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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记住这个数字，一起记住“丁丽新”这个名字吧！
6月中旬，在北京“双解除”之前，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到丁丽新所在的实验室考察，当了解到这儿所做的SARS实验及成果时，惊喜万分道：“太了不起了！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机构像你们做了这么多的SARS病毒实验，也没有做得这么快，这么有成效！”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口中的这些“这么多、这么快、这么有成效”的评价，是对丁丽新和她同事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北京抗击SARS疫情的另一个战场的热情褒奖。
女检验师的脸上放着光，而这种喜悦的光芒只有经历了劫难逢生的人才会绽放和漾溢。
走出SARS病毒实验室，我心中涌起一股崇敬，在将它默默地献给眼前这位清秀俊美的女检验师的同时，也把它献给她的那些勇敢、辛劳和充满智慧的同事们。
北京保卫战
六、
我们的人类自远古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与各式各样的灾难和敌人的战斗。SARS仅仅是无数灾难中的一种而已。当疫情过后，我们发现，其实SARS唯一令我们恐惧的就是它的摸不着看不见的强大传染力。至今日，SARS虽然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基本消失，可是我们赖以取得战胜SARS的全部技术能力，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类征服天花、麻风那样的水平。一切对付SARS的临床医疗技术仅仅是支持性疗法。
但在与SARS的交战中，我们可以欣慰的是人类毕竟胜利了。这个胜利如果从战术上分析，我们真正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在切断SARS传染源上取得的成绩。除了广泛运用传统的“人民战争”武器外，我特别想介绍在北京保卫战中一支特别队伍，他们便是一直在SARS战役中冲锋在前、使得SARS这一恶性传染源无机可乘的英雄的流行病调查大队。
这是一支百姓并不熟悉的特别行动大队。如果不是SARS的袭击，人们也许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而SARS具有的特别传染强度，使得这支英雄的队伍一直处在抗非最危险、最紧张和最激烈的战斗前沿。他们因此是我异常关注的采访对象。
我把他们比作战前的侦察兵，比作对敌人实施“斩首行动”的敢死队，比作扭转战局的狙击手，比作发起总攻的冲锋号。当今天抗非战役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之时，他们又在承担着“后非典”战役的“排雷”与拯救心灵的任务。
他们的战斗篇章让我感到非写不可。
战役之初，他们像一支“地下游击队”
北京在与SARS的战斗中，组成了一支共有2500人的流调队伍。通常意义上讲，这样一支散布在一个13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的队伍，人们可能根本不觉得他们的存在。2500人的队伍，还是在SARS全面袭击北京时才被应急组织起来的。他们中多数人以前没有搞过流行病调查，甚至连起码的知识和技能都不会。需要一提的是，北京的流调队伍中绝大多数是些柔弱的女性，她们占了全队总人数的85％！
谁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在与SARS之战中，女人比男人承担的战斗要多得多！她们是战神，是克敌制胜的战神！
宁芳，1978年生，首都医科大学2002年毕业生。这位文弱的小姑娘坐在我面前，漂漂亮亮、文文静静，你怎么也想象不出她是北京第一位接触SARS患者的流调队员。
“你什么时候接触SARS患者的？”我问。
“3月11日。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出现时，我就跟同事进行了对她和她一家人的流行病调查。”宁芳说。
“你有姐妹兄弟吗？家人知不知道你一直在干这个危险性极强的工作？”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爸爸妈妈开始一直不知道，直到6月初才知道我在整个抗击SARS战斗中所做的事。”
“他们听说后对你说什么？”
“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流了很长时间的泪，然后又给我做了一顿特别好吃的饭菜……”
我发现自己的眼角噙着泪珠。小姑娘反倒很平静地看着我。“还记得第一次出去搞流调时的情景？”
“忘不了。就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山西的于某。当时她一家好几口躺倒了，后来她父母死得很惨。”
“你不害怕？”
“有点。可我是学医的，而且当时还不知道SARS到底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它会有那么厉害的传染力。再说，我大学毕业到单位还不满转正期，所以领导让干什么比较积极主动。”姑娘腼腆一笑。
