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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江南失守上。
原来，红九师进击鄂北期间，江南苏区在国民党优势兵力围攻下，除石首七区外，几乎全部失守。这在敌强我弱和洪水滔天的情况下，本来是难于避免的，即使红九师不出鄂北，甚至红三军主力留守江南，失陷也是必然的结果。对于这一点，夏曦在8月1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九师原来渡江右，因水势增长，而且作战没有把握（过江右只能胜利，败则无退路，水势更涨，更加危险），因此中止过江。”可是，当中央严厉追问“江南失守，原因何在”时，他没有表现出政治家的勇气承担责任，说明真相，而是诿过于段德昌、万涛。
他亲自起草报告，痛心疾首地怒斥红九师，并且还把遵照他的命令南下的红三军也捎带了一笔：
中央：
江南苏区的丢失，我很痛心。在接到中央指示之前，我们已经查明原由。经过是这样的，在第九师克潜江后，不经中央分局批准，便突然改变了军事计划，而冒进地脱离了苏区，北上攻荆门，又至刘猴集与七、八两师会师。这样一来，洪湖已无兵可守，便使得长江南岸的苏维埃政权，除石首县第七区外，全被摧残。……而红三军此次南下，将军师政治部及教导团统留房县，这完全证明，红三军的领导同志还没有决心巩固苏维埃政权，是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实质的具体表现。
10月8日，湘鄂西省军委会发出对三军的训令，指责万涛等攻占沙洋后去接应红三军主力，是违背军委决议，是抛弃主要任务执行了次要任务，决定：“明令撤销万涛同志政治委员之职，调后方工作；德昌、培英两同志予以警告处分”，同时由夏曦兼任红三军政委。
信而遭屈，忠而被谤，有功不赏，反遇横祸。夏曦的行为引起全军将士的不满。
中共湘鄂西省委连续召开两次谈话，试图平息愤怒。10月11日，万涛对夏曦说：“九师出沙洋，入京山，造成天门的赤区，这固然是军委的决定，但要与红三军主力取得联系，同样是军委的决定。当时，既有与三军主力联系的条件，又有联系的可能，如果九师不去联系，三军主力也不可能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三军有解体的危险。你们怎么能说九师违抗军委命令呢？”
10月19日，在第二次谈话会，段德昌质问夏曦：“江南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
夏曦不做声。
段德昌又问：“部队可以调你为什么不调？从周老嘴到刘猴集一共三百华里，其中一百八十里是水路，顺河而下，朝发夕至，同时刘猴集又没有敌人，你不是可以叫九师回去吗？能调你不调，怎么反而怪我们？”
夏曦脸色发红，紧闭嘴唇。
段德昌眼睛直冒火，拿出湘鄂西省军事委员会《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伸到夏曦面前，说：“这个决议恐怕你不会忘记吧？让九师出襄北接三军，是你当面向我交待的任务，有省军委的决议为证，你怎么能叫你老婆（谭国甫负责电台）向中央发假报告！”
夏曦索性闭上眼睛。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6节 无段不胜
几天后，夏曦又来一招，并且把火直接点在了贺龙屁股底下。他指使湘鄂西省军委作出决议，取消师级建制，将全军分为五个团，大团七千余人，小团五千余人，由以他为主席的省军委直接指挥。这样重大的决定，他事前既不征求贺龙等军队干部的意见，也不给他们打招呼。取消师部后，段德昌等一批师长、师政委被变相罢官，贺龙也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贺龙气极了，骂上门去：“我是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副主席、红三军军长，为什么这些重大的决议都不征求我的意见？是分局领导省委，还是省委领导分局？你凭什么用省委的决定取消各师？这个决议是错误的，我可以不执行。请你开一个党员大会，大家来投票。如果都赞成你的主张，我离开这里，回中央去。”
夏曦一时语塞。
“我们认识八年多，也算是老朋友了，我说几句心里话。”贺龙放缓语调，好心地劝道：“派九师出去，是你亲自交付的任务，怎么又反过头来怪九师？你组织红三军前委，不要当政委的万涛参加，这不是非驴非马的组织吗？你处分了段德昌，又不敢通知他，纸能包得住火吗？你办的几件事，哪一件事是站得住脚的？你来洪湖才几天，对情况不熟，对红军不熟，与群众不熟，可你随便处罚干部，今后怎么再与他们见面？”
