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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6年6月到1927年5月，这是叶挺军事生涯中流光溢彩的一页。他像一股旋风，席卷半个中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成为胜利的代名词。他像一颗彗星，骤然升腾于军事舞台，照亮了整个军界。他在这一年所打的大仗、恶仗、险仗和他在军事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大部分职业军人一生难以企及。
彗星也有彗星的命运，他的闪亮虽然璀璨，但也消逝得迅疾。南昌起义可以视为叶挺从巅峰走向坎坷的界碑。
南昌起义产生了日后共和国的四位元帅，如果加上危急时刻递送情报的叶剑英和没有走上授衔台的叶挺，应该是六位元帅。大胜之后，叶挺迭遭意外：好友出走、酷暑减员、铁军迷路、作战计划被否、三河坝分兵，最后兵败潮汕。他与聂荣臻护送着重病中的周恩来经历了十分落魄的逃难之路。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1927年夏，对于所有共产党人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宣布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失败中归于沉寂。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幸存的党员也被笼罩在追捕的罗网之中。
九江，北面长江，南倚庐山，是著名的水乡重镇。7月下旬，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朱培德等武汉国民政府军事首脑齐聚庐山。
汪精卫开门见山：“我们虽然政治上分共了，但军队里还有大批共产党掌握的部队，贺龙的第二十军，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还有由叶挺独立团扩建的第二十五师，都在向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序列里，你们看怎么办？”
张发奎说：“我的意见是，凡是参加共产党的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一律退出军队或者退出C•；P，叶挺也一样。”
朱培德表示反对：“我比你们早几个月清共，这些共产党员信仰坚定得很，他们宁可丢掉脑袋也不愿丢掉红帽子。向华宽宏大量，给他们两条路走，他们难道不会带着部队造反？”
汪精卫等人经过反复策划，决定演一出“杯酒释兵权”：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山，解除兵权，命令叶、贺部队开赴九江至南昌之间的德安，集结三个军的兵力强行收缴他们的武器。
当时，张发奎还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中共中央还想团结他一起起义，包括共产国际代表和张国焘等中央常委对他不曾提防。如果他的这个计划得逞，南昌起义将胎死腹中。
关键时刻，叶剑英获悉了这一阴谋。他当时担任第四军参谋长，深得张发奎、黄琪翔信任，能够参与所有重大的军事计划。叶剑英心急如焚，趁夜下山，约叶挺、贺龙、廖乾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到四军驻地甘棠湖烟水亭见面。
甘棠湖，烟波浩渺，凉风习习。皓月当空，清辉映照着湖中亭阁。叶挺等人面沉如水，冷峻，严肃。
“又是一个陈炯明！”叶挺气愤地说：“国民党盛产陈炯明式的阴谋家，蒋介石是第二个，汪精卫是第三个。”
“汪精卫靠不住，路人皆知。没有想到，张发奎也是这样。其实在河南作战时，我们的私交还是不错的！”贺龙叹息道。
在烟水亭，大家决定采取三条对策：叶挺、贺龙不上庐山；叶、贺部队不按命令集中到德安，而是径直开往南昌；叶挺部队第二天开拔，贺龙部队第三天开拔。
7月27日，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先后开到南昌。这天，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负责组织南昌起义。前委委托贺龙、刘伯承制定起义计划。
刘伯承、贺龙熬了一个通宵，拟定了一个详细、周密的计划，送给周恩来审查。
周恩来说：“我没意见，你拿去给希夷，征求他有什么意见。”
对于这位北伐名将，刘伯承早闻大名，心生仰慕。他拿着起义计划，请叶挺指教。叶挺接过计划，看得很仔细，阅完，退还刘伯承，始终一言不发。
刘伯承忐忑不安，跑去找周恩来回话，说：“叶军长不表态，不知什么意思？”
“咦，你们以前没见过面？”周恩来奇怪地问。
刘伯承点点头。
周恩来哈哈大笑，解释道：“你还不熟悉他，他是那个样子，要是不说话，就是表示赞成。”
“果然有性格！”刘伯承莞尔一笑。
7月31日，叶挺代表前委向各参战部队发布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一日）四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25节 南昌起义
8月1日凌晨，枪声划破长夜的寂静，起义爆发。按照刘伯承拟定的计划，各路部队向预定目标发起攻击：
叶挺指挥第二十四师解决了敌第六军第五十三团和第三军第二十三团、第二十四团；
贺龙、刘伯承指挥第二十军攻占了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消灭敌第九军第七十九团和八十团；
