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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6-醉眼看金庸-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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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也成为金庸传奇生涯的一段佳话。    
    在经过充分策划与准备之后,1959年5月20日,《明报》注册后在香港正式创刊,刊名请到当时香港著名书法家王植波题写,沿用至今。注册资金十万元,金庸占百分八十,沈宝新占百分二十。    
    最初,金庸只是打算办一份以刊行他的武侠小说为主的小说周刊,但在沈宝新建议下,改周刊为日报,而《明报》作为报纸的定位,也走严肃社评政评和轻松通俗文学兼容并包的中间路线。    
    而在办报的宗旨上,金庸则明确贯彻了他长期的独立知识分子理想。后来他说:“《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香港传媒界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在政治取向上,我们既不特别亲近共产党,也不亲近国民党,而是根据事实作正确报道,根据理性作公正判断和评论。”在《明报》当日的发刊词里,金庸即表明这张报纸要维护“公平与善良”的立场,而半个月后,他在为《明报》撰写的第一篇社评里,又这样说:    
    “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大家亲爱而和睦。    
    我们希望全世界经济繁荣,贸易发展,自然也希望香港市面兴旺,工商业发展,就业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条件能不断的改善。    
    我们办这张报纸的目的,是要为上述这些目标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如果我们报道战争与混乱,报道凶杀与自杀,我们是很感遗憾的,如果我们报道和平与安定,报道喜庆与繁荣,我们是十分高兴的。    
    我们要尽力帮助这社会公正与善良,那就是我们的立场。”    
    《明报》诞生了,然而创业起步,困难重重,刚起步时,编辑部不过四人而已。沈宝新管经理发行业务,金庸负责主笔和编务,潘粤生作他的助手,还有一位诗人何达,做不满一个月后便自行离去。而报纸也不过是一张四开大的四版小报,第一版主要为时事新闻,第二版娱乐消息,第三版小说连载,第四版社会新闻。    
    起初,《明报》的销量并不如人意,当时不少人都认为,这份报纸维持不了多久。在创业最艰难的时候,只剩下金庸和沈宝新二人苦苦支撑,甚至不惜以典当来维持。    
    其时金庸住在尖沙咀,每日在报馆忙到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只能改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渡海。此船有个规矩,如果要即到即开,船费要三元,否则就要等到有六个人登船才开航。而当时为了省下包船费,金庸夫妇宁愿捱着冬夜寒风等人,其惨淡可想而知。    
    而在这种情况下,创业初期,金庸的武侠小说,便成为《明报》维持生存的基本支柱。从创刊第一日起,他就在报纸上连载他的新作《神雕侠侣》。    
    这个时候,金庸也开始写作社评,创刊初是两三日一篇,到当年年底达到几乎每天一篇。只是他这时的社评,篇幅既短,观点也未尖锐,因此尚不太受人注目,还没有后来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的魅力和影响。    
    最初几月内,金庸便忙着招兵买马,聘得几位出色人才。其中有雷炜坡,当时在《晶报》当记者,被金庸拉来做采访主任,他以柳鸣莺为笔名写的“伶星专栏”,专写明星的爱情生活等花边新闻,很受欢迎。另外《明报》早期的“招牌菜”还有简而清以简老八笔名写的马经,汪昆以“识途老狗”为笔名写的澳门狗经。    
    不过在初期,金庸的武侠写作,仍是报纸的主要支柱:后来倪匡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    
    《神雕侠侣》是承接《射雕英雄传》的故事,其江湖世界也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上一部的设定;不过《射雕英雄传》的主角郭靖、黄蓉在这本书里已经年届中年退居二线,书中主要写的是前书中人物杨康之子杨过的成长,和他与小龙女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    
