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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番“轰炸”。最后，会议以作出对谭政“反党宗派集团”成员的处分意见，而告结束。处分意见写道：
谭政同志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他自己不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也不准别人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他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而抵制新军委和林彪同志，实质上就是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谭政为了执行彭、黄路线，与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社总编欧阳文一起，进行反党活动，结成反党宗派集团，把持总政领导。
随后，中共中央批准井转发了总政党委的《整风工作报告》。谭政被撤销了总政治部主任，降职为副主任。刘其人、姜思毅由部长降职为副部长，白文华、欧阳文调离总政治部。以后，又经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撤销了谭政军委委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又撤销了谭政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接着，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又撤销了谭政国防部副部长职务。军队改革薪金制度时，又给谭政行政降两级的处分。谭政这位投身革命奋斗几十年的大将军，今天却遭受了内部的迫害，饱尝了逆境的苦衷。
然而，他没有灰心，没有泄气，没有绝望。在遭遇迫害中，他坚持真理，坚持斗争，马列主义武装在胸，宁做逆境不倒松。在谭政挨整的漫长而艰难的岁月中，谭政的心境也达到了人生的底点。他昼不愿出，夜不能寐，生活无趣，饭食无味。家人发现，他本来已经戒掉的烟，又抽上了，而且是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抽。他常常是烟雾燎绕，愁云笼罩。有时候，他独自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地坐着发呆，一坐就是半天。谭政的心情，是郁闷的，压抑的，愤怒的。
他实在是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好心的朋友劝他说：“你去找林总说一说嘛！”谭政不去。也有人建议他：“去找毛主席！”谭政也不去。实在憋闷得受不了了，他去了他的前任、老领导、老上级罗荣桓元帅家里。谭政与罗荣桓是几十年的老知交了。谭政来总政当主任，是罗帅给毛主席写信建议的。谭政把罗帅当成兄长，平时有了什么想不通的事，他都要找这位老大哥。就是家里出了什么纠纷，也是找罗帅来给调解。当谭政颓唐地来找罗帅的时候，罗帅便说：“你心里有什么话，有什么委屈，你就尽管说吧！我虽然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但至少可能给你参谋参谋。”谭政心情激动他说：“罗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罗帅虽然身体不太好，有些事情不太过问，对谭政的事情，他还是知晓的，但由于事关林彪，甚至关系到主席，因此，有些话他也不太好直说。尽管罗帅认为，谭政“跟主席工作那么多年了嘛，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但从组织原则上讲，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罗荣桓只好从正面劝慰谭政，要他服从中央的决定。谭政还问罗帅：“主席同意这么搞吗？”
“不要管怎么回事了，还是要振作精神，抬起头来，还是要继续工作嘛！不要老是这样垂头丧气的！”说这话时，大概罗帅也觉得底气不足，没有说服力，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能说什么呢？沉默了好一阵子，谭政又说：“我这个反党分子，还能干什么呢？”罗帅回答道：“过去长期在机关工作，有了时间可以下去搞点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就及时向中央和军委报告。”谭政采纳了罗帅的意见，果然精神振作了起来，下到他分管单位的基层去了。
谭政由总政治部主任降为副主任后，分工管总参、总后和总政直属单位的政治工作，后来又加了一项公安部队的政治工作以及民兵政治工作。如果按照别人的想法，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不让你再工作了，副主任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安慰而已。然而，重新振作起来的谭政，确实没有在逆境中屈服，他真的正儿八经地当起了他的副主任来了。他跑了总参的直属单位，一个又一个的招待所，一个又一个的通信站，检查那里的工作是不是保持了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他跑了总政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又跑八一体工大队。要他们谈谈怎样做好演员的思想工作，怎样正确对待比赛中的胜败。他跑到公安总队的一些哨所，去和那里的战士促膝谈心。他跑到武汉被服厂去蹲点，一蹲就是三个月。谭政回到北京，一见到罗帅，便兴致勃勃他说：“大有收获，大有收获！”谭政详细地向罗帅讲起军工生产的一些情况，谈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还带回一些不合格产品给罗帅看。谭政告诉罗帅：“有的军工生产有问题，特别是生产军械弹药的工厂，那要是出了质量问题，可是不得了！”罗帅听后高兴地对谭政说：“好哇，好哇！你把调查的情况写个报告，也准备一个稿子，向军委汇报。”
