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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这种困境中，噶尔丹仍然挥师南下，尾追土谢图汗兄弟不舍，直至冒巨大风险而进入清朝的辖区，貌似强大，实则空虚，如圣祖已看出，其本意是来内地“行劫”，维持部众的生存，再谋出路。
尽管噶尔丹反复声明“不敢”犯朝廷，却一再拒绝圣祖的和平方针，拒不执行圣祖提出的一系列有关和解的指令，而以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向清朝不宣而战。圣祖早已认识到，噶尔丹“其势日张，其志益侈”《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2，16页；《圣武记》，卷3，116页。，不容小视。但圣祖除指令各边口严加防范，并不急于出兵，静观事态发展，等待时机；同时千方百计而耐心劝诫噶尔丹，希图他悬崖勒马，和平了结。康熙二十九年六月，他在给噶尔丹的敕谕中，强调指出：“夫兵，凶器；战，危事，互相仇怨，无有已时，非计也。”《清圣祖实录》，卷146，21页。圣祖的友善告诫改变不了噶尔丹的野心，几道圣旨也阻止不住噶尔丹的铁骑的奔驰。当他肆意深入之际，圣祖迅速作出决策：调集八旗劲旅，向噶尔丹进犯之地集结。约从三月间，圣祖开始发兵。此前，还在二月时，圣祖仅派理藩院侍郎文达率少量兵马前赴喀尔喀侦探噶尔丹动向。《清圣祖实录》，卷144，120页。随着噶尔丹军事行动的逐渐深入，圣祖陆续增派军队，特命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与一等侍卫阿南达统领鄂尔多斯、归化城（今内蒙呼和浩特）、喀尔喀，四子部落等蒙古军队约计6000余人，前往与文达会合。命都统额赫纳、护军统领马喇、前锋统领硕鼐等出征，先赴归化城，与文达调遣的喀尔喀兵赴土喇，与阿喇尼会合。《清圣祖实录》，卷145，4~5页。至四月初，再选精锐600名，再从汉军每旗选章京一员，领炮8门及炮手增援阿喇尼、额赫纳。因不足用，每旗发2门炮，计16门炮；每炮派将领一员、军校炮手2名。《清圣祖实录》，卷145，10、13页。五月初，阿喇尼率部进驻洮濑（儿）河畔。
噶尔丹率2万余兵马，正在内逼，形势日益紧张。圣祖意识到阿喇尼军队尚少，于是，增调科尔沁10旗的预备兵2000人；命喀喇沁、翁牛特、巴林等各出兵400人或500人不等，从禁军及汉军中派出部分军队。满洲、蒙古、汉军各佐领出骆驼一头运粮。《清圣祖实录》，卷146，7~8页。
在调兵遣将时，圣祖采取策略，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噶尔丹。他给噶尔丹之兄子策妄阿拉布坦及族人额林臣以优厚待遇，已如前述，即是一例。他还展开外交活动，警告沙俄不得帮助噶尔丹，否则即与中国“重开兵端”，自失其言，有损中俄已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清圣祖实录》，卷146，8页。沙俄遂不敢轻举妄动。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二十二日，圣祖召集朝廷大臣，下诏亲征噶尔丹。七月二日，发布命令，任命其兄和硕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允禔为副将军，此为左翼，率主力出古北口；以其弟和硕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很快又改派康亲王杰书），和硕简亲王雅布、多罗信郡王鄂扎为副将军，此为右翼，率此主力出喜峰口。命内大臣国舅佟国纲、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阿席坦、诺迈、明珠、阿密达、都统彭春等14人随军参赞军务。七月六日，圣祖为福全等众将士送行。常宁率大军也已于前二天，即四日自北京出师。两支大军按圣祖指示的路线浩浩荡荡，出长城，北向巴林部，迎击正在南下的噶尔丹军。十四日，圣祖也自北京出发，亲临前线视师，欲“一举而定”，“以靖喀尔喀之肆”《清圣祖实录》，卷147，8~16页。。
清军先发两路，加上圣祖自率一路，计三路出兵，兵力多少？清朝官方未予透露，只记载从各处调兵，有零星数目，却不计总数。从调兵情况看，确已动员了国中精锐，但没有调驻守江南的八旗兵，除了从京城、盛京（沈阳），远至乌喇（吉林）调发满洲八旗禁旅，主要是漠南蒙古诸扎萨克及漠北喀尔喀蒙古军队构成了主要兵力，总计约10万左右，超过噶尔丹四五倍。
在圣祖的策划下，将噶尔丹诱至乌兰布通（今内蒙克什克腾旗南），距京师仅700里。八月一日，在此展开激战，自中午开战，延至次日，噶尔丹军队被彻底击溃。清军统帅中了狡猾的噶尔丹的假降之计，停止追击和拦截。到了晚上，噶尔丹利用夜色掩护，乘机溜走，马不停蹄，“狂奔绝漠而北，沿途饥踣死亡，得还科布多者仅数千人。”《圣武记》，卷3，117页。此役即于本月结束，圣祖下令班师，凯旋而归。
有关乌兰布通之战的前前后后，学术界已有诸多论著作了详细阐述，就史实本身已无异议，这里，不再赘述。
