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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习犹未尽改”，下令另立法制，以绝其根源。他作出新规定：自今始，贪官赃至10两，取消籍没家产，责打40板，然后流放到席北（今黑龙江省境）地方，不准折赎。《清世祖实录》，卷125，7页。世祖打击贪官，其严厉的程度也是多尔衮很少能做到的！
世祖抓住大案、要案，亲自审讯，迅速处理，表明了朝廷拨乱反正的决心和气魄。
顺治八年（1651年）十月，江南巡按秦世祯揭发江宁（南京）巡抚土国宝“徇庇贪污诸不法事”，世祖亲自批准，按法律程序，先将土国宝革职，命“严讯”，最后定罪处理。土国宝自知罪重，难逃一死，即于接到世祖谕旨的第二天，上吊自杀。《清世祖实录》，卷61，2、13页。参见《清史列传》，卷79，“土国宝传”。江宁是江南第一重镇，土国宝任此地巡抚，亦见朝廷对他的重用。人已自杀，朝廷便不予追究。土国宝畏罪自杀，在当时也是一件重大的贪污案。
引起更大震动的一件大案，是顺治十二年发生的顺天巡按顾仁受贿案。十月十九日，吏部书吏章冕“刎颈叩阍”，冒死告发顾仁“悖旨婪赃，陷害无辜”。开始，世祖并不相信所告事实。但事关重大，世祖下令提顾仁等案内人，由他亲自当面审讯。原来，顾仁以刑部主事的身份，亲受世祖点派，任顾天巡按，派往地方，主要任务是“察访地方疾苦，纠劾贪墨官吏”，将其调查的实情向他报告。顾仁行前，一次在太和殿，一次在左翼门，世祖当面千叮咛万嘱咐，反复解说此行极为重要，告诫他要清廉，拒不收贿，否则“定行正法。”世祖以为，以皇帝之尊，两次召见，面授机宜，嘱以重托，顾仁必不负君命。岂料顾仁一出京城，即把世祖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任意妄为。按规定，他作为巡方御史不许用旧时“蠹役”，他却明知故犯，收用旧役六人，为自己差遣；其次是勒索受贿。有王士琦等人，欲谋取巡按书办的职位，托顾仁的熟人刑部司官贺绳烈，向顾求情，各送银200两；章冕也表示给顾送银200两，贺绳烈从中“作保”。但不遂己欲，便陷害章冕，将其逮捕，本应押送到顺天府进行审问，惟恐受贿事败露，却远发到真定（河北正定）府，企图将章害死灭口。
世祖亲审，事实已清，即于顺治十二年十一月九日，召集满汉文武大小官员，将顾仁等人罪状公布于众，斥责顾仁“背旨坏法，收蠹纳贿，深可痛恨！”而贺绳烈“寡廉鲜耻，倚恃不法巡按，居间行贿。”他们的罪行严重，即使都处以死刑，也不冤枉，都抵偿不了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世祖要求大小官员再加详审，提出处理意见。内大臣内三院议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遵旨”举行会议，判决顾仁以凌迟处死，妻子及子女、家产“籍没入官”，判贺绳烈斩首。世祖宽大，将顾仁改判为立即斩首、贺绳烈改判为绞刑处死。其他各项维持原判。《清世祖实录》，卷95，3~7页。
过了几天，世祖追究顾仁得以入朝为官，是由哪个衙门推荐的？哪个衙门和考官准许他参加科举？又是哪个衙门和官员给录取的？命内大臣鳌拜等“严行确察”，将名单交给他。于是，鳌拜等很快将此事查清：推荐顾仁的，是刑部尚书刘昌、刑部侍郎王尔禄，准其考选者是吏部尚书王永吉，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降八级的龚鼎孳、布政使曹溶；推荐其考卷的是王尔禄，录取的是龚鼎孳。《清世祖实录》，卷95，9页。世祖分别轻重，都给予不同的降级处分。《清世祖实录》，卷96，7~8页。
据初步统计，自顺治八年到十七年，共九年间，世祖亲自批准处理的重要贪污案件达45件周远廉：《顺治帝》，134~136页。吉林文史社，1993。，平均每年处理5件。至于其他贪污案件之多，也就难以统计了。被处理的贪官，轻者革职，永远不用；重者处死，最重的则以凌迟的刑法处死。如，江南按察使卢慎言以贪赃数万被逮治，待事实审问后，世祖以卢慎言为“奇贪异酷之人”，于顺治十五年十一月，将其凌迟处死《清世祖实录》，卷129，8页。。
世祖自亲政到去世，共有十年，始终坚持“安民之本，首在惩贪”的方针，同吏治的败坏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不间断地严厉打击贪官污吏，上自朝廷大员如大学士、尚书、侍郎、御史，及地方封疆大吏如巡抚、按察使、布政使，下至州县官、吏员，直至市井中的巨恶、大奸，都在惩治之列，一经发现，不论是谁，必严惩不贷。同时，一面狠煞送礼、宴请、行贿的歪风，一面大力倡导节俭、去奢的新风，世祖率先示范，表彰廉吏，起用贤人，从而抑制了日炽的贪风，自明末吏治败坏的局面始有改观，清在全国的统治基本得到了巩固。更为重要的是，为未来的发展，从大乱走向大治，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第二部分调整满汉关系（1）
清朝以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首先面对一个经济发达，文化深厚、人数众多的汉民族，她一进关，便将自己置身于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满族人数按当时估计的数字、尚不及汉民族的十分之一。《清世祖实录》，卷82，2页。她能否统驭汉民族，直接关系到她能否建立全国的有效统治。还有周边诸少数民族林立，分合未定，势力强弱相长。这些少数民族能否皆听命于清朝，也是个未知数。形势是严峻的。所以，清朝入关后，不能不理顺她与汉民族及少数民族的关系。
