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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他办公室，书记一早找我谈疫情，这已经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和习惯了。市领导们都这个样，我敢有一分钟的怠慢？你看看我办公室的复印机，最多时一天收发一千多份文件，那纸放在手里是烫的！”
年轻的副局长第一天上班就有一个强烈的“榜样力量”：4月20日是北京“抗非”战役的一个分水岭。刘淇书记和新上任的王岐山代市长在头天一连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全市干部大会。第二天一早，两位“司令员”便到了市疾病防控中心。当他们得知中心的网络系统资源不足时，就在现场办公。这个后来被人称之为“北京抗非战役生命线”的网络仅用了几天时间便开通，成为北京疫区24小时防控非典的一个畅通无阻的强大信息网络，为扭转前期疫情不明而造成疫情失控的被动局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疫情的控制，体现在每天的发病数字上。北京人如今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钱袋、米袋和居室，而是从他梁万年每天嘴里说出的那个疫情数字。“知道这数字是怎么来的吗？”梁万年说起这话题，眼睛就发亮：光说我一个人的工作的量，早晨八点半听CDC（疾病防控）各部门负责人的交班汇报，他们要将之前的24小时情况汇总并作出书面分析材料。当我收到这些材料后，就要再与全市另外几个防治小组通报情况，并收集他们的反馈信息，然而再充实自己的信息。期间动态的变化随时发生。我们每天对外公布的是主要三个数据——临床新发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数字。其实我们要收集和汇总的各种数据多达十几种。而每一种数据本身又是24小时在不断变化的。尽管现在我们建立了数字化的网络平台，可以在几十分钟内将全市疫情的各种数据汇集到指挥部，但对负责疫情信息工作的战斗员来说，我们所掌握的不仅仅是简单的那几个对外公布的几个数据，而是这些数据背后中的大量需要供政府决策的第一手材料。比如进入5月下旬后，全市疫情得到明显控制后，大家都在期盼“零”发病，可事实上总有那么几例新发病在扰乱我们的心境。这些新发病是怎么出来的，我们的工作就范围大了。像某一天突然增加了四五例民工患者，我得到这个数字后就要立即将情况报告市长书记，市长书记得到这个情况后他们的紧张程度可是老百姓不了解的。他们一发现这个情况，脑子里立即想到的是几十万马上要返京回城的民工疫情控制。因为如果这一环节抓不住，弄不好疫情再度大规模的复燃。市长书记要决策，我就得给他们准备各种有关民工患者的一系列相关数据，甚至连这些患者是从哪个地方来，他们现在在哪些工地施工，这些施工工地的控制预防情况又怎么，全市有民工的工地又是个什么情况？如果一旦施工工地出现疫情漫延又该采取什么办法……等等，总之一个简单的病疫数字，就会带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有效处理和控制。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就这样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少干和偷懒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说，市长书记现在都成了防控专家，你哪个地方有偷工减料，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你只有准备三百五百个答案，才可以在他们面前回答好一百道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指挥机构分分秒秒地忙碌战斗的缘故。
梁万年仅是整个北京保卫战中一个师长或团长的角色，他哪知道作为全市防控大战的市长书记这些司令员们的肩头担子有多重！
王岐山，北京市代市长，人称“抗非市长”，从海南省省委书记调任北京代市长，仅一个多月，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都说北京来了位好市长，他的个人魅力在于他“平民化”：一张平民化的脸，一腔平民化的语言，一颗装着百姓安危的火热之心。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一天，“出巡”的王岐山路过一所刚恢复上课的学校门口，见几个穿着防护衣的人把守在校门口，便立即下车上前询问。那几个穿防护服的人告诉市长，说他们是学校的老师，正在履行对进入校门的学生进行体温测试。王岐山大呼：你们这副样子怎么行？孩子们还小，见了你们这个样还不吓出毛病来呀！防护是需要的，可也得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呀！学校觉得王市长说得对，很快纠正了。
我第一次面对面地听他讲的第一番话是这样的：我这个人也爱发烧呀，一上火，扁桃体就发炎。到北京来上任，那是非典疫情直线往上升的时候啊！我能不上火吗？可我不能发高烧呀！真要烧了，人家把我拉去一“隔离”，我还怎么个与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们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带领大家“抗非”呀！我有办法，就是吃素，天天吃素，不让火上来。
