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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新人。开科取士，是隋唐创设科举制以来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清入关的第二年，即顺治二年三月十五日迅速举行考试，由各省选送贡生共314人应试《清世祖实录》，卷15，4~5页。，五月，从中选出227名贡生参加廷试《清世祖实录》，卷16，16页。，从优者授官职。次年三月，各地举人进京，参加殿试。四月，揭晓：进士第一名傅以渐授予内翰林院弘文院修撰，第二名吕缵祖为内翰林秘书院编修，第三名李姡奈吩罕嘈蓿韵陆�46名为庶吉士，都送到翰林院读书。《清世祖实录》，卷25，16页。大学士刚林等建议：本年八月“再行科举”，来年二月，“再行会试，以收人才”；未入版图的地方，其生员、举人来投诚的，亦允许一体应试。世祖批准了他们的请求。《清世祖实录》，卷25，18页。朝廷频繁举行考试，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读书人参与选拔，为国家提供人才。其后，科举人数不断扩大，如顺治四年五月，参加廷试的举人有139人、贡生共505人《清世祖实录》，卷32，6页。。清代科举，自童试、乡试，至京会试，再达殿试，层层选拔，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制度，为培养人才起到了重大作用。从澄清吏治来说，以新代旧，以廉代贪，补充新的力量，有利于净化吏员的风气。直到光绪末年，才一劳永逸地废除了这一行之千余年的制度。
从一开始，朝廷就注重选人才要以“才品”兼优为准，即品行“贤良”，才学“堪用”，严防坏人混入各机构。顺治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多尔衮就明确提出：“不许以贪官酷吏，及赀郎杂流，朦胧充数。”《清世祖实录》，卷5，26页。所谓“赀郎”，指用钱买官的人，此类人最贪婪，买官是为了谋取更大的私利。“杂流”是指无正当职业如游手好闲之辈及从事社会贱业之人，这类人文化素养低，沾染社会不良习气，如混入官府，亦助长吏治的败坏。顺治二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关达建议：被明朝废弃的“抗直忤时”之人可用，虽被明朝废弃但属“逆党权翼与贪墨类”之人不可用；被明朝任用而实属“持禄养交，日暮倒行而不知耻者”不能用。“目今一切举用人员，悉取材于明季”，“邪正兼收”，以致“泾渭不分”《清世祖实录》，卷19，23页。，其中的败类和奸邪之人把明朝的种种恶习劣迹又带到新政权中来，这就造成了清初吏治严重不纯。所以，清初吏治之坏，也是明末吏治败坏的继续。以多尔衮和世祖为首的统治集团一面慎重选用人才，一面不得不用重刑严法，以铲除贪官污吏。
在多尔衮主政期间，加强监察部门的职能，大力发挥其对百官风纪的监督作用，即把他们置于监察部门及其专职官员的“耳目”监察之下。它是一支对吏治具有制约和威摄的强大力量。
第二部分严厉整饬吏治（5）
明朝政事尽归六部，又加设都察院及科道衙门，用以“绳愆纠缪，匡正阙失”。多尔衮认为，明朝的这个制度是最完善的制度，给予了完全肯定。清入关前已照明制设立，入关后，进一步完善，但需要明确职责，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于是，多尔衮于顺治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向都察院、六科、十三道全体官员发出指示：“尔等既司风纪，为朝廷耳目之官，一有见闻，即当入告。”除此，他特别强调，“凡贪污枉法，暴戾殃民者，指实纠参，方为称职。”他重申了这些监察部门的专门职责，提出各官员“称职”的标准。他批评他们自入北京后，“未尝明举一清廉持正之贤，未尝明劾一受贿贪赃之辈”，那么，朝廷设立这些“风宪衙门”，又有什么用处呢？他要求，“自今以后，凡六部卿寺堂属大小官员，尔等宜从公举劾，直言无讳”，要做到举劾“内勿避亲，外勿避仇，不肖者，即实指其不肖，勿徇私情，勿畏权势。”多尔衮警告他们，如“党同伐异，诬陷私仇，门户相持，援引朋类，必置重法。”《清世祖实录》，卷6，22页。以后，在中央与地方发生的贪污、违法等案件，大多是他们检举揭发出来，惩治了大批贪官。他们成了贪污和违法分子的“克星”，是朝廷的一把利剑，皇帝就是利用他们同吏治败坏进行斗争。的确，这些部门和大批官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摄政王多尔衮病逝，次年正月，世祖年方14岁，正式亲政。他继承多尔衮主政时期的各项政策，继续从严整饬吏治，从重惩治贪污，提倡反腐倡廉，力图建立一代廉明政治，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