于是，谭政就又认真地准备起来了。手头的材料是现成的，他不用准备，就能说出许多事情来。但他还是认真地准备了起来。
自己动手写提纲，认真和秘书凑材料。材料准备好了，也向上面报告了，但迟迟没有回音。等来等去，谭政向毛主席写的调查报告，向中央军委的汇报，不仅没得到回复，反而说他写的那个民兵工作考察报告中提出的“三依靠”是与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相对抗，又一次受到批判。他又一次受到了委屈，谭政又去找罗帅。这时，罗帅的身体已经是越来越不行了。
一天，谭政在总后参加会议，得到消息说：“罗帅不行了！”谭政和李聚奎上将飞车赶到罗帅家里，也没能跟罗帅说上一句话。这不能不使谭政悲痛万分。回到自己家中，百感交集，谭政禁不住失声痛哭。1964 年，四清运动开始。不少领导下了基层，谭政也决定下到基层去。下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改造思想。谭政选择了江西九江的一个军工厂，他的正式职务是工作组的组长。到厂第二天，谭政就穿上工作服下车间劳动去了。为了和工人打成一片，谭政改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名字——唐一夫。谭政在这个工厂里认认真真地当了半年多的工人，他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人一致起来。工人们对这个“老唐”很是喜欢，很愿接近。
有什么话都愿意对他说，甚至有的工人家里发生了纠纷，也愿意找他帮助解决。既然是工作组组长，就要管点事情。一天，他接到江西省委的通知，去南昌参加一个会议。他带上秘书就出发了。不料，来到南昌当晚，秘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请告诉谭政同志，他是犯了错误的，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秘书反问：“这是谁的意见？”电话里传出来一个响亮的名字。秘书只好回答：“知道了。”怎么和谭政交待，思来想去，只好撒谎。“谭副主任，会议改期了，我们要先回九江。”谭政不解他说：“不会吧，不是定好了的吗？”“刚刚改期的。”秘书说道。谭政说：“不行，我要去问问他们，哪能这样不负责任，劳民伤财？”秘书反复劝他不要再问了，可谭政还是坚持要问。无奈，秘书只好实话实说了。谭政听完后，就再也不说话了。。谭政从九江蹲点回京不久，即接到中共中央决定，调他去福建任第五位副省长。可是，这个副省长的椅子还没有坐热，新的灾难，又一次无情地降到他的头上。1967 年隆冬，北国已是白雪皑皑，滴水成冰，南乡福州，却秋韵未尽，绿荫浓浓。马路两旁，主于粗壮的榕树，刚劲挺拔的玉兰树，枝繁叶茂，翠绿欲滴，仿佛是绿色的飘带，绵延在市区内的大街小巷，给这平静的福州，又增添了清新秀美之感。此时，“文革”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住在福州市内五峰山军区大院里的谭政（他是不久前为回避红卫兵冲击，经省委决定由省委招待所交际处迁到这里的），无心浏览榕城的自然风光，一场不样的厄运，似乎马上就要降临。接连几天，台风阵阵，阴雨霏霏，寒冷异常，市区内市民居住的二层结构、普遍从东向西顺风倾斜的木板房，发出吱吱的响声，似乎很难招架住这逼人的风寒。厄运果然发生了。福州军区卫校造反派学生二十多人，在林彪的唆使下，臂带红袖标，深更半夜闯入谭政家中，把他捆绑起来，押解到北京。尔后，在各总部、各军兵种及各院校，谭政与彭德怀、黄克诚等一起，轮番接受批斗，坐“喷气式”，被拳打脚踢，“文革”中发明的各种“刑罚”，应有尽有，苦不堪言。从此，谭政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文革”监禁生活。
八年里，谭政先是和罗瑞卿关押在一起，以后又分开。开始被关到北京卫戍区教导队“什坊院”。在此院被关的，还有彭德怀、黄克诚等人。按照住房的序号，他们被称为1 号、2 号、3 号。l 号是彭德怀， 2 号是谭政。谭政的监房比别人昏暗得多，别人的门窗朝前，门窗一壁，而谭政的监房要通过一所过屋才能进去。窗子封得严严实实，外边已安着一个漏斗状观察窗，见不到一点阳光。一天到晚，室内极度昏暗，特别是阴雨大，室内白天黑夜没什么两样。这样，谭政本来就压抑的心情更加深重。他一天到晚不说话，也很少在室内走动，往往是在一个地方许久许久地站着，有时瞪着两眼，呆呆望着，眼皮不眨一下。他的内心痛苦超过了极点。他的神经己有些失常了。后又被转移，关在公安部办的政法大学里。前后换了好几个地方，具体都是什么地方，谭政自己也搞不清楚，深院壁垒，无向可辨，无人可问。在阴暗潮湿的“囚室”里，夏日闷热，蚊虫叮咬，呼吸都感到十分的困难，冬天寒冷，无任何取暖设备，谭政只能合衣而卧，蜷曲着身体，以抵风寒。吃的“囚饭”，除了窝头、咸菜，无任何可引起食欲的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