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罗武还说，遇到饥荒年月，“杀子”的事更加普遍。
“杀子”在中国人集体经验中是很突出的一件事。也许有人说由于物质不足的原因，但为什么不杀老人？
罗武自问自答道：正是“孝道”将“杀子”的“汉文化”合理化了。
因为，按照儒家标准，舜是孝的典范，“为母埋儿”中的郭巨想是也是孝道。但他的行为却是对儿子的生命的构成威胁。
“父母杀子”与“子女为父母作牺牲”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在艰苦的环境下，子女就更不能让父母因为自己而受苦。子女应该为父母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将外在的文化要求内化为自觉的行动。
第六章 嫉妒与冷漠
“杀子”的“汉文化”或自毁的“孝道”（2）
在民间传说中，有许多这种故事，情节越残酷，自毁性越大，越受到称赞。
罗武越说越激动。
比方，在《二十四孝》中，一个八岁的孩子为了防止蚊子咬他的父母，甘愿让蚊子咬他自己。又比方，孝子王祥受后母虐待，但当后母想吃鱼时，他却“卧冰求鱼”。
再比方，一个孝子听从医生的指示，尝父亲的粪便，以判断父亲的病情，当得知老父病危时，他祈求上天让他去替死。
等等，等等。
罗武断然道：行孝意味着维护父亲的权威地位。舜得不到家人善意的理解而是敌意的拒绝。可正是敌意的拒绝突出了孝行的伟大。
行孝意味着子女的一切行动都要为父母的幸福着想。
一方面，子女应该努力争取生活上的成功，以给家庭带来荣耀。
另一方面，在特定条件下，孝子要违背父母的意愿，如果这种不违背就会造成对父母不好的后果的话。
比方，舜的父亲想杀他，但他一次次逃走，因为如果不这样，他就会使他的父亲更不配当父亲。
罗武又引用孔子的话说，当父亲发怒要打人时，孝子应该保证自己的身体少受伤害。
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
如果父亲对子女体罚太厉害，也有违父慈的伦理，所以，躲开父亲的体罚是有利于父亲的形象的。
由此可见，孝道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行孝的结果有时并非天伦之乐，而是人间悲剧。“孝道”是以权威主义道德观为特征的社会化模式的主要基础，其负面的结果是造成个人情感与角色行为相分离而可能造成父子关系中出现情感疏远、紧张和敌对等问题。
绝对的父母权威造成中国儿童情感上暴戾、与父亲疏远，害怕权威人物，面对权威指示采取沉默、否定或消极抵抗的行为。
肉体上的“杀子”表现在各种激烈的“自毁”行为，而内在的思想控制因为扼杀了创造力，这样，又导致了精神上的“杀子”……
“行了，我的大学者！”女方有时听不耐烦了，就打断罗武的话，“你的大道理像是在跟我上课似的。可我们今晚的课不是讲‘孝道’问题吧？”
罗武立即说，“正是因为我讲清了上面的原因，所以，我就可以轻松在面对你。可以使我们的行为变得合理而有意义，不然的话……”
但罗武的嘴巴已经被女人的手封住了：“行了，我不要听那些了。我要的是你……”
灯也熄了下来。
第六章 嫉妒与冷漠
嫉妒：一柄带毒的暗箭
罗武未参加“性派对”活动前，曾在南方《镜城早报》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讲的是人的内心之阴暗面的问题，标题就叫《嫉妒，一柄带毒的暗箭》。
这篇不大起眼的文章恰巧被到深圳来搞“性派对”的阿东看见了——他当时正坐在宾馆的大厅里一边等人，一边无聊地翻阅着报纸。
当他读了这篇文章时，感到像六月天喝了一杯冰镇啤酒似的，很解渴，就毫不犹豫地将登有这篇文章的报纸从报夹上取了下来。
阿东将文章给同伴们欣赏。结果传来传去，最后传到了阿升的手上。
阿升一看作者，嘿，竟是罗武这小子！于是，一口气将文章读完了——
嫉妒像一个偷窥者，永远躲在阴郁的窗帷后面，用忿忿不平的牙齿咬破舌头，以展示心灵的出血过程。
嫉妒是孤寂的，它找不到一位可供剪烛西窗的倾诉伙伴，注定与自身形影相吊；它无助的双手只能拥抱孤独，使灵魂更加哆嗦。
嫉妒像一场吴刚伐树般的苦役，具有无法自娱、无力终止的属性，当它成为一种自爱，又恰恰生出刺式的窘境，即嫉妒者对自己的安慰性摩挲几乎会同时构成自虐性伤害。
嫉妒是邪恶的，它长着一双刺客的眼睛，蛰伏在人性的渊底。虽然嫉妒本身意味着某种不甘雌伏的弱者意识，但它又明显氤氲着若干同归于尽的气氛，迫使我们“战战兢兢，日谨一日”，体会它的可怕和阴冷。
嫉妒者常常像一位披发跣足的女巫，在我们背后划出道道圆孤。
