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9页。除此，他们各“旗下所蓄养甚众”许旭：《闽中纪略》。，人数不详，恐怕要超过额兵数。吴的兵员最多，实力最雄厚。他平定云贵后，兵力多达7万余人，后屡经裁减，又将一些将领调离云贵，仍定制53佐领，计甲士万余人，还有绿营兵1．2万人，总计为2．3万余人，有丁口数万。《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10~11页。吴掌握的军队，比耿、尚的总和还要多一些（不包括“蓄养”的部分）。除定额兵，他也“蓄养”私人武装人员；另外，他明里裁军，暗地里继续征兵，实行“按地加粮，按粮征兵”之策，故其军队有增无减。《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初集），卷197，4608页。三藩军队名为国家额设，实际完全控制在他们手里，变成了他们的私人武装力量，形同军事割据。
其次，在经济上，他们在各自的辖境随意征收赋税及其他杂税，不受国家约束。尚可喜专制广东，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连日用鸡豚及蔬菜水果等不税之物一概加倍抽税，其他如铜、铁、锡、木材等，除按规定缴税外，又加私抽税，如此盘剥，每年不下十余万两白银。总之，“凡米谷鱼盐，刍茭布帛之属，市侩侵渔，利归王府。”刘嗣衍：《广州府志》，卷28，“金光祖传”。广东有通海之便，尚藩大搞海上私贩，牟取巨利。“藩府之富，几甲天下”《觚剩》，卷8，“粤觚”下。就是对尚藩的生动写照。耿藩所在福建，盛产鱼盐，其“利为天下最”，百姓以此为生许旭：《闽中纪略》。。耿藩不执行中央的规定，“横征盐课”，逐户“勒索银米”，掠取大量财富。《清圣祖实录》，卷94，13页。他利用海运之便，自坏中央关于海禁的命令，跟荷兰及东南亚各地大搞走私贸易，无所顾忌。在这方面，吴藩尤甚。他的军队及家口最多，除了取得国家供应外，他通过圈地的办法，掠夺民地。开始，朝廷同意为其士兵及家属圈占些土地，但吴藩额外多圈，给当地本已穷困的百姓带来了新的灾难。康熙七年（1668年），云南巡抚袁懋功不得已出面为民请命：“滇服极薄，百姓极贫，今一旦驱往别境，穷困颠连，不可尽状。”刘健：《庭闻录》，卷4，“开藩专制”。由于朝廷干预，吴藩被迫停止圈地。但他仍以放牧、狩猎为由，强行征用民地，夺其产业。他把昆明300里内作为刍牧的场所，“其外为奉养之区者三百余所，其道路之所费，岁时畋猎征求，又不与焉。”他与其部属铲除民人坟墓，夺占民房，奴役其妻孥，闹得民不得安生。刘坊：《天潮阁记》，“云南序”，卷5。吴藩用圈占的土地，不断开设田庄。他的“勋庄棋布，管庄员役尽属豺狼”！又“勒平民为余丁，不从则曰：是我逃人”，以法律加以惩处。《庭闻录》，卷4。
第三部分削除三藩割据（3）
明时，云贵的赋税已经“过重”，而吴藩意犹未尽，仍在过重的赋税基础上，实行“按地加粮”。清初，按土地肥瘠不同，划分为若干等，规定了不同的税额。吴藩不遵规定，任意加粮。据平息吴藩叛乱后调查，吴藩在云南“播虐万状，民不胜苦，废田园转沟壑者，已过半矣。”《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08页。基本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云南“地产五金”，为生财的一大来源。吴藩垄断省内矿产的开采，利润源源进入他的府库。其办法，或向金银铜铅等矿场征收高额税，或部分矿场由藩府直接经营，获利更多；或用铜铅铸钱，专发售给交趾（越南），换取银两。吴藩通过这种违禁的交易，从中获利。《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10页。除此，还垄断盐并税收《八旗通志·石琳传》，卷196，4590页。，非法放高利贷，向经商或从事其他行业者放贷，称“藩本”，以取高额利息获大利。明里请示朝廷，允许云南同西藏开展茶、马贸易，暗里却变成吴藩的私人贸易。地方官走私贸易、经商及放债等活动，为朝廷法律所不许。康熙六年，左都御史王熙遵照圣祖的旨意，专门调查私行贸易的问题，点出耿藩所在的福建，尚藩所在的广东，及江西、湖广等地，当地官员走私贸易十分猖獗，有的“指称藩下，挟势横行，假借营兵，放债取利。”虽未点云贵，但其走私贸易、放债比耿尚两藩有过之而无不及！圣祖再次下令严禁，违者重处《清圣祖实录》，卷22，7页。，并指示户部制定具体条例，其中一条就是针对三藩的不法事：如藩王纵容家人“强占关津要地，不容商民贸易者”，要对藩王本人罚银一万两，将管理藩王家务的官员革职，将军、督抚以下文武各官都以革职论处。《清圣祖实录》，卷23，2页。一句话，就是不准为官者包括从役人员经商，不得与商民争利。事实上，给三藩制定的法规，他们并不执行，不过稍加掩饰罢了。而朝廷百官惧于三藩势力，避之犹恐不及，谁也不敢揭发。
限于篇幅，有关三藩非法从事经济活动的大量史料，不能逐一列出。总之，他们无视朝廷的禁令和法规，利用权力，垄断了地方财政，厚自封殖。