自噶尔丹狼狈逃出内蒙古，辽阔的草原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然而，噶尔丹残破喀尔喀却给他们留下了严重教训。由于喀尔喀内部相互侵夺仇杀，清朝对他们尚未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管理和法律制约的严密制度，给噶尔丹以可乘之机，经不起进攻，便迅速溃败，军队解体，部民走死逃亡，倾国南迁，寄居于漠南蒙古，不得返回家园。圣祖认识到，朝廷疏于管理和控制，后果严重，正如他说：“喀尔喀来降者，饥困已极，自相劫掠，应速置扎萨克，遣蒙古王、台吉等晓示法度，收集离散。”《清圣祖实录》，卷142，12页。喀尔喀王公贵族也从此次惨败中醒悟过来：如没有清朝的庇护，他们就无立足之地！因此，车臣汗之叔纳木扎勒倡议，诸王公贵族们主动要求，在喀尔喀实行与内蒙49旗同样的管理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给喀尔喀编旗队，确属水到渠成。朝中议政王大臣们，依据圣祖指示，迅速落实。
第三部分西北扬威平叛（6）
这项编旗队的工作，始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十月，即在噶尔丹残破喀尔喀之后、乌兰布通大战之前，圣祖为重建漠北的统治秩序，收集离散之众，以便组织力量抗击噶尔丹的侵略。他派遣漠南蒙古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津、理藩院侍郎文达等十余人，又从每旗的都统、副都统、参领、长史中抽调二人，分赴喀尔喀各部，具体进行编旗、增设扎萨克事宜。经圣祖批准，在车臣汗旗下纳木扎尔额尔德尼济农、盆楚克伊尔登、车臣伊尔登济农、洪俄尔戴青台吉、车卜登额尔克台吉；信顺额尔克戴青旗下敖巴额尔克阿海台吉、右翼白苏特察罕巴尔、车臣台吉、额尔德尼哈滩巴图尔台吉等，增设扎萨克。圣祖在解释设扎萨克时，强调说明：“今见尔等并无法度，不能约束。以强凌弱，自相劫夺，倘不速行晓谕，定法督察，则汝见在人民，益至离散矣。”所设扎萨克，圣祖规定其职责是；“收集离散之众，分为旗队，以便督察，禁止盗贼妄行，教以法度。”《清圣祖实录》，卷142，15~16页。此次，在喀尔喀编定15旗。《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115页。又，孟昭信《康熙大帝传》认为编旗一二。见该书228页。
圣祖以喀尔喀内乱、噶尔丹侵掠“邻封”为契机，及时地把太宗时创立的蒙古盟旗制由内蒙古推向外蒙古，确立清朝对它的直接统治地位。但是，喀尔喀内诸部积怨甚深，如土谢图汗杀害了扎萨克图汗沙喇和赛音诺颜部台吉德克德黑·墨尔根阿海，结成世仇，矛盾尖锐。这就是说，虽从制度和法律上做了规定，仍不能保证内部的安定和团结。
因此，圣祖决定：喀尔喀三部及内蒙49旗共同举行“会盟”，又称“大阅”、“会阅”，是蒙古各旗式各扎萨克定期集会、协商解决重大问题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圣祖就利用蒙古的这种传统形式，以调解各部旗及扎萨克之间的矛盾，达到团结统一的目的。
会盟于康熙三十年（1690年）五月初在多伦诺尔（今内蒙多伦）举行。史称“多伦会盟”。还在四月上旬，圣祖率文武大臣起程赴多伦诺尔，于四月三十日到达。圣祖的御营安设完毕，即命已先到达的喀尔喀及内蒙49旗王公贵族及其部众，从百里外向御营移近50里，环御营屯驻，只见代表各部、旗的旗帜及彩旗迎飞飘扬，千万匹健马仰天嘶鸣，骑步兵个个威武雄壮，在一望无垠绿如织毯的草原上构成了一幅壮丽的图画，展现了清朝与北方民族团结欢聚的雄姿盛容。一场规模空前而壮观的会盟就在这里举行，为历史增添了民族和睦团结的光彩的一页。
会盟按召见、颁赏封爵、大会、阅兵、视察营寨等过程，都按预定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
会盟前，圣祖决意首先解决喀尔喀内部矛盾主要是土谢图汗妄杀扎萨克图汗沙喇与德克得黑·墨尔根阿海而造成的宿怨，如此才能达到会盟的目的。因此，他授意内大臣索额图与一等侍卫吴达禅向土谢图汗兄弟传达他的谕旨：在圣祖未到达多伦诺尔之前，将他们杀害扎萨克图汗等人及“在喀尔喀妄为之事”须“自行陈奏”。其意是让他们主动先承认过错，便于得到扎萨克图汗亲人与部众的谅解。土谢图汗与其弟哲卜尊丹巴心领神会，“各具疏请罪”。圣祖到达后，将奏疏呈上。兵部尚书马齐等认为，他们名为认罪，实际是“巧辞掩饰”，应革去土谢图的汗号，降为“闲闲台吉”；哲卜尊巴丹削去名号，降为“小喇嘛”。至于被杀的扎萨克图汗，乃是喀尔喀七旗之长，“累世抒诚进贡”，应予保留，令其后人承袭；还有车臣汗，原已袭封，可仍其汗号。圣祖听完汇报，心中有数，待会阅时再宣布他的处置决定。《清圣祖实录》，卷151，6~7页。
五月二日，会阅开始。早晨，各部、旗王公贵族都穿戴一新，按序排列，准备朝见皇帝。圣祖所居黄幄前，侍卫肃立，一应仪仗俱全，显示了皇帝的至高威仪。在空旷的原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