发生在两个远古同胞间的谋杀，除了告诉我们嫉妒的荼毒如何惨烈外，还表明了它的古老：一种原欲，它在人类第一个儿子身上就得到了昭彰的显现。西谚“嫉妒永不休假”，也恰切地说明了嫉妒像一个饕餮食客，为了伺候自己的贪婪，它往往置脾胃的康泰于不顾，甚至会在并无必要的时候峥嵘出世。
奥斯曼帝国的真正奠基者穆罕默德二世曾经为了求得心理平衡而用匕首刺死自己的爱妃。尼采看到有些老人“并不想要孩童，他嫉妒他们，只是因为他已无法再成为孩童”。
大凡强烈的欲望都长着四只蹄子而不是两只脚，带有相当的躁狂性和盲目性。
作为一种情感菌体，嫉妒最易在兄弟姐妹邻里同事间得到繁殖和播衍。
嫉妒者的格言是：“上帝总是用闪电击中最大的动物，最大的建筑，最高的树木。”
任何独标高格的行为都得冒在毒日下被睽瞪众目轮番拷打的危险。
“枪打出头鸟”和“锤敲出头钉”就是这种处境的最好注释。
嫉妒，它是文明的刺客，除非我们首先把它刺伤。
“‘性派对’就是这种挑战‘嫉妒’的榜样行为。”阿升一读完，就大放劂词地自言自语地说“因为行为者不嫉妒他人对情感的贪婪与占领。有一种大爱而不是泛爱的情感在倾注。”
阿升说着，立即给《镜城早报》的朋友打电话，要他查一下罗武是不是他大学里的号称“笔杆子”的那个罗武，并问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他的联系电话之类的。
很快就查证了，此罗武正是彼罗武，而且他就住在深圳。
结果，当天，罗武就被老同学阿升给叫过来了。
阿东见了罗武后，竟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而罗武居然当晚就没有回到家里去，而是入了“性派对”的“贼道”，成为这一“遮阳部落”的幕后鼓噪者。
第六章 嫉妒与冷漠
弑母的“大和”文化与“骷髅墙”的启示
罗武加入这个“圈子”后，阿东喜欢找他讨论中国的“孝道”文化问题，两人还常常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或日本的“大和”文化进行对比，试图从中找出某种“不对劲”的地方。阿东给罗武讲述了一个他在美国读书时碰到的一起尴尬事情：他的一位女同学，与当地一个美国佬结了婚后，女同学很有“孝心”，她见她先生的父母年事已高，且又分开住，就好心好意建议搬过去住在一起，这样也好照顾些。
没想到这两位老人很恼怒，认为这是侵犯他们的私人空间，并怀疑是图谋他们的房子。
气得这位女同学大骂自己“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这件事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阿东说。
罗武为此分析道：中国人的所谓“孝心”，在美国人看来则成了这样子了——它是父母在子女还没出生前就已把他们的用途计算好了，并将一个人能如此“利用”另一个人制度化，还不断地对后者进行“洗脑”。
阿东接过话茬说，你分析得很对。可是，在以“每个人都是一个目的，而不是工具”为基本原则的西方（美国只是其中的代表），“利用”人和真情是不相容的。他们尤其对中国人孝道中出现的各类“杀子”或“自毁”式的故事极度反感，认为这是一个人还没诞生前，他/她的人生和命运就“失去控制”了。
“这种‘孝文化’将整个东方都窒息了。”阿东总结性地说。
“但日本除外。”罗武笑着说，他认为日本的“大和”民族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指向。
“愿闻其详。”阿东也笑道说。
于是，罗武就举例说，日本有一部电影叫《樽山节考》，讲述一个古老悲壮的故事。
樽山的风俗是老人到了七十岁就要被儿孙背到山去，在山上“坐化”，以便空出家庭的位置和口粮，好让晚辈娶亲生子，增丁添口。“背母上山”就表现为一种神圣的仪式。
电影中女主公阿令婆是一个年满七十却还相当健康的老妪，它被儿子背到山上，平静而安祥地坐在山顶上，等待上帝来接她。
（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是否与这种牺牲精神有关呢？——阿东插话道。）
一场大雪落了下来，老人转眼间成了一尊塑像。
罗武说，天人合一的传统母题在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并有了超越现实的感染力。在这个仪式中，责任和人性的冲突，族规和亲情的矛盾，通过“背母”、“弃母”、“救母”、“别母”等细节描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同样是东方文化，日本的这部电影却是反中国的“孝道”文化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