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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修德中外一家（3）
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见未及此，其言甚属无益，谕九卿知之。《清圣祖实录》，卷151，20~21页。
圣祖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明确说明治国靠“德”而不靠山川的险峻，不靠长城。总结历史的经验，长城是靠不住的，只有“修德安民”，则“邦本”自固。修长城之议，还在顺治十七年间（1660年）六月，浙江道监察御史李振宜就曾提出过。当时，“自西宁以抵宣（化）大（同）等处，长城数千里，皆颓败已尽，士卒单弱，防御空虚”，以至蒙古人随便出入长城。《清世祖实录》，卷136，6页。但因国家财政困难，无力修缮，此议没能实施。这种主张还停留在以往防蒙古的旧观念。而这时又提出修古北口长城，遂被圣祖明确拒绝。
在此之前，早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圣祖第二次东巡时，途径山海关，以《蒙恬所筑长城》为题，赋诗一首：
万里经营到海涯，
纷纷调发逐浮夸。
当时用尽生民力，
天下何曾属尔家。圣祖：《御制诗集》初集，卷6。
此诗，对秦始皇修长城而亡国给予了尖锐的嘲讽，并说明不管耗费多少人力物力，把长城修筑得何等坚固，都无法保障国家的安全。
圣祖写过类似的诗，还有不少，兹不一一引述。他所表达的思想是深刻的，其认识水平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当然，认识到长城已失去军事价值，反为国家所累，并非他一人。在他之前，约一百多年前明嘉靖时，曾任蓟辽总督的刘焘就修长城的问题，发表了尖锐的见解：“长城之设，古为无策，其在今日，何以谓之有策乎？是以修筑益急，而虏患日炽，钱粮益耗，而士马益疲。”《明经世文编》，卷305，3227页。斥长城为无用，大概刘焘为第一人吧！他还是从军事上说的，如果历代至明代不修长城，如何防御或从根本上解决游牧民族南下的问题，他也没有灵丹妙药，简言之，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替代办法。他当时愤俗疾呼，并没有被皇帝和诸同僚阁臣所理解，所以，明朝还是加紧修长城，直修到亡国时为止。
比较之下，圣祖对长城的认识，更具体，更深刻，尤其与刘焘不同的是，圣祖决策，不再修长城，确已找到了替代办法，这就是“修德安民”，筑成一道思想的“长城”，较之土石之功的长城更坚固、更持久！
这里，关键的问题，一是圣祖突破了两千年间因长城而形成的政治地理的传统观念，除内外之分的界限，视为一体；二是圣祖破除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华夷”之限，实现“要荒总一家”的政治理想。我们从中国无数的历史事实中看到，周边的少数民族对“中华”一向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向心力（同时也存在一种离心力），所谓“倾心向化”，构成了历史的和时代的主流。他们仰慕中原物华天宝，迫切要求同中原内地进行交流。如，明嘉靖时，每年两次从长城喜峰口处验放蒙古入贡的贡使人员，仅限300人，但每次来人都不下“三五千人”，“云集口外”《经世文编》，卷304，3208页，“刘带川边防议”。，可以想见当时朝贡之盛！前述噶尔丹于康熙二十三年九月，遣使3000人入贡，大大超过法定200人入贡的限制。为谋生计，或向先进的农业区流动，亦造成游牧民族的向内迁徙。以顺治十七年（1660年）为例，据报：陕西洮岷一带，“蒙古阑入者将十余万人，已历有年，近来或耕种于其地。”《清世祖实录》，卷136，6页。这些事例，在各代都有，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内向的强烈趋向。问题是，历代包括清初，都对他们进入长城给予了严格限制。这种严内外之限的政策常常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因而引发出矛盾，进而导致武装冲突。
满族以世居长城外即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便不再把她的同族人限隔在长城以外；而对其蒙古人也视为一家，实行“中外一体”之策。这比起历代汉族统治者的“华夷”的观念，无疑是一个进步。元灭金和南宋政权，入主中原，北方无“敌国”，自不必设防，但她实行优待本族人、歧视“南人”和汉人的政策，不过是颠倒了“大汉族主义”的政策，表现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也是错误的。
第三部分修德中外一家（4）