更为严重的是，三藩一方面搜刮民财，聚敛财富；一方面伸手向朝廷索取千百万粮饷和经费，用于养兵和行政开支。三藩所属将吏士卒所需俸饷，动以巨万，便征调各省“协济”云贵、广东、福建。以顺治十七年为例，仅云南一省年需俸饷900余万两，“天下正赋钱粮，其数当不及此也。”王命岳：《耻躬堂文集》，卷4，“论滇饷疏”。加上福建、广东两省饷银，共需2000万两，而本年的全国军饷也不过1700余万两。康熙五年，左都御史王熙指出：“直省钱粮，半为云贵、湖广兵饷所耗。就云贵言，藩下官兵岁需俸饷三百余万，本省赋税不足供什一（十分之一），势难经久。”《清史稿·王熙传》，卷250，9694页。因此说“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圣武记》，卷2，62页。，并非虚语。每有饷不足，三藩就连章告急，朝廷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有了剩余，隐匿不报，支用情况，也不许户部核查。三藩需求浩大，常使各省为难，亦使掌管全国钱粮的户部疲于奔命，国家财政为此陷入困难的境地。《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平西王吴三桂密奏本”。
三藩的存在，在经济上已成为国家的巨大负担。
再说用人、任免官员，其实权也被三藩所操纵。他们可以随意任免官员，只须吏部履行手续而无权更改。历代“用人”是“国家之大权，惟朝廷得主之”《清世祖实录》，卷142，18~20页。，这一法规，未曾更改过。但三藩可以自主其事，所谓报吏部，不过是如今天的备忘录而已。其中，以吴藩为尤甚。他选用的人，令某为某地官，授某为某将官，便直接给吏、兵两部批文，如吏、兵部选用的人，不合吴藩之意，必须撤回，只能任命他选用的人。他甚至把他选的人派到外省为官，名曰：“西选”，即平西王选用的官员。开始时，只有吏部将文职人员的选用，交由吴藩全权处理，后来，兵部明知管不了云贵武职官员的事，干脆不管。康熙五年十月，兵部提出，请“照吏部例”，将两省武职员缺，“悉听该藩题补”，如无可补之人，可由吴藩题明，然后由兵部确认。执政的辅臣表示同意。《庭闻录》，卷4。结果，兵部仿效吏部，把对云贵的用人权统统交给了吴藩，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人安插到全国各地，所谓“西选之官满天下”，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到四辅臣辅政时期，国内战争已成为过去，除台湾以外，在大陆已完成并初步巩固了清朝的一统天下，特别是圣祖亲政后，铲除了鳌拜集团，君主专制体制得到恢复，开始运行，中央集权也得到了加强，而三藩擅权，自行其是，如国中之国，势必与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与国家的统一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显而易见，三藩问题变得日益严重起来。这一后果，要而言之，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是吴、耿、尚三王有意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实力，千方百计维护其特权；二是从顺治到康熙初年，由于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两朝给予他们过多的优待和特权，在客观上鼓励和助长了他们的势力的恶性膨胀。同时，朝廷对此失去警惕，没有看出问题之所在，即使有人给敲了警钟，也不予理睬。如，早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川北道杨素蕴最先发难，首次揭发吴藩擅自用权，“有碍国体”，竟被降职，另调他用，他被迫辞官归故乡。《清圣祖实录》，卷5，12页，参见《清朝先正事略》，卷5，“郝雪海中丞事略·附杨素蕴传”。继杨素蕴之后，康熙七年，又有甘肃庆阳府知府傅弘烈参劾吴三桂，直言“必有异志，宜早为防备。”在缺乏足够的证据，逆迹未显的情况下，朝廷不敢触动吴藩，只能制裁傅弘烈，差点被斩首，后改判，发充广西梧州军中效力。《清史稿·傅弘烈传》，卷252，9727页，参见《平吴录》，4页。接着，中丞御史孛棠也因参劾吴藩受到革职的处分。《平吴录》，4页。可见，朝廷对三藩的演变与形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三部分削除三藩割据（4）
历数三藩形成的历史和现状，清朝本来只赐爵名而不赐土，却成为事实上的封地。清朝的本意，将三王分置南疆，以解朝廷的南顾之忧，“屏藩王室”《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701页。，实际却与清朝的愿望相反，成为与中央抗衡的割据势力，不仅影响国家的真正统一，也制约着社会的发展。三藩已变成朝廷政治与经济的三个巨大的包袱，是它继续前进的严重阻碍。
圣祖清除了鳌拜及其党羽，自此乾纲独断，解决三藩问题也提上了议程。据圣祖自己说，他久有撤藩之意；“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