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留在北京的于某和其余的亲属可就惨了。继其父亲7日死后，56岁的母亲也在15日死去。于某的丈夫、弟弟、弟媳妇、小叔子和于某公司的一个小伙计陆续传染上非典而倒在病榻上，于家陷入了极度悲惨和痛苦的深渊。（注：于某本人，一个多月后在302医院医务工作者的全力抢救下，与其他几位亲属一起从SARS的死神中解脱出来，健康地回到了山西。但这位饱受疫魔折磨和为亲人带来痛苦的年轻女患者，再也不愿别人去打扰她。不久前她以“徐丽”的化名曾接受过记者的电话采访。这是后话。）
让沈壮感到宽慰的是于某一家的良好文化修养救了不少人的命。“我们问楼道的服务员小姐有没有接触过于某家人，姑娘说，于某的舅舅一住进来就主动对我们说他们家人得了传染性肝炎，让我们不要接近他们。所以后来也真没有发现楼道姑娘们传染非典。”
可忧心事还在后面。在沈壮他们一再追问于某家人还与什么其他人亲密接触时，于某家人说她还有个舅舅就在北京，而且于某父亲死时就是这位舅舅在场，据说于某的父亲是死在这个舅舅怀里的。
“这不要命嘛！”沈壮一听就跳了起来：“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啊？为什么？”
不为什么，为的是怕别人知道了，舅舅不好过日子。“他现在在哪儿？”沈壮一个个追问。
没人告诉他。就是不告诉。“你们，你们要为他的生命负责啊！”沈壮想发脾气，可看看一个个倒在病榻上的于某和亲属，心就软了。“你们无论如何要告诉他，一是让他不要再接触人，二是一旦有哪儿不舒服，马上给我们打电话。”沈壮没有其他办法。因为非典尚未上法定传染病，就不能按照传染病法规强行让患者履行义务。
这一天应该是3月10日。之后的每一个小时里，沈壮的心一直悬在半空。12日，沈壮不想看到的事出现了——于某在北京的那个舅舅来电话，说发烧了。
坏哉！沈壮的心头“咯登”一下。“你在家准备一下，我们和救护车马上就到。”“我们不敢把救护车开到于某舅舅住的门口，远远停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然后我和一名同事手里拿着一件大白褂和两个口罩，但在到患者住处之前不敢穿也不敢戴，怕患者本人心里不好接受，而更怕的是居民发现我们在运送一个非典病患者，我和同事只能做‘地下工作者’。”沈壮说。
到目的地后，沈壮一忧一喜：忧的是于某的舅舅当时的症状已经基本可以确诊是非典，喜的是患者在同于某一家接触之后自己隔离了自己，没有与其他人一起生活。
于某的舅舅在沈壮等护送下直接进了佑安医院。
沈壮从佑安医院回到单位，正式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上写下了这个普通而重要的日子：2003年3月12日。
说它是个普通日子，是因为99。999％的北京市民这时还根本不知道要命的SARS已经稳稳当当地安落在京城宝地。这一天，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是，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这种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ACUTERESPIRATRYSYNDRPME）明确病名，简称SARS。并向全世界发出了警报。
3月16日，东直门医院
沈壮还没有来得及对北京的第一例SARS作一个头绪的筛理，3月16日，晚上九点多钟，沈壮接到东城区“CDC”
报告，说所辖的东直门医院向他们报告有一例SARS，而且病情非常危急，区“CDC”扛不住，让沈壮他们去。
东直门医院出现的病例让京城老百姓开始知道SARS这只狼真的来了。
沈壮当即与本单位的黄大夫两人一起赶到东直门医院，在急诊科他们看到了患者，是个70多岁的老人。
“患者上午11点半左右到我们这儿门诊，那时X光片呈现为右下肺炎。可到下午4点多钟，X光片检查结果成双肺炎。到晚饭时就不行了，我们刚刚才把他抢救过来，现在仍处在昏迷状态。”急诊科主任刘清泉，一见沈壮他们赶紧把情况作了介绍。
调查开始了。据家属介绍：这位70多岁的患者李某，是3月15日从香港乘CA112航班飞回北京的。在飞机上李某就觉得自己有发烧咳嗽的症状，晚八点来钟从机场进城后直接到了某医院。此医院的门诊医生给他诊断为“重感冒”。结果李某就开了点普通药回了家。回到家的李某睡了一夜仍感高烧不断，家属问他怎么回事，是不是在香港传染上了什么病？这一问让李某神经顿时紧张起来：可不，自己在香港时到过威尔士医院看过正在那儿住院的哥哥。那威尔士医院听说出现过非典传染，是不是我也传染上了非典呀？李某心头越发不安。吃完早饭，他就坐立不安地打听附近什么医院中医水平好些。家里人听说东直门医院是中国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随后匆匆送他上了东直门医院。
