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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性”的解冻到后来又变得一天天紧缩，到文革达到空前的“禁锢”。
但中国人有着惊人的恢复能力和凝聚力，中国人的生活观也有着一种沉静的，顽强而又充满自信的力量。这种深深地隐藏在中国文化中的潜在的、不可征服的生命力虽有其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的因素，其终极的原因一时无法推究，但男女之间的“性”调节不能不说是中国种族和文化长期绵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如潘光旦先生说的：“精神生活的健全与否，和性观念的正确与否，有极密切的关系。”
从“性的封锁”到“国门炸开”，其间的血的教训难道不值得国人好好反思的吗？
序言
溯源与解密（8）
“乱伦”之舞与“贞节”之血
在发掘国民的劣根性上，不少人都看到了宦官文化对民族性格的“积弱”所造成的影响。
有些宦官是被迫的，如史马迁和张衡等，有些却是自我阉割，如竖刁等。
春秋战国时齐桓公说：“竖刁自宫以近寡人，犹尚疑乎？”意思是竖刁为了服侍我，亲自阉了，这种人还有什么可疑的呢。
管仲却说，“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将何有于君。”
管仲说得真好：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自爱，又怎么能爱君呢。这句话还可以进一步说：一个人能性别都模糊了，他又怎么有能力去爱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君王还是普通人）呢？
因为没有能力地去爱人或被人爱，历史上便出现了许多“乱伦”的事。
应该看到，以五代为分水岭，以北宋为缓冲带，中国妇女的性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此之前，女性从属男人只是相对稳定，夫死再醮，离婚再嫁都属于正常事，不会引起他人的非议。
但自此以后，由于程朱理学的问世，贞节被提到了比生命更重要的高度，说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由此衍成了“好女不事二夫”的道德规范。
实际上，从先秦到五代，君主对贞节并不看重，民间就更不用说了。
例如前面讲过的，秦始皇父亲异人娶的赵姬就是赵国大商吕不韦的小妾。
汉景帝娶的竟是市民之妇。
刘备在妻子孙权之妹回东吴后，纳了刘瑁的遗孀穆氏为夫人。
东晋元帝娶吴家寡妇郑氏为妻。
而曹操封魏王后，所拜的王后是曾堕入烟花的卞氏。曹丕建立魏朝，先以袁绍子袁熙之妻甄氏为后，后又纳小吏之家的郭氏为后。
明帝即位，娶民妇为妻。
这曹氏祖宗三代扶正的“后”没有一个是处女，且均是从侧室入正室，是为历史一大奇观。
但这一时期对贞节的不看重却在另一方面让“乱伦”之舞也表现得十分张扬。
历史上隋炀帝杨广，将庶母陈氏（父亲隋文帝的宠妾）占为己有，臭名远扬，不值一说。
连唐高宗李治也是将父亲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纳为宠妾。
而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竟是将未过门的儿媳纳为“新皇后”，结果被愤怒的儿子宁凌噶所杀。
将儿媳变成自己妃子的还有唐玄宗李隆基，他的爱妃杨玉环原是儿子寿王李瑁的妻子。
梁太祖朱温，也将儿媳妇尽力纳入自己的色欲对象中。
金朝海陵王大部分情妇竟是亲属，一部分则为大臣的妻室。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荒淫的君主，毫无伦理道德约束。先后被他占有的有叔母阿懒、从侄女重节、从嫂阿里虎、从姊妹什古、蒲刺、习拈、师姑儿、再从姊妹莎里古真、馀都等，还有外戚妻室奈刺忽、蒲鲁胡只等，臣妻定哥、择特懒、察八等，共计二十余人。
海陵王把淫乐看成是人生的第一要务，他和莎里古真约会时，亲到殿外等候，累了则坐在侍婢高师姑的膝上，侍婢关切地问他：“天子何必如此而已劳苦？”他答道：“我以为天子易得，此等期会难得。”
他每次与女人交欢，不是在帐闱中进行，而是公开亮相，令乐队在一旁奏乐，嫔妃环坐观看。
只有到了宋代以降，由于程朱理学的盛行，贞节看得越来越重，不仅没有君主娶再醮者，“乱伦”之事也不敢公开进行，但皇帝中却有狎妓的“瘾君子”。
例如，宋徽宗听说京师名妓色艺双绝，第一次便化名赵乙，带了重礼，去烟花聚集地镇安坊。老鸨李姥见来客阔绰，立即安排李师师来见。
但李师师却摆谱，等了许久才出来，而且出来后，她也淡妆不施脂粉，对客人不屑一顾。过了好一会儿才拿出古琴，弹起一曲《平沙落雁》。
徵宗为之倾倒，但李师师始终冷面相向。
第二次造访，皇帝亮出了身份，这一回李师师一笑百媚，弹了《梅花三弄》。
