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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对力量而加以打击、迫害，失去知识阶层的支持，也就自断了生命之源。隋炀帝荒淫，置国事于不顾，有志之士或被杀，或被贬斥，最终以众叛亲离而亡国。明末遭宦官之祸，党争相继，凡稍挟忠义，负有才华之人，皆遭迫害致死；而崇祯帝性猜忌而多疑，有过错轻则罢斥，重则诛杀，以至朝中无人才，小人、庸人垄断朝纲，在存亡于呼吸之间，无人肯出一谋，白白断送一代江山！一代政权的治与乱，兴与亡，固然原因多种，但人才之得失，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清朝君临天下以来，不断地深刻总结明代及历代经验教训，趋利避害，刷新政治，重在争取人心之转变，由倾心于前明而转向清朝。对知识阶层的思想转化，是清朝得以立足，进而取得长治久安的重要原因。
振兴文化，大量编纂图书和刊行儒家经典，是吸引知识阶层，发挥他们作用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举措。
不妨先从编纂《明史》说起。
早在顺治二年，朝廷就急于编纂《明史》。此举，意在表明明朝的历史已经结束，清朝已开始了新纪元。同时，欲以修史来吸引原明士大夫，参与其事，以示笼络。但当时清与南明诸政权的战争还在激烈进行，难以集中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而资料多毁于战乱，一时也不易搜罗。再说，如何评价南明，是是非非，难有定评。此事因而不了了之。
康熙四年，又重提修《明史》。圣祖指示，“广搜前明天启以后事迹，以备纂修明史。”得到朝廷内外的一致支持，赞赏此事是清朝的一大“盛典”。《清圣祖实录》，卷17，2页。在筹备过程中，因三藩之乱而暂时搁置起来。
迟至康熙十七年正月，征选“博学鸿儒”时，再次开局修《明史》。十八年五月，任命内阁学士徐元文为《明史》监修总裁官、掌院学士叶方蔼、右庶子张玉书为总裁官。《清圣祖实录》，卷81，8页。十二月，徐元文上疏，推荐纂修《明史》官员，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傅腊塔等18人，分别为提调官、纂修官，前举博学鸿儒中选的彭孙遹等翰林院编修50人，都参与分纂《明史》。圣祖一律照准。《清圣祖实录》，卷87，10~11页。二十一年（1682年）六月，再次调整纂修官，改用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为监修总裁官，命内阁学士阿兰泰、王国安、翰林院掌院学士牛纽、侍读学士常书、侍讲学士孙在丰、侍读汤斌、侍讲加侍读学士王鸿绪为总裁官《清圣祖实录》，卷103，7页。。圣祖以内阁重臣和名儒主持《明史》编纂大计，显见圣祖已将《明史》的修纂列为他的一项大政，如他说：“纂修《明史》，事关紧要，更极繁难，若监修、总裁人少，恐或偏执私见，不符公验。”《清圣祖实录》，卷103，3~4页。他选用以上重要人员亲董其事，就反映了他的这一意图。
圣祖力主修《明史》，博得了原明士大夫的拥护，积极参与，历四十余年之功，到圣祖去世前，已完成全部书稿，经雍正朝再修定，于乾隆初年定稿、刊行。
第四部分笼络知识阶层（7）
满族及其创立的清朝，从总体而言，其文化水准低于汉族，但由于其肯于学习，善于学习，不断吸收汉文化。入关后，即使在战事还在激烈进行之时，仍然重视文化，整理典籍，编纂图书，不遗余力。顺治时，已修成《祖宗圣训》、《顺治大训》、《通鉴全书》、《孝经衍义》等书。圣祖时，战事基本结束，所谓“偃武修文”，动员和征选各方面人才，投入文化建设。
举其要旨，简列如下：
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议修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
康熙十八年四月，命镇国公苏努为总裁官、大学士勒德洪等6人为副总裁官，纂修《玉谍》；
康熙二十一年，圣祖以他平日所作诗及群臣唱合的诗合为《御制诗》刊布，圣祖亲自为序，记其君臣“雅颂之音”，以“昭升平盛事”《清圣祖实录》，卷101，6页。。同年十月，以大学士勒德洪等为总裁、内阁学士阿兰泰为副总裁，纂修《平定三逆方略》，记撤藩、平定吴三桂叛乱之始末。后有《平定海寇纪略》、《平定罗刹方略》、《平定朔漠方略》等问世，分别记述降服台湾、反击沙俄入侵、平定噶尔丹叛乱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过程，为我们保留了极有价值的史料。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五月，命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吴正治为总裁官；内阁学士麻尔图、阿哈达、金汝祥、王鸿绪、汤斌等为副总裁官，负责纂修《大清会典》。圣祖极为重视，强调：“朕闻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法治，著为道揆，布在方策，用以昭示臣民，垂宪万世至弘远也。”按照他的意图，将太祖、太宗、世祖三朝“诸凡命官定制”纂成“会典一书”，“克成一代之典”，后世子孙及臣庶遵守而无弊。《清圣祖实录》，卷115，12~13页。历六年之功，《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九年五月“告成”。圣祖亲自作序，再次阐明修纂此书的意图和意义。《清圣祖实录》，卷145，18~19页。