    《神雕》最大的主题是“情”,强调个人的情爱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情”在金庸作品中的分量较之以前加大了许多。这部书以失恋之李莫愁、武三通开始,引出层层人物,而到杨过、小龙女二人。杨过是其父母爱情悲剧的产物,而小龙女之师祖林朝英与王重阳,亦终生因爱情而痛苦。到了杨过、小龙女,由于师徒相恋,不为世俗所容,乃至重重曲折后方成眷属。这个主题是《射雕》的主题的反写;强调的是一种个人的、自我的欲望,杨过最后放弃了“大侠”的功业而和爱人隐居,是遵从了小龙女的个性和愿望,比起《射雕》所坚持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神雕》更突出一种属于女性和弱者的声音。    
    与此同时,《飞狐外传》也在《明报》的附属刊物《武侠与历史》上连载。这份杂志上兼顾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也连载过很多不错的作品,除金庸的《飞狐外传》外,还有他的中篇《鸳鸯刀》、古龙的中期转型代表作《绝代双骄》等。由于种种原因,它后来停刊了,颇为可惜。    
    同时写作两本武侠小说,是金庸最艰难的时期。这两本小说都与金庸早期作品有关,《神雕侠侣》是“后续”,而《飞狐外传》则是“补完”。在《飞狐外传》中,金庸借用他早期作品《雪山飞狐》的情节,将在那本小说中退居次位的胡斐形象补充得更丰满而完整,如果说郭靖是金庸笔下的“为国为民”的“侠”的理想的化身,胡斐则是金庸“锄强扶弱”的理想的化身。他可以为素不相识的一家三口打抱不平,不为所爱之人的求恳所动。    
    《神雕侠侣》告捷后,金庸开始写他的另一部小说《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这三部小说按时间先后而下,有内容的延续性,因此后来被合称为“射雕三部曲”。前一部书中的人物和他们的后代在后一部书出现,而推动后一部书中主人公命运的发展,使金庸的武侠世界变得更完整而丰富。    
    《倚天屠龙记》的最大突破,是其中对于“正邪”的融合与思考。武侠世界中从来正邪不两立,邪不压正是武侠的根本原则。然而,金庸试图从更加人性化和更加真实的层面上,来考察“正邪”的观念和现实的矛盾,人性中善与恶的矛盾。这种正邪的辩难在他从前的作品中已经出现过,譬如亦正亦邪的人物夏雪宜、黄药师等。但是,这些人都只是“个体”,把它放到群体和社会的范围来考察,探讨正邪与人性的关系和转化,则是至《倚天》始大成。当时这样的小说,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杀人无数的金毛狮王竟与正派主角张无忌感情深厚,张无忌又当上了被认为是邪教的明教的教主,并与敌国的郡主赵敏发生恋爱,而正派的灭绝师太刚愎好杀,周芷若暗藏心机……金庸后来解释说:“在《倚天屠龙记》中,我要写的确是我对人生一种看法,想表达一个主题,说明这世界上所谓正的邪的,好的坏的,这些观念有时很难区分。……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    
    这种“正邪转化”的观念造成金庸笔下人物形象的丰富与复杂性,而在他写的所有人物形象中,也多以正邪参半的形象最有魅力——在《倚天屠龙记》里,殷素素、杨逍、赵敏这样的形象,远比正派的张翠山、张无忌父子令人喜爱而印象深刻。也许,这类在性格上不失真诚性情,有“正”的一面,而又不受世俗约束,有任性放纵的“邪”的一面的人物,其实恰恰是武侠小说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他们身上,既体现了武侠小说放纵性情,超凡脱俗的魅力,又体现了武侠小说对抗法治,滥杀无制的危险。这种“危险的放纵”是武侠带给我们的一个梦,也是武侠最常遇到的一个质疑;到底武侠能够将这个梦发挥到什么地步,又需要什么底线为限制,事实上,也是武侠小说至今仍然面临着的问题。    
    这部作品中的女主角赵敏和周芷若,金庸以为,都是心机太深而不讨人喜欢的。不过,这部作品中描写感情最美好的地方却是男子之间的情义。张三丰的武当派成为金庸笔下最富有温情和人性的门派,也为武侠小说世界里所少见。    
    而后来金庸修订的时候,仍然觉得自己当时的感受太过肤浅;经历了更多年的风风雨雨后,他感伤地道:“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我还不明白。”    
    从《神雕》到《倚天》,说这几部武侠小说为《明报》打稳了基础,应不为过。但是《明报》权威性的建立,却是依靠它的社评——之后,《明报》成为华文报纸中的著名大报,金庸和他的社评起着决定性的关键影响。


第一部分 金庸的小说人生第5节 金庸的小说人生(5) 

    1962年,正是中国大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中国民众面临建国以来最大的生存困难,在饥饿的逼迫下,大批大陆人,特别是广东一带,采取了偷渡香港以求生的方式。当时香港居民已经有三百多万,自然承受不住如此大批偷渡者带来的压力,为了缓和越发紧张的港内经济矛盾,香港当局用强硬手段将大陆移民押运回深圳,但是仍然无法阻拦移民持续大批涌入。这便是香港历史上的“逃亡潮”事件。    
    在事件早期,《明报》保持着平静和观望的态度。对于与政治关系密切的问题,金庸出于小心不希望介入。随后,事情越来越大,《明报》也开始以比较客观和淡漠的态度来做少量一般报道。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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