大约11点左右，东直门医院急诊室主任刘清泉大夫给李某作了初步诊断，认为可能是老年性肺炎——往常北京在这个季节里每天都有不少肺炎患者到医院就诊，李某年岁已是七十多的高龄，刘大夫的初诊无论在技术和情理上都并不见误。更何况那时“广东非典”在普通北京人心目中仅是个遥远的病势概念。就连刘清泉这样的急诊专家也知之甚少，他更不知道在同一个城市里的解放军302医院就在前三四天里已经有一批医务人员被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所感染，而且就是3月16日这一天他刘清泉在给李某就诊时，302医院的一名优秀医务人员已经死于非典传染。
信息的阻隔，使刘清泉大夫和东直门医院乃至整个北京市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虽然刘清泉大夫此时也不知非典为何物，也未诊断出李某的真正病理，但出于敏锐的医学职业习惯，他没有放跑李某，而是让他在急诊室输液观察。下午，李某病情突然恶化，体温顿升，呼吸困难，最后导致心脏停跳。
“赶快抢救！”刘清泉大夫和同事们迅速对李某进行了急救，那一刻参加抢救的医务人员不下六七个……李某的心脏缓缓地恢复了跳动，但呼吸仍然极度困难和衰弱。刘清泉为其上了呼吸机，而患者则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到过广东香港没有？”刘清泉从急救室出来，一边擦汗一边问李某的家属。
“他刚从香港回来。”坏事了！刘清泉虽然在这之前从未见过SARS什么样，但从有限的听说中猜想到这个李某十有八九是传说的SARS患者了。医院的电话迅速打到东城区CDC，之后也就有了沈壮他们的出现。
沈壮与东直门医院领导和刘清泉大夫等根据李某病情，紧急召开了会议，并作出三点决定：一是患者现在不适宜转院，建议就在东直门医院本院救治。二是对病人要实行隔离，并在病房内开通窗户——沈壮说，这是从广东那边听来的唯一一点预防非典传染的经验。沈壮还在这一条决定中给东直门医院作了一些补充建议：不要再让医务人员换人了，谁参加过抢救李某的就留下来继续进行救治工作，进患者病房要穿隔离服。三是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登记和随访。
会议结束后，沈壮还做了一件现在连他自己都感到有些“那个”的事——他走进病房，敲开昏迷中的患者李某的嘴，用一根棉签从他的嘴里采集了一份咽拭子。
“那是SARS患者毒菌最多的东西，而且你是从李某这样的‘毒王’嘴里取的咽拭子，当时你不怕？”我问。
“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怕不怕的问题，只是想从病疫角度应该留下这种患者的病菌体，以便带回去让检验所的同志作分析用。另一方面当时确实我也不知道这SARS到底有多大的传染。”沈壮说得很平淡，但可以想像当初他到“毒王”嘴里掏咽拭子的过程是多么的惊心动魄！
袭击设防并不多的东直门医院，是SARS轻而易举的事。虽然医院方面尽了当时他们所能想的回应，如迅速使用了ICU（危重病房），将李某单独隔离治疗，也给医务人员配发了口罩和防护服。“可那时的这些防护东西非常简单，而且都是平时我们用于对付普通传染病的口罩和防护服，哪知道非典病毒传染强度那么大。再说也奇怪，当时我们想买一些质量高一点的口罩和防护服，竟然也找不着什么地方有这样的东西。”急诊科主任刘清泉感叹地说。
就在东直门医院的医务人员处在战斗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李某身上的SARS，再次发起攻击。一直处在昏迷状态的李某又两次心脏骤停。肺器功能的严重衰竭，同时导致其它器官的迅速衰竭，这是SARS袭击人类的一个显著特征，尤其是对那些抵抗能力差的并患有其它疾病的患者，特别是年龄偏大的患者而言，他们之所以在SARS袭击时很快死亡，这一因素非常突出。20日，经过前后72小时的抢救，SARS还是夺走了李某的生命。后来据我对重症专家的采访了解到，像李某这样的SARS重患者，即便再努力抢救，生还的希望几乎是零。
然而当时的东直门医院或者说在整个北京与SARS搏杀的殊死战斗中，广大医务人员发扬的是基本的人道精神，他们是用自己的肉体与生命在构筑一道保护广大市民的长城，后来上面又要求他们为“减少死亡率”而战。因此，医务工作者在整个战斗中成为高危群体是一种必然。
“我的妻子确诊非典了……”
东直门医院的付出的代价比302医院严重得多，因为他们遭遇到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毒王”。就在李某尚未结束生命时，该医院的医务人员便有人出现发热高烧现象。护士姚小姐是第一个感染者，当日被送进自己医院的隔离室，次日转到佑安医院。在姚护士被确诊患SARS送进佑安医院当日，又有七名医生倒下……
“这是怎么啦？”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