圣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对蒙古人有一个正确认识。他说：“蒙古游行之地，防之不可胜防”，不能指望防御一地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关键是“控驭蒙古有道”，若“控驭无道，则何地不可为乱！”《清圣祖实录》，卷183，23页。具体说，“朕中外一视，念其人（指蒙古人）皆吾赤子，覆育生成，原无区别。”《清圣祖实录》，卷184，13页。因此，对蒙古一体“豢养”，施以“厚恩”，使之“皆款塞来归”。《清圣祖实录》，卷183，30页。这就是以德以恩固结其心，就难以发生祸乱了。这里，突出表现出圣祖的国家概念已突破以往以长城为限的狭隘观念，把“大一统”发展到长城以外的广大的“三北”地区，将其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前述康熙三十年多伦会盟，将喀尔喀蒙古即漠北蒙古按漠南蒙古的模式，进行编旗队、设盟，成为清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北，集中力量打击噶尔丹的离心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对其胁从者一律既往不咎，感化他们归附，一体“恩养”，乘机将西北地区归入清政权的统治之下。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和硕显亲王丹臻等人，给予了正确地总结：圣祖十余年来，“下台湾，歼灭察哈尔，定俄罗斯，收喀尔喀，从古未经服属之疆土，悉隶版图。……今噶尔丹又复剿灭，其同族之青海台吉，皆克期来朝；又素臣服于厄鲁特之哈密诸回人，亦皆输诚效命。治化之隆，蔑以加矣！”《清圣祖实录》，卷183，32页。
圣祖不修长城，撤长城之防，表面看，不过是边防思想的转变，实际上，都是对秦以来两千年间政治地理观念及国家大一统观念的巨大变革。从此，长城不再是限隔汉民族的农业区与游牧民族的游牧之区的藩篱，从而把长城内外的两个对立的部分化为一体，初步形成了多民族国家的规模，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第四部分治河安邦治国（1）
经济是一个国家或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强大与否，亦有赖于经济的发展。每当经济崩溃，凭借军事的强大也难以维持，国家政权便陷入无法挽救的危机。中国历代王朝，每至灭亡，都与经济的崩溃联系在一起。民以食为天，没有或粮食匮乏，人民生活难以为继，社会就会动荡不定，便加速了一个国家政权的灭亡。
这些，都是千古不易的道理。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是件易事。顺治朝18年，力图恢复封建经济，到顺治十七年五月，即世祖去世前半年，户部奏报：“国赋不足，民生困苦”，因为战争还没有结束，“皆由兵马日增之故”。《清世祖实录》，卷136，21页。战争仍然是经济恢复的最大障碍。而经济的困难已使清朝统治集团惶恐不安。以顺治十七年六月为例，自春至夏一直干旱无雨，世祖不得不向上苍“祷雨”，他在“祝文”中写道，因雨不足，他“昼夜忧惧，不敢宁处”。他所“忧惧”的是，干旱而使“田苗枯槁”，必将发生“饥馑”《清世祖实录》，卷137，2页。，百姓动乱，势必动摇清朝初建的统治。经济困难引起世祖内心的恐慌，溢于言表。经济带来的后果，甚至比战争遭到失败更为深刻！
圣祖即位初，国家经济与财政状况尚未根本好转。“钱粮系军国急需”，但各省“拖欠甚多”，征收上来的“甚少”。除了各地方官玩忽职守，或有侵挪等原因，主要还是民穷，难以完成应缴的钱粮。《清圣祖实录》，卷1，17页。还有些地方，经战争破坏，经济尚无恢复的迹象。就拿辽东地区（今属辽宁省境）来说，清入主中原18年后，这里还是“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在靠近边海地带，“黄沙满目，一望荒凉”；辽河以东，原属经济发达地区，“城堡虽多，皆成荒土”，如盖州（辽宁盖县）、凤凰城（辽宁境内，今仍名）、金州（辽宁省境，今仍名）等地，不过数百人，而铁岭（辽宁铁法市）、抚顺（辽宁省境，今仍名），“惟有流徙诸人，不能耕种，又无生聚，只身者逃去大半，略有家口者，仅老死此地。”《清圣祖实录》，卷2，26页。这一幅凄凉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表明经过明清战争后，残破如故，没有得到一点改善。
在封建社会，“国之大计在农”，而农业之好坏，又取决于雨水得宜《清圣祖实录》，卷6，12页。。自顺治以来，特别是中期以后，水旱频仍，农业连年歉收。对农业关系最重的是黄河，从顺治元年夏开始，几乎年年决口，朝廷征发民夫堵塞，却是屡塞屡决，黄河改道，到处冲决，数以万计百姓的生命及财产遭到严重损失，朝廷虽尽力蠲赈，却无财力满足需要。黄河泛滥，殃及淮河，而与之相联的大运河也同时被冲，遂使“运道中梗”《清史稿》，“河渠二”，卷127，3770页。，南北交通断绝，南方钱粮不能北运，国家财政大受其害。几个世纪以来，南方经济成为北方的依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