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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回忆说：“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很多老红军都用“阴狠”来形容夏曦。在洪湖苏区，尽管段德昌公开反夏，除了给予党内处分外，夏曦还能保持几分忍耐。一出洪湖，他就露出杀心，并且毫无顾虑地把目标锁定在段德昌身上。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呢？
一位当年与夏曦、贺龙、段德昌共同战斗过的老将军这样分析道：
夏曦来到湘鄂西，除了杀自己的同志外，实在没有什么成绩。苏区的失败，主要是“肃反”把各级军政干部杀光了，没有几个人会指挥作战了。凭国民党进行“围剿”是打不垮我们的。夏曦并不傻，只是太阴狠。如果没有撤出洪湖苏区，夏曦可能杀掉贺龙，留下段德昌，因为段是洪湖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洪湖与敌人斗争，凭夏曦是不行的，所以他不敢杀段德昌。到了湘鄂边，贺龙是那块苏区和红军的创始人，威望高，群众基础好，夏曦要想保住自己的命也不敢杀掉贺龙。那个时候，分局书记一句话，说杀谁就杀谁，他真要杀贺龙，别人也没有办法。我看，他想杀贺龙，又不敢杀。
在大洪山一带，夏曦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犹豫不决。一方面。他对恢复洪湖苏区失去了信心，想一走了之，另一方面又有所顾忌，因为贺龙、段德昌等人都坚决主张打回洪湖，同时还怕中央会追究脱离苏区的责任。直到有一天，他见到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转移的布告，才下定决心：“红四方面军可以离开苏区，我们也可以离开，我们到湘鄂边还不是离开，从那里还可收复洪湖。”
在向湘鄂边转进的过程中，夏曦加紧实施第二次“肃反”，先后捕杀二百四十一名干部，遭到株连的战士更多，红三军由出发时的一万四、五千人锐减到九千余人，而且思想混乱、士气低落、人人自危，战斗力极其薄弱。
1933年1月13日，在经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后，红三军来到贺龙的家乡－－湖南桑植，占领县城。在这里，红军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喘息机会。
“湘西王”、国民党新编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与贺龙是一对老“朋友”。他们共过事，打过仗，交过手，留下了数不清的恩怨。陈渠珍忌惮贺龙的指挥才能和红三军的威名，主动写信议和，提出可以让出桑植、大庸等相邻几县，双方签订互不侵犯协议。
陈渠珍主动伸出橄榄枝是为了保存实力。而在当时，红军也急需休整。
贺龙将信递给夏曦，说：“陈渠珍是个玻璃猴子，对他的话不能全信，但是，达成暂时的妥协有利于我们争取一个休整和发展的时间，哪怕是先拿下桑植全县也好。”
夏曦不屑一顾：“陈渠珍在玩手腕！这种浅薄的伎俩，你们看不出来，还由他摆布？”
两人争执不下，于是把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宋盘铭找来商量。
“这是个好机会。”段德昌脱口而出：“我们的部队长途行军，体质下减，因伤、因病减员严重，给养困难，现在已是寒冬，战士们还是穿单衣、草鞋，战斗力已非当年。如果能够利用敌人的矛盾，先站稳脚跟，对于将来的作战和争取战场主动权很有帮助。”
夏曦窝了一肚子火，不敢对贺龙发，便全部倾泻到段德昌头上：“你们思想的出发点很成问题，宁愿听信陈渠珍的鬼话，也不相信红军的实力，想靠投机取巧，这是右倾和革命不彻底的办法。我以分局书记的名义，命令红军立即进攻周燮卿。”
陈部周燮卿的第三旅驻桑植泥湖塔、永顺桃子溪一带，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工事，以逸待劳，一战击溃红军。经过作战，他们觑破了红军子弹严重不足、人员不整、战斗力下降的弱点，立即转守为攻，夺取桑植县城，将红三军逐回湖北鹤峰毛坝的大山中，从此处于流荡状态，部队总数下降到五千余人。
夏曦将桑植战役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红三军七、九两师将士作战不力和“改组派”的阴谋破坏，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异想天开地提出清党的“主张”。
“综合政治保卫局肃反的情况，在我们的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潜藏着大批的国民党特务，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往往成为反革命的特务组织，因此，现有的所有组织都不能相信，都必须打散重建。目前首先解散红三军中党团组织及政治机关。”夏曦还举出了莫斯科支部局先解散清理然后重新建立的例子。
