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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艺复兴以来，两大矛盾的力量即群体自恋和人道主义都以各自的方式发展着。不幸的是，群体自恋发展大大超过了人道主义的发展。在中世纪后半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欧洲为一种政治和宗教的人道主义的出现作了准备，然而这一希望未能如愿以偿，结果出现了群体自恋的新形式，这一形式统治了以后的几个世纪。群体自恋具有多种形式：宗教、国家、种族和民族的形式。新教同天主教、德国人同法国人、白种人同黑种人、雅利安人同非雅利安人、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尽管内容不同，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都涉及到了相同的自恋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盲从和毁灭。［另外还存在着这样一些无害的群体自恋的形式，直接表现为协会，小的宗教团体，“校友会”等小型的团体。这些形式中的自恋的程度并不低于那些规模较大的群体，但却没有象后者中的自恋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原因很简单，这些团体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因而也就不具备制造灾难的能力。］
当群体自恋发展的时候，与其相应的人道主义也得到了发展。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中，从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赫德尔、康德到歌德和马克思，这一思想得到了发展，即认为人类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人都具有全部的人性，任何享有权力的团体都不能认为他们的特权是以自身固有的优越性为基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道主义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并且不断地产生无节制的群体自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切交战国家中出现了民族的歇斯底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斯大林搞的党的崇拜，墨索里尼和印度的宗教狂，西方反共产主义的狂热。群体自恋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将世界引向全面毁灭的深渊。
人道主义的复兴乃是人道主义遭到威胁的反应。今天我们可以在一切国家和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人那里看到这种复兴；在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学家以及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哲学家中存在着激进的人道主义者。全面毁灭的危险，新型的人道主义者的思想以及通过新的通讯手段在一切人中间建立起来的各种纽带究竟是否足以阻止群体自恋的影响，这是一个决定人类命运的问题。
群体自恋的不断加强——仅仅从宗教转向国家、民族和党的自恋——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感到惊奇的现象。首先是因为自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先前已讨论过。第二是由于科学思维的发展才摧毁了自恋。科学的方法需要客观性和现实性，它要求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能因自己的欲望和恐惧去歪曲整个世界。科学的思维需要对实际存在的事实采取谦卑的态度，并摈弃一切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的希望。对批评性的思维、实验、证明的需求以及怀疑的态度——这些既是科学努力的特点，也是科学思维的方法，其目的乃在于反作用于自恋的倾向。毫无疑问，科学思维的方法对当代新人道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今天，大多数杰出的自然科学家都是人道主义者，这也绝不是偶然的。但是，西方大多数人尽管在学校或大学中“学习过”科学的方法，然而，他们却从未接触过科学的、批评的思维方式。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中绝大多数的专业人员也都成了技术员，他们未能获得一种科学的态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会科学方法并没有多少重要的意义。尽管人们会说，高等教育的目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削弱和改变个人及群体的自恋，但是，高等教育却不能阻止绝大多数的“受教育者”积极地参予国家、民族和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正是当代群体自恋的体现。