朱德利用南昌公安局长和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的身份，控制全城局势。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南昌守敌三千余人，缴枪五千余支。起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由叶挺报告起义经过，成立革命委员会和新的第二方面军。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任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代前敌委员会总指挥兼代第十一军军长，聂荣臻任第十一军党代表，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刘伯承任革命委员会总参谋长。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后来都成为共和国元帅，如果算上早逝的叶挺和秘密传递消息的叶剑英，在南昌起义中共诞生了六位元帅。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期。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创建人民军队。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八月一日定为建军节。
南昌起义是伟大的，但起义后部队却坠入了路越走越窄的怪圈，一步步由胜利转入溃败。关于这次失败的原因，周恩来事后总结道：“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是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当时所有的人都没有就地扎根的思想。起义的领导人当年都很年轻。周恩来，29岁；叶挺，31岁；贺龙，34岁；刘伯承，35岁。他们脑海里占主导地位的战术模式还是北伐军式的攻城野战，还没有游击战争的思想。由于这个致命的缺陷，叶挺这位北伐名将开始遭遇一连串意外。
叶挺爱交朋友，许多人也爱与叶挺结交，他们喜爱叶挺的古道热肠和讲信义、重然诺的性情。叶挺对朋友从不设防，这一点让他吃尽苦头，也给他的事业带来损害。起义军南下广州途中第一次意外就是因他轻信朋友而引起的。
蔡廷锴是叶挺的粤军同事，两人无话不谈，关系一向要好。南昌起义前，蔡廷锴第十师也驻在城内。在讨论如何对待蔡部时，前委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谭平山、贺龙等人认为蔡廷锴革命意志动摇，坚决要求撤换其师长职务或者予以扣留。叶挺表示反对，提出：“廷锴也是穷苦人出身，革命觉悟还是有的，他作战勇敢，为人仗义，他来南昌，对我们表示好感，如果我们丢掉他或者扣留他，不光对不起朋友、十师官兵不服，就是汪精卫、张发奎也会借此大做文章。我看不如仍然信任他，令他继续担任十师师长，团结他一起革命。”周恩来不好再说什么。起义时，蔡部既没有参加战斗，也没有被缴械。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蔡廷锴被选为委员，他所统的第十师编入第十一军，受叶挺指挥。
将心比心，以情感人，叶挺以为深厚的友情和毫无保留的信任会留住蔡廷锴的心。他没有想到，8月4日，起义军撤离南昌的第二天，第十师就突然脱离既定行军路线，朝浙江方向扬长而去。
聂荣臻在回忆中认为叶挺对此事负有责任：
起义胜利后，没有及时整顿，也没有调整干部，虽然有人对此提出过意见，叶挺认为蔡廷锴没有问题，盲目信任他，并认为蔡对打回广东抱热心态度，愿意听从指挥，因此，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出发时，反而让蔡廷锴率第十师作前卫，结果被蔡廷锴钻了空子。该师8月3日出发，4日到进贤就叛逃了，投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
蔡部出逃不仅带走了全军将近四分之一的兵力，还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士气。
叶挺来到总指挥部：“我误信朋友，此事我要受处分。”
贺龙满怀遗憾：“若依我的意见，把他扣起来，哪有这等事？”
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教训啊教训！这事怪我大意，我负完全责任。”
起义军遭遇的第二个意外是酷暑行军，非战斗减员严重。起义军南下路线有两条。周逸群主张走大路，沿赣江南行，经樟树、吉安、赣州，取道韶关，直下广州；周恩来、叶挺等人主张走小路，由赣东经寻乌直取东江。最后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起义军进入了赣东山区。
时值八月，天气火热，山路崎岖难行，每个战士背负二三百发子弹，还要自扛机枪、大炮，沿途居民听信反动派谣言大都逃散，不仅食物不能保证，就是茶水也难以买到。行军三天，非战斗减员即达三分之一。
第三个意外是“铁军”迷路。8月下旬，起义军抵达瑞金，侦知钱大钧率三个师屯兵会昌，企图堵截和消灭我军。前委决定由叶挺指挥第十一军二十四、二十五师主攻会昌。8月30日早晨，朱德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在城北攻城，吸引守军视线，然后由第十一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