“解散党组织，我不同意。我在军阀部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时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我不同意，别的道理我说不出。”贺龙首先发言。由于文化水平有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读得不多，他当时确实说不出更多的“道道”。
与贺龙不同，段德昌能够抓住问题的本质。他一针见血地提出：“红军失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苏区坍台是谁造成的？除了敌人的进攻外，有没有你夏曦个人的责任？”
会场顿时一片静寂，夏曦闭口不答。
段德昌拍案而起，指着夏曦质问道：“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你有什么权力解散党组织？中央让你来当分局书记是要你解散党组织的吗？湘鄂西的党被你解散了，你这个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还当什么？”
夏曦闭上眼睛，不说话。
宋盘铭是留苏干部，详细讲解了莫斯科支部局改组的缘由，提出这与根据地解散党是两回事，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他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同意。”
由于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夏曦没有办法作结论。但是在一个月后，他还是运用所谓书记的“最后决定权”，悍然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解散党组织、停止党的活动后，整个红三军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个党员。随后，他又将清党与“肃反”结合起来，掀起第三次“肃反”狂澜，其高潮就是逮捕段德昌。
1933年春，红三军在以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区游击，经常被国民党撵得东奔西跑，战斗伤亡和非战斗减员特别多。而且，鹤峰地区山高沟深，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经常数十里不见人烟，兵源补充和物资给养非常困难。缺粮、缺衣、缺弹、缺药的情况更加严重。原来洪湖苏区参军的红九师战士都迫切希望打回洪湖去。
一天，段德昌找到贺龙，要求带兵回师洪湖。贺龙劝他暂时不要提这个意见，因为夏曦已经对恢复老苏区丧失了信心。段德昌不听，写信给夏曦，提出应该把恢复洪湖苏区作为目前红三军的行动方向。
3月25日，夏曦接到信后，立即通知段德昌到鹤峰邬阳关红三军军部开会。段德昌当时正在宣恩、鹤峰边境指挥作战，得到通知后立即带警卫排赶回邬阳关，当即被肃反委员会逮捕。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9节 留下子弹打敌人
逮捕段德昌的经过，老红军朱达声记得很清楚：
我于1931年10月参加红军，刚开始在红三军九师二十五团当勤务兵。过了一段时间，被调到师部警卫排当战士。从这个时候起，我就给段德昌师长当警卫战士，直到1933年3月，段德昌同志被夏曦以“改组派”的罪名逮捕。
1933年3月，我们向津市、澧州（今澧县）开进。段师长的意图，是想在这一带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与洪湖根据地隔江相望，尔后再派一支游击队去洪湖，打开局面，把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当我们向津市、澧州发展时，接到军部电令，让立即返回。这样，我们警卫排随师长、政委一起到了邬阳关军部。刚一到，段师长就被保卫队捆了起来，戴上了手铐脚镣。我们警卫人员眼睁睁看到段师长蒙难，束手无策，只得回师部。第二天，湘鄂边政治保卫局局长姜琪来到师部，警卫排的人员也遭到和师长同样的命运，都被看管起来了。
“段德昌被抓了！”消息很快在军中传开。贺龙知道大事不好，日夜兼程地从前线赶回军部。
“你为什么要抓段德昌？”贺龙见到夏曦，劈头便问。
夏曦给段德昌扣了两顶帽子：“他分裂红军，企图逃跑。”
“你有什么根据？”
夏曦底气很足地拿出一封信，朝贺龙一扬：“他从前方带信回来，要求带部队回洪湖，这就是他拖枪逃跑、企图叛变的证据。”
贺龙悲愤地说：“真是莫须有的罪名！德昌写信是向你提出建议。他要是真的拖部队去洪湖，大可一走了之，又何必写信给你？又何必应召回军部来？我担保德昌决不是叛逃，应该马上放人。”
夏曦认为铁证如山，坚决不放人。
关押期间，贺龙去看望段德昌，给他带上一些营养品。段德昌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但是精神还好。
段德昌说：“胡子，我是反夏不反贺。”
贺龙心酸地点点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段德昌又说：“胡子，给我一个连，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