“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可我的信心不在于数字上，而是全市的人民都参与了抗非的战斗，现在的北京啊，到处可见到村自为战，巷自为战，楼自为战，校自为战，家自为战，那情景能不让人感动吗？人民战争的威力啊！市民自身防范疫情的成熟，对政府的理解和信赖，多好啊！正是他们的行动才为我们解决医疗资源的不足和紧张，彻底赢得了时间。我的信心还在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看看中央的‘抗非’方针，从一开始就没有变过，这说明中央决策的英明和坚定。所以说，非典战役的胜利是既定的！”市长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荡。
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要取得一场战争的全面胜利，最终将取决于你是否真正的全面的发动了全体民众参与了战争的程度。王市长现在如此响亮地说出上面这番话，我想是他和他的同仁们已经非常满意了自己前期在发动全市民众参与“抗非”战斗的那种程度。王岐山向我们透露过一件事：有一天他陪温家宝总理到郊区看农民们预防情况。有个身体很硬朗的老太太见了温家宝，总理问她：你认识不认识我？老太太摇头，说不认识。总理又问她：你知道不知道非典。老太太马上回答说：知道知道，非典是天灾，是瘟疫，发烧了就可能是非典，得马上到医院去瞅，得了这病就不能再跟别人亲近了。温家宝事后很激动地对王岐山说：你瞧瞧，现在“抗非典”多深入人心，人家老太太不认识我这个总理，可对啥是非典，怎样预防说得一清二楚。不简单啊！有百姓这么支持，我对抗非典胜利是更加充满信心了。
那一天我见到王市长，是下午三点，“北京地区医院院长联席会议”一直开到晚饭前，王市长的讲话激起了会场上阵阵掌声和笑声。要知道参加会议的都是处在一线的“战地指挥员”，能在“抗非”硝烟依旧的激战时刻，看到他们与市长一起又说又笑，还有谁怀疑这场艰苦的战役不能取得胜利？
那一天，与王岐山代市长在一起六七个小时，而且其中还有一段单独的短暂谈话，我的强烈的感受是：北京的“抗非”最高指挥官们，他们为了人民的生命和北京这个城市的安危，可以用“呕心沥血”四个字来形容。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些日子里是怎样的忘我工作，其工作强度有多大！
年轻的副市长陆昊，只有35岁。说实话，当第一次听说北京市出了全国最年轻的一个直辖市副市长时，我可以作出某种判断的联想是：此人是否是位某某老前辈的公子？陆昊那天在“抗非”物资小组的指挥部里的开场白，不仅彻底否定了我先前的错误联想，更多的是被他的坦诚和睿智及工作能力所打动。
1300多万人口的城市，谁扛得起这么重的担子？而且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突发疫情，每一分钟的延误，都有可能造成整个城市的溃败和无数生灵涂炭。“凭良心。只有一个想拯救百姓生命的良心来驱使自己！”这是陆昊的开场白。朴实、真切，不带一丝官腔。
良心是什么？良心是对得起别人，对得起市民，对得起自己所干的工作。突如其来的灾难谁都没有经历过，也谁都没有想到一个政府在短时间内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靠什么？能力？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但只要凭良心去做了就行；办法？办法可能在某一时间是错误的，但凭良心去做了市民也会理解和能原谅的。有了这两点，我还有什么怕的？干吧！有中央决策在，有全市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我怕什么？陆昊说。
当北京的疫情处在最疯狂的时刻，防护服几乎成了唯一可以抵御一下非典袭击的武器时，陆昊带领的物资保障队伍不仅以最快的速度调集并送到处在与非典肉搏厮杀的一线医务战士手里，而且没有多花国家的钱，相反还以最便宜的价格到了北京指挥部。在此次“抗非”一线被称其为“救命服”的杜邦防护服，平时的市场价为40元一件，陆昊要到的价是每件27元。这是这位学经济做市场出身的年轻市长在抗非战役中最得意的一笔。几百万套世界顶级防护服，仅以小时和天数来完成的啊！而更令我感动的是这些被北京人称之为“救命服”的几百万防护服发放中，陆昊向我们保证地说：“虽然都是经我一人之手批准发放的，但每一件防护服到了哪个地方，给了谁，我都经得起任何人的查证！在所有这些防护服的发放中，没有任何的后门与交易存在，只有与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生命联在一起。”
铿锵有力，落地有声。这就是“抗非”时期人民公仆的风范！
它不由使我联想起胡锦涛书记深情地在广东街头与市民们亲切握手交谈的情景。
它不由使我想起温家宝总理在北大学子面前热泪盈盈地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泪流满面”的真情流露。
是的，任何一场战争的成败，没有最高指挥员的正确决策，是不可能胜利的。而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必定是我们人民信赖的领导者站在人民的最高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