还在清入关前，主要是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成功地建立起以满族贵族为核心，与汉、蒙古等民族的地主王公贵族联盟的关系，把东北地区各民族容纳到他的八旗组织之中。以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改国号为大清，太宗即皇帝位、改元崇德为标志，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政权正式建立。
清太宗建立的民族关系的新格局，无疑为将来入关，确立对各民族统治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民族新格局中，满汉关系居于指导地位。自太祖努尔哈赤进军辽东，将女真人（满族）带入广大汉人居住区，成为汉人的统治者。努尔哈赤“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清）昭梿：《啸亭杂录》，卷2，“汉军初制”。，造成满汉的尖锐对立，汉人不断发起反抗斗争，大批逃亡，动摇了后金的统治。清太宗即位后，改变了其父的错误政策，全力调整满汉的民族关系。他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清太宗实录》，卷1，10页。他认识到，无论汉人，无论蒙古人对于他的政权都有重要意义，所以，他又强调：“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他打了一个比方，“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若满洲庇护满洲，蒙古庇护蒙古，汉官庇护汉人，是犹咸苦酸辛之不得其和。”《清太宗实录》，卷42，12页。在他执政的17年中，他不断调正满汉、满蒙关系，针对出现的问题，总是从认识上进行解释，从政策上给予规定，令国人严格遵守。最终形成了满蒙汉三位一体的政治格局，造成了空前的协力进关夺权的态势。
清军入关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学术界为此长期争论不休：一说民族矛盾，一说阶级矛盾，等等。以今天的观点看来，两说都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模式，将问题绝对化。事实未必尽然。按阶级矛盾说，当时国内陷入四分五裂，分立南明、大顺、大西及清政权，各有其众，而其众又各保自己所拥护的政权，同其他政权进行竞争，这就很难说成是清同广大民众的矛盾即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满族入主中原，固然有中原汉族如何接受的问题，满族亦有如何适应在更广大的汉族地区实行统治的问题，民族间差异就是矛盾，但也不能就此说成是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清入关前，在东北地区已经建立了满、蒙、汉联盟的稳固统治，其中也包括对汉族百姓的统治，而入关则是把她在东北的统治扩展到全国，这与关外的统治没什么两样。在统治集团中，也有大批汉官汉将，派往各地的官吏，大多数也都是降清的原明将吏，还有部分归降的农民军将领；清八旗军队中，也同样有成千上万的汉族士兵。他们追随清政权，不过是要消灭其他各政权，一统天下，谋取自己的生存和发迹的切身利益。所以，把他们同关内各政权的争夺，统统说成是民族矛盾，显然是不恰当的。实际上，这场斗争不过是统一与分裂之争，具体言之，就是清统一，抑或明继续维持其朱家王朝统治的问题。
当然，不需讳言，清在南下过程中，遭到南明的抵抗，特别是清颁布剃发令，激起部分士大夫的愤怒，他们为维护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号召人民起来抵制，酿成了嘉定等地的惨剧。但大多数的反抗，并非都源于反对剃发易服，主要还是维护大明的统治，而不喜欢从关外打进来的新主人。一经战事停顿下来，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他们便发现，清朝并不可怕，相反，还为他们解除了明末以来加在身上的层层枷锁，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宽松和自由。于是，他们开始接受刚入关的新主人，放弃了公开的武装抵抗。
其实，清入关后，面临的社会矛盾何止一端！除了上述南明、大顺、大西与清角逐，构成清统一全国的最大障碍；还有，大乱之后，各地残破不堪，重建封建经济、恢复社会秩序，也是一大难题。再如，清从关外突然进入广大的中原地区，面对人数广大的汉族人民，如何进行统治与管理，同样面临严重的考验。在各种矛盾交织的严峻形势下，清朝统治集团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理顺同汉族的关系，质言之，要采取一种政策，实现同敌对的汉族士大夫及百姓的全面和解，惟有与被统治者即汉族人民合作，共同参与统治，才能稳固地掌握即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