玻璃一样透明的心。
“感觉搞流调最难的是什么？”
“别人不理解，像在干地下工作。”宁芳脱口而出。
从姑娘嘴里我知道了这支英雄的队伍，他们在抗击SARS的生死搏斗中，冲在最前线，干在最危险时，却又常常不被人理解和支持。百姓们对SARS的害怕和恐惧，使流调队员们遭到的非难和对抗，可谓比比皆是。
吴红，西城区福绥境医院大夫，53岁。她瘦小的样子让人感觉比实际年龄要老些。她所经历的一件事让我听后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女大夫获悉一个高干大院内有户人家的小保姆为给主人拿药，在人民医院传染上了SARS。吴大夫她们不敢耽误一分钟，便当即赶到那个大院。严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让她们进去，吴大夫她们好说歹说近一个来小时，磨破了嘴皮方才进了院子，却又在上楼梯时被人挡住。
“不行，你们穿着防护衣，又到处接触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干净。知道我们这儿住的是什么人吗？这电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们负得了责任吗？”开电梯的、管电梯的和上下电梯的人一个个瞪着眼睛，恨不得将吴大夫她们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有办法的是坚决不让吴大夫她们上楼。
十六楼啊！身穿防护服又背着几十斤重的消毒药水等东西的吴大夫，望着紧闭的电梯和层层围住电梯口的居民，无奈只好沿着楼梯一层层地向SARS密切接触者所住的十六层高楼攀去。穿过防护服的抗非战士们都知道，就是平时人高马大的人，只要一穿上几层防护服，就会感到像是肩头压了几百斤重的担子。而流调队员对密切接触者所要做的是：在知情后的第一时间内迅速隔离他们，尽快帮助其进行环境消毒。这是流调队员必须完成的一项“规定动作”，而且这样的“规定动作”只要密切接触者一天不解除隔离，队员们就得天天上门，重复进行消毒和测体温。
“那一次攀十六层楼梯，就像重新走了一回50年的路……”年届53岁的吴大夫长叹一声，说：“怎么上去的，用了多少时间，现在我都记不得了，反正当时我只感觉特别特别的漫长。可没想到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到十六层的密切接触者家时，人家闭着铁门，就是不开门。不开门也罢，我们在门外向里面又是交待政策又交待注意事项，哪知那位密切接触者突然隔着大铁门嚎着嗓子嚷嚷说我们是有意在楼道里坏他家和他本人的名誉。那人说他是政协委员，如果我们还不赶快走的话，他就要告我们去！随后听到铁门里面叮哐乱响一通，像是在操什么家伙砸东西。我们怕出什么事，只得下楼。”
“慢着，你们已经踩着我们的楼梯了，以后让我们楼里的人怎么个进进出出？你们得把走过的电梯道消毒！”那密切接触者半开着门，冲着下楼的吴大夫等大声吆喝道。
已是双腿发抖、气喘嘘嘘的吴大夫她们只好往楼下退一步，就在踩过的地方喷一下消毒水。“上去的时候像攀喜马拉雅山，下楼时像入海底。当我们退到一层地面时，两条腿实在站不住了，哐当一下瘫倒在墙根，恨不得躺下算了。可不行啊，我们还得走。楼里的居民见我们倒下不起，以为我们也得了SARS，那又怕又怒的嘴脸，真够受的！当时我想宁可死在马路上也不想多赖那儿一分钟……”吴大夫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地对我说。“可是我们刚回医院，脱下防护服还没来得及洗完澡，那个楼里的居民却打电话来火急火燎地让我们赶紧过去，说他们听说十六层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伙不放心，让我们把楼上楼下还有院子都消毒一遍。去吧，人家现在又需要我们了。于是我们又重新穿好防护服，背起消毒药水，再到那个大院，一直又忙里忙外干了三个来小时……”
流调队里的黄大夫给我讲的经历更让人又气又好笑。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说某写字楼内有五个SARS密切接触者。黄大夫先用电话与对方联系，那边说你们现在不能来，要是你们来，我们就集体逃跑。这怎么行？黄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对方做工作。对方说，不是我们不想配合，可你们不知道，要是你们穿着防护服的人一到写字楼来，我们公司就要完蛋啊！黄大夫不明白，问为什么？对方说，这不明摆着，你们一来，整个大楼里的人都以为我们得了非典，他们一定要赶我们走的。我们公司才开张半年，业务刚刚有个头绪，你们一来，我们先前做的一切基础，不全部泡汤了嘛！投资人还不把我们这些人的饭碗砸了才怪！黄大夫她们一想也是，因为大家对非典都不是特别了解，流调队去一趟人家的公司，真要砸了，也是个事。可留一个非典传染源的危害更大呀，黄大夫跟对方商量，说那你们想个办法，按照传染病法规定，我们流调队的工作是必须做的，比如消毒呀，对你们几个人隔离什么的，不管什么情况都得做。对方说，能不能你们不进楼，约个地方我们派车去接应你们。
黄大夫一想也成吧。于是她和另一个流调队员带上消毒用品等先坐上自己单位的救护车，然后在一个路口等密切接触者代表开车来接。到写字楼后，人家没有让她们进楼里，而是将车开到了地下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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