世祖亲政后，十分重视吏治，把惩治贪官列于首要地位。顺治八年（1651年）闰二月，他对都察院官员说：“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欲严惩贪官，必在审实论罪。”《清世祖实录》，卷45，26页。表示出对贪官的痛恨，把它看作是“治国安民”的头等大事。自多尔衮率大军入关以来，迄至去世，一直在强调吏治，不断惩治贪官，但屡禁不止，未能从根本上制止住贪风的蔓延，且有猖獗之势。世祖对此十分生气。有一次，他召集吏部官员训斥说：“迩来有司贪污成习，皆因总督、巡抚不能倡率，日甚一日。国家纪纲，首重廉吏，若任意妄为，不爱养百姓，致令失所，殊违朕心。”他批评各部门对“大贪大恶，每多徇纵，何俾民生，何补吏治！”他向吏部发出严厉警告：“如有此等恶习，定当从重治罪。”《清世祖实录》，卷54，3~4页。过了二天，他又谕吏部：“迩来吏治，不肖者刻剥民财，营救升转，不顾地方荒残，民生疾苦。”他指出：“优者选用，劣者除名，澄清吏治，大端在此。”《清世祖实录》，卷54，6~7页。世祖对吏治的认识是很深刻的，这对于一个尚未完全成年的少年天子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不久，他再次训示吏部，进一步阐述他的吏治思想。他说：“国家设官图治”，必须以“公忠”报效，“方能裨益民生”，如借权行私，必肥己害国。使他气恼的是，自他亲政以来，已“屡下诏谕，嘉谕更始”，但他发现：“近见部院诸臣，因仍前弊，习为固然”，把朝廷关于吏治的要求和政策，都抛到九霄云外！现在，他令吏部把各部院堂官都开列出来，他要亲自进行处理。
世祖首先点名大学士冯铨，经御史吴达揭发，他私受“叛逆”姜瓖的贿赂，应当自行引退，但他却无自知之明，仍然居官位，七年以来，毫无建树！令他解任退休好了。工部尚书谢启光，七年钱粮“全无销算”，挂欠漕粮三百余万石，而且滥差税吏，加倍勒索，“任意徇私，秽声盈耳”，应革职为民，“永不叙用”。还有礼部尚书李若琳，为人奸险专擅，与冯铨交结，“朋比为奸”，也予革职为民，“永不叙用”。都察院左都御史卓罗、副都御史罗璧、巴朗及启心郎朱拉察，“不循职掌”，严重失职，都予革职。徐起元任都察之任，不能称职，念其有功，另行调用；吏部启心郎宁古里，为迎合上司，滥用不宜之人，予以革职，“永不叙用”；赵京仕、熊奋渭等退休，戴明说“操守不法”，念其“年力尚壮”，降二级，调出京师外用。《清世祖实录》，卷54，12~14页。
世祖一次就亲自处理了朝廷大员13人，对贪官处理尤重。他亲政前，一度放宽处罚，免罪追赃。顺治八年二月三十日，他宣布：凡贪污官员，一经处理后，都不得恢复原职；再是重大贪污犯官员，自宣布之日起，判处死刑的，遇到朝廷实行大赦不在赦免之例。这一规定，要“刊刻告示”，通告全国各地，“实力遵行”。《清世祖实录》，卷54，页27。
世祖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朝廷屡禁贪吏，而贪污者为什么如此之多？顺治十年（1653）正月，世祖到内院视察，便提出这个问题向大学士范文程发问：此类人（指贪吏）平时“侵渔小民，当兹大察之年，亦应戒慎。”文程回答说：“这些人尚未做官时，也明白贪官不好，但一登入仕籍，就见利智昏。”世祖则分析说：“此由平素不能正心故也。苟识见既明，持守有定，安能为货利摇夺？”文程诸大臣无不顿首表示信服。《清世祖实录》，卷71，21~22页。
第二部分严厉整饬吏治（6）
世祖的洞察力，的确不凡。他所想的，所做的，平心而论，已高出其叔父摄政王多尔衮之上。他亲自狠抓吏治，巡查各部，反复阐述吏治关系国家安危的道理，不断发出指示，说明在各省设总督、巡抚、都御史、巡方、巡盐、巡漕、巡视茶马各御史，“原为察吏安民，安民之本，首在惩贪。”《清世祖实录》，卷95，17~18页。他痛斥“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因此，他把打击贪官作为整顿吏治的重点，也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很快，他又发现，各省督抚、巡按等高级官员极少有“互相纠参者”，他们互相“徇情面”，或自己不法，怕别人举发；或“畏嫌避怨”，所谓“宁负朝廷，不负朋党”，相互包庇，不肯纠参，而多参自己的下属小吏和一般差役员，以应付朝廷。世祖很生气，屡次训诫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员奉公守法，洁己律人，最为重要，警告他们，如“彼此容隐，事发一体连坐，决不姑贷。”《清世祖实录》，卷95，7~8页。他明确告诉他们，打击贪官重点就在他们之中。到顺治十二年（1655年），虽屡经打击，惩办，“贪风不息”，于是，他又加大了打击的力度，规定了更为严厉的法律。十一月，他宣布，自今以后，“内外大小官员，凡受赃至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俱籍其家产入官，著为例”，即作为永久的法律，不得更改。《清世祖实录》，卷95，8页。顺治十六年（1659年）闰三月，以“贪习犹未尽改”，下令另立法制，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