由于夏曦拒绝接受不同意见，万涛两次向中央写出申诉报告；以段德昌为首的前方将领写信，反对夏曦担任军政委，对省军委提出六条改进工作的意见，即军委会要充实军事、政治人才，军委会决定大的行动原则和作战方针，不能代替军部的具体指挥，军委会发出训令要审慎，等等；以苏区“四大文豪”（江陵县委书记侯文尉、监利县委书记孙之楚、沔阳县委书记栩栩、石首县委书记许斌）为首的地方干部对夏曦执行的“左”倾干部政策、土地政策、经济政策提出全面的批评。双方争执不下，无法调和矛盾，只好决定派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尉士钧到中央反映分歧意见，请中央裁决。
如果讲政治智慧，段德昌、万涛和“四大文豪”都不是夏曦的对手。反对派把宝押在中央秉公裁决上。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反对派所指斥的错误政策其根源都来源于“左”倾中央，中央怎么会支持他们呢？夏曦洞若观火，静如老僧。
1932年1月，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洪湖瞿家湾召开，贺龙、段德昌从前线赶回来参加会议。夏曦首先作政治报告，说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会上有七十多位代表发言，反对他所作的政治报告，异口同声批评夏曦执行过火政策给根据地带来的严重恶果。段德昌还与众多的代表一起签名，要求撤换夏曦的领导职务。夏曦的处境空前孤立。
可是到了第四天，中央派关向应随尉士钧来到洪湖，宣布夏曦代表的是“正确路线”，万涛等人对夏曦的批评则是“对中央进行的派别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
尉士钧在会上作了揭发：“我去中央是万涛选的中间人物，但动身之前，万涛暗嘱我务必告倒夏曦。我把万涛的话告诉了中央，中央认为万涛指控夏曦是别有用心。”
会议以夏曦压倒性的胜利而告终。
会后，段德昌痛苦地问贺龙：“党内还有讲道理的地方吗？”
段德昌是韩信式的军事家，将兵宜多，布阵尚奇，作战飘忽，常有惊人之举。他曾经创造三个月歼敌三个旅的辉煌战绩，把湘鄂西根据地推向鼎盛。但是，在夏曦“两个拳头打人”战略指导下，贺龙、段德昌苦心积攒的家当被丢失得干干净净，红军由大胜转入大败。
“有贺不倒，无段不胜。”
这是湘鄂西的一句民谚。
贺龙是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他能维系军心，鼓舞士气，只要他在军中，无论遭受什么样打击，面临何种艰难险境，部队都能败而不溃，屡挫屡奋。
段德昌是湘鄂西根据地最主要的战将和战役组织者，洪湖苏区所有的胜仗几乎都有他的功劳。
他统率的部队被称为常胜军，苏区青年参加红军点名要到红九师。在频繁的战争中，兵员补充历来都是最头疼的事情。对于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来说，这不是难事。官兵们自豪地编成顺口溜来唱：“杀我一百，只要一息；杀我一千，只要一天；杀我一万，只要一转。” 意思是说无论受到多大伤亡，红九师只需在苏区转上一圈，立刻兵员补充足额。
1932年春，段德昌的军事生涯绽放出炫目的光彩，他创造月歼一旅的奇迹令人叹为观止。
这年1月，红三军恢复师级编制，下辖七、九两师和独立团。1月中旬，红九师奉命出击襄河北岸，寻找战机。19日，袭占皂市，计划围点打援。皂市位于京山与应城之间，是国民党安在襄北苏区的战略枢纽。敌四十八师与段德昌交手多次，从未讨到便宜，他们判断红军攻皂市意在诱敌，拒不出战。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段德昌乘胜兵指应城。红九师在汉川独立团的配合下，分割包围应城西南的陈家河与龙王集两个制高点，攻势甚急。如果这两个据点丢失，应城将无险可守，应城侧后便是武汉。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急调孝感花园之四师十二旅张联华部前往解围。张联华不知深浅，督军急行军，赶往战场，几千人的部队被拉成一条长龙。
26日，段德昌率部攻克陈家河，解除后顾之忧，然后乘夜埋伏于龙王集至应城的公路两侧。埋伏地点设在毛家河与张家庙的山坡树丛间。
27日拂晓，张联华率部进至毛家河边缘。时值冬晨，大雾弥漫，前面山冈上矮树灌木，模糊难辨。参谋长心中生疑，提醒道：“旅座，谨防伏兵。”
“公路两厢，共匪纵有天大的胆，也不敢设伏。”张联华不以为然，驱动部队前行。前行不到十五分钟，便听到半空中一声“开火”，山坡上飞下无数的手榴弹，轰隆隆炸倒一片。接着，红军指战员从树林中冲下，将公路上的敌军压缩成一团。仅仅用了一个小时，红军全歼敌十二旅，生俘张联华，歼俘敌军四千余人。这次战斗缴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其中步枪三千余支、迫击炮二十余门、轻重机枪八十余挺，军装一万多套。段德昌把轻重机枪全部集中到机枪连，还用缴获的战马装备了骑兵团。
龙王集战斗后，贺龙率七师渡过襄河，襄北红军兵威大盛，当地的地主、豪绅纷纷外逃武汉。何成浚重新调整兵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