它有什么实际“用处”，但生病常常会给病人带来某些“好处”，因此，病人常常在潜意识中，便不自主地利用“生病”来获取某种便利。如此一来，症状即拥有一种附带作用，因此，在病人的精神生活里，病人对症状采取宽容和保护的态度。于是任何人要想使病人复原，将惊诧于其抗拒力之大，他这时会突然意识到病人想要驱除病症的决心，并不像其外表所显示的那样认真。
假如有一位工人——一个泥瓦匠，从房子上摔下来，摔成了残废，现在在街头上乞讨为生。再假如有一位奇迹创造者前来允诺能使他的伤腿复原行走。我想，要是盼望那工人脸上会有感激的神色才傻呢！也许，在他受伤的那一刻，想到以后不能工作，而必须靠别人的怜悯生活甚至饿死时，他会觉得不幸，可是从那儿以后，那使他丢掉工作的东西现在却变成他收入的来源：他靠残疾生活。如果这个再被拿走，他将真正无依无靠了。因为这时他已忘掉工作的技术与谋生的习惯，他已经习惯于懒惰，并且可能已耽于盘中之物了。
甚至在童年的时候，生病的动机就已经初露端倪了。小孩子渴求父母全部的爱，且不能和兄弟姐妹们共享；他知道在他生病而引起父母的焦虑时，他们的爱会全部慷慨地给予他。于是他发现了一种吸引父母爱的方法，一旦在他的心理趋势有诉诸病的倾向，他就会利用它。
在这种孩子长成女人后，她可能发现，由于嫁给一位不体贴的丈夫，常压制她的意志，无情地利用她工作的能力，而一点感情、一分钱也不给她，致使她小时候经常运用的需求方式完全碰壁。在这种情况下，生病，便成为了维持她地位的一种武器。也将使她获得所希冀的照顾。生病将会迫使她丈夫做金钱上的牺牲，并给她悉心的照顾，这是在她健康时所不能得到的。在她康复后，他也不得不对她好，否则，她又会以生病来威胁他。她的病情完全是非自然的——医治她的医生心中最清楚不过了。而且，借这种理由，她不必受到良心的谴责。这种方法的利用，早在她童年时代就已生效。
然而，这类病是病人蓄意所为。它们通常是针对某人而发，而那人离开时，病就会消失。有关歇斯底里特征的最笼统与普遍的看法——像从未受教育的病人亲属或护士听来的——在某种意义来说，是对的。
如果一个瘫痪躺在床上的女人知道房里失火的话，她会跳起来跑出去；被宠坏的夫人，如果听说她的孩子得了重病，或家里惨遭什么大不幸，也会忘掉她所有的病痛。人们这样说时，忽略了意识与潜意识在心理学上的区别。这种说法对小孩子来说可能行得通，但对大人来说则不然。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