在《大清会典》告成之时，礼部等衙门诸臣请求纂修“三朝国史”，即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的历史。经议，圣祖命大学士王熙为监修总裁官、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梁清标、徐元文为总裁官、尚书张玉书、张英、左都御史陈廷敬、侍郎李振裕、库勒纳、内阁学士朱都纳、星安、博济、布彦图、郭世隆、彭孙遹、副都御史王士正、詹事尹泰等为副总裁官，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写作班子，命其“督率在馆诸臣”，博采掌故，“折衷至当，裁订成书。”此事“炳燿丰功，宣扬至治，甚盛典也。”《清圣祖实录》，卷145，2~3页；11~13页。
康熙三十年（1691年）三月，满文《通鉴纲目》告成。此书原为宋代朱熹从《资治通鉴》中辑出要目，去繁就简，编为《通鉴纲目》。圣祖爱读此书，朝夕披览，详加批注。他感到是书有裨于治道，即于内庭设立书局，将其翻译成满文，他“躬亲裁定，为之疏解”，历三年多，“全集告竣”。他为之作序。《清圣祖实录》，卷150，16~18页。圣祖为提高满族人的文化素养，尽快掌握汉族的典籍，通晓儒家思想要义，亲自挑选经书，组织翻译成满文。在翻译《通鉴纲目》之前，已于康熙十九年将《日讲书经解义》译成满文刊布，亲自送给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都统以下，阿思哈尼哈番（官名，为二品世职，汉名男爵）以上及满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国子监祭酒等每人一部，供这些满族官员学习。不久，又将汉文本的《日讲书经解义》分发给汉大臣每人一部，同满大臣一样，责令其认真学习。《清圣祖实录》，卷93，10、12页。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据圣祖说：“比年以来，如《朱子全书》、《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广群芳谱》，并其余各书，悉加修纂，次第告成。”他又提出，要编“字学”的书，责成大学士做出规划。《清圣祖实录》，卷241，13页。圣祖组织翻译汉文典籍，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满族中的传播，促进和加快了满族汉化的程度，使得两个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变得融洽起来。
在进入“盛世”前，从圣祖到诸臣，从中央到地方，从全国各地征选名儒学者，组织编辑、纂修、翻译的书相当丰富，不下数百种。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如此重视文化，大量起用知识分子，给他们以用武之地，并将此视为治国大计，不能不令人钦佩。毫无疑问，圣祖是为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而做，但不容否认的是，他的一系列作为，都有利于社会走向安定，由乱入治，给中国封建社会的新发展带来了生机。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给予充分肯定的。
第四部分吏清政通人和（1）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上自朝廷重臣，下至封疆大吏，以至各基层吏员，他们分掌国家或地方的部分权力，实行专制统治。他们的思想素养、品行、作风及才能、趋向时尚，便构成了吏治问题。吏风端正，社会便安定，百姓生计有保障，而吏治一旦败坏，种种腐败由此而生，政权的危机就会到来。史治的邪正，又与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为人为政息息相关。
逐步进入“盛世”的清朝，吏治日见清明，人心安定，可以用“政通人和”来概括。这一良好的政治环境，是圣祖在继承前辈的成果基础上，统率一批治国贤臣，共同营造的。纵观中国历史，每当有杰出帝王当政，必有一批能臣辅佐，奋力开拓，社会便实现稳定，迅速发展，走向繁荣。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不能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知道，每一个繁荣的时代，一定需要伟大的人物，或杰出的人物来统率，而且不是一个人，恰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政治集团。他们依靠“集体”的努力，来创造一个时代的新的文明。假如都像秦二世、隋炀帝等人那样，历史就不会发展，即使他们曾有过辉煌的创造，其结果也会被他们的荒淫无道所葬送。
圣祖是个雄才大略的一代杰出人物，已为人们所皆知。人们只知他的才能卓著，对于他的为政的思想及个人品格知之不多。作为一个帝王，或如今天所说的领袖，其个人品质、政治与文化素养，乃至性格，都是至关重要的。他的品格之高下，作风之优劣，直接影响他周围的一群人，这指的是辅佐他的文臣武将，因而也直接影响对国家的治理。圣祖深知此中的道理。康熙十九年（1680年）四月，他在听完讲官进讲《尚书》后，表达他的见解，说：“观《尚书》内，古来君臣，无不交相劝勉。如此，何忧天下不治！”《清圣祖实录》，卷89，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