相反，科学似乎创造了一个新的自恋的对象——技术。人因为自己成了以前做梦也不可能想象的物质世界的创造者、成为无线电、电视、原子能、宇宙航行的发明者，甚至因自己能成为整个地球之潜在的破坏者而感到自豪，这种自恋又使人本身成了自恋式的自我夸张的一个新对象。在研究现代史中自恋发展的过程这个问题时，我们想起了弗洛伊德的一个论断：弗洛伊德认为，哥白尼、达尔文以及他本人是通过这一方式来医治自恋的，那就是取消人对自己在宇宙中以及个人意识中的独一无二的信仰，取消把人的唯一作用看作是基本的、不可摧毁的实在的主张。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人的自恋才得到了医治，但另一方面，人的自恋不可能完全消失殆尽，他可以将国家、民族、政治信念、技术等看作是自己的自恋对象。
说到病态的群体自恋，最为明显，也是经常出现的症状是缺乏客观性和合理性。这在个人自恋中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检验穷苦的白人对黑人的看法，或者一个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看法时，我们就可以容易地看到，他们各自的判断都具有歪曲的特点，几乎没有什么真理可言，因此，这样形成的判断都是谣言和虚假言论的综合。如果政治运动都是以这种自我夸张的自恋为基础的话，那么，由于缺乏客观性，其结果往往都是有害的。在本世纪上半叶，我们目睹了表明民族自恋的两个著名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许多年中，法国官方的战略决策声称：法国军队不需要许多重型大炮，也不需要许多机枪；法国士兵具有勇敢和冒险精神这些法国人的美德，因此，他们只需要用刺刀就能打败敌人。事实上，千百万法国士兵死于德国人的机枪底下，最后，仅仅由于德国人的战略错误以及后来美国的帮助才将法国从失败中拯救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犯了同样的错误。希特勒是一个极端自恋的人，他滋长了千百万德国人的群体自恋的倾向，过高地估计了德国的力量，不仅低估了美国的力量，而且也低估了俄国的冬天——他和另一个自恋者拿破伦一样。尽管希特勒十分聪明，但是他却不能看到客观实在，因为他一心希望自己获胜，希望自己能统一天下，这一切对他来说较武器和气候这些现实问题更为重要。
群体自恋也需要个人自恋一样的满足。从某个方面来说，这种满足是由这样一种共同的意识，即认为自己的群体拥有优越性，而轻视其他一切群体所提供的。在宗教团体中，使自恋得以满足的显然是这样一个论断：我的群体是唯一信仰真正的上帝的团体，因此，既然只有我的上帝才是唯一真实的上帝，那么，其他群体都是由不相信上帝，被引入歧路的人所组成的。在世俗范围内，尽管人们并没有把上帝看作是体现自己优越性的证人，但是，群体自恋的结论都是相同的。在美国和南非部分地区白人比黑人更优越这一自恋的信念表明，没有什么能限制自我的优越感或别的群体的低劣感。此外，一个群体自恋的自我形象的满足也需要在现实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肯定。只要阿拉巴马或南非的白种人能通过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歧视来证明自己较黑人拥有更优越的权力的话，那么，他自恋的信念就具有某些现实的因素，从而维系了自恋的思想体系。对于纳粹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在德国，对一切犹太人的肉体上的折磨成为雅利安人优越性的证明（在虐待狂者看来，他能杀人这一事实便能证明这个杀人者的优越性）。但是，假如一个充满自恋、自我夸张的群体不可能使少数人完全无能为力地成为满足自恋的对象的话，那么，群体的自恋就很容易地产生军事镇压的愿望；这是1914年前泛德意志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所走过的道路。在这两种主义中，两个民族各自扮演着“精选的民族”的角色，它们比一切别的民族都优越，因此，有理由攻击那些不愿意承认这种优越性的国家。我并不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归结为泛德意志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自恋，而是说，这种盲从主义也确实是大战爆发的一个因素。然而，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忘记，一旦战争爆发，各个政府就试图引起民族的自恋，认为这是成功地发动战争的一种必要的心理条件。
如果群体自恋遭到了挫折，于是我们同样也能看到狂怒的反应，这是我们先前所论述过的、与个人自恋有关的反应。历史上有许多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个事实——对群体自恋的标志的轻视经常引起濒于精神病边缘的狂怒。对国旗的侵犯、对某个团体的上帝、帝王和领导人的侮辱；战争的失败和土地的沦丧——这些经常产生报复这一激烈的大众感情，这种感情随即就能导致新的战争的发生。只有当冒犯者被击败、对某人自恋的侮辱消失的时候，才能医治这种受伤的自恋。个人和国家中报复行为通常是以受了伤的自恋和通过消来冒犯者来“医治”创伤的要求为基础的。
我想要补充说明的是，自恋病理学的最后一点因素，即具有强烈自恋心理的群体渴望着有一个领导人与自己同一。于是，这个领导人就受到群体的仰慕，这个群体又将自恋投射给这位领导人。正是在服从享有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