徽宗自此不时派人送去厚赐，为了幽会方便，他还命人从皇宫挖了一地道通达镇安坊。
皇帝的荒淫无度，由此可见一斑。大宋帝国的日薄西山，国将不国，也在情理之中了。
真正将“贞节”推到前所未有高度是明太祖朱元璋。他一即位，马上昭扬贞节观，昭书郑重其事地说：“民间寡妇在三十岁以前夫亡守节，并坚持到五十岁以后者，可在门前立旌表彰，免除全家差役。”
为了配合贞节的教化，儒臣解缙等人编篡了上古三代至元代的《列女传》，以作为全体女性的必读之书，明成祖亲自为之作序，以阐明“贞节”的重要性。
从此，“贞节”之血在汉文化的“文明之路”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序言
遮蔽与解密 （9）
文化探源：“生殖崇拜”的话外之音
中国的儒家文化并不回避“性”，甚至有学者指出，儒家的核心部分“仁孝”学说表现的是一种生殖哲学，它脱胎于先祖的“生殖崇拜”。
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只是过儒家所推尊的“生殖崇拜”主要是男性生殖崇拜，女性是辅助工具。
老祖宗在造字时就显露了这一点，例如：“祖”即“且”的崇拜，甲骨文的“且”字仿造于男性生殖器。民间用的祖宗牌位，是一块长方形的木片，也就是“且”字，表明了先祖对它的崇拜。
在母系社会时，祖是“日”字，写法是一个圆圈当中一点，是象形的女阴，也是太阳。
中国不少地区到现在还用“日”来表示性行为。
而老子学说则脱胎于女性生殖崇拜，是母系氏族文化的理论升华。
所谓“道”，最初建立在对女性生殖力的认知上，然后扩大到观察宇宙的创生。
《老子》常用女性性器官和母体形容“道”的性质作用，如“谷神不死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在地根”，“玄牝”即女性生殖器，“谷神”即生殖女神。女性生儿育女是从无到有，始于结胎，胚胎由混沌渐次分化，终成人形而出生。
推之宇宙化生，即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是恍兮惚兮，窈兮冥兮，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其中有精。老子“小国寡民”的哲学贵柔守雌，也是这种生殖崇拜的反映。
不过，中国儒家相信“道之大原出于天”，这是价值的源头。它将性意识淡化，突出了宇宙的宏大与深邃。在这种思想的观照下，“道”足以照明“人伦日用”，赋予后者以意义。禅宗也是这样说的。未悟“道”前是砍柴担水，既悟“道”后仍然是砍柴担水，所不同者，悟后的砍柴担水才有意义，才显价值。
也就是说，“道”要靠自己去悟，悟了就有意义，就不是表面的事物，而是接近宇宙的核心。
儒家教人“深造自得”、“归而求之有余师”，道家要人“得意忘言”，禅师对求道者则不肯“说破”。重点显然都放在每一个的内心自觉，所以个人的修养或修持成为关键所在。
这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它将性意识打磨得十分斯文尔雅。它明确告诉人们，
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向上的，不是等待上帝来“启示”的。每个人都有尊严，都有欲望和要求，但个人的欲望要含蓄，否则便是“没修养”的表现。
实际上，儒家文化是很重视人的尊严的，这一点自孔夫子以来便巩固了。
孟子说，“人皆可以成为尧舜”，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佛教徒竺道生也说“一阐提可以成佛”，都肯定人有价值自觉的能力。
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人的尊严是遍及于一切人的。
陶渊明送一个仆人给他的儿子，却写信告诉他：“此亦人子也，当善遇之。”
唐代道州刺史阳城抗疏免道州贡“矮奴”，当时和后世传为佳话。
因此白居易有诗：“道州水土所水者，只有矮民无矮奴。”大学说，“知止而后是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当今社会的危机恰恰是“动”而不能“静”，“进”而不能“止”，“富”能不能“安”，“乱”而不能“定”。
为了使纲常序列排列清楚，孟子还特地提出五伦：“父子在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它的个人主义精神凸显了每个个人的道德价值；它又发展了从“人皆可以为尧舜”到“满街皆是圣人”的平等意识以及从“为仁由己”到讲学议政的自由传统。
中国人的内倾文化在自我存在的表现上，一方面是外在客观世界存在的保证，另一方面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也保证了自我存在的真实性。
庄子“因己之乐”即可推出鱼之“乐”，邵雍由“以我观物”即可推出“以物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