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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数额的统计，一在《清会典》，一在《清实录》，二书所记略有差异。现今史家都惯以前者的统计为准。前已引证了康熙二十四年的土地数额，同顺治十八年（1661年）相比较，增长显著。史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盛世”时期土地数额，并未超过甚至低于明代土地最高数额的万历初年的水平。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按现今通行说法，以雍正二年（1724年）为准，引证《清会典》的记载，其土地已达到683万余顷，如果再加上未计入的军漕屯田40万顷和内务府官庄与八旗屯田17万顷，还有各省“学田”与“在官地亩”，总数已达740万顷以上。如按《清圣祖实录》所载，康熙六十年，土地达735万多顷。这两个统计数字，大体接近，实际已超过了万历初年的水平。参见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载《清史论丛》第二辑。
第四部分吏清政通人和（10）
对康熙及其后雍正、乾隆两个时期土地数额的不同认识，实际反映了我们对“盛世”时期生产水平的不同估价。在某些学术著作中，大量引述康雍乾三朝一些地方官虚报垦荒数的记载，以及三帝时此类事的批评。这种虚报的事实，确实存在。但是，由此便得出结论：清初至中叶的垦荒皆为虚数，尚不及明万历时期。这就难以令人置信。首先，一代政权的确立特别是需要巩固，必有赖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从世祖、多尔衮，到康雍乾三帝对此有切肤的迫切感，他们制定鼓励甚至强制性的政策，大力实行垦荒，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朝廷的垦荒政策同农民的根本利益有一致性，因而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其结果，必然是——事实上也是，已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垦荒运动”。对此，不能低估，更不能视而不见。其次，一般来说，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具体说土地的增加）是成正比的。清初以来，人口迅速增长，特别是康熙五十一年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际是鼓励人口的生育。农民为养活自家人口，就必须努力耕种。在这种自身需要的驱动下，多垦荒，多得土地，便是惟一解决生计的办法。如果人口迅猛增长，而土地未增加，甚至还不如一百多年前的万历初年，是很难令人置信的。如前引，到康熙五十一年，山东民人到口外垦荒已达十万余人。试想，山东地多而人少，他们何须背井离乡，远走口外！圣祖说出了问题的真相：“今地少人稠，各处人民往边外居住耕种者甚多。”《清圣祖实录》，卷250，12页。再如，东北为其“龙兴之地”，便严禁关内人进入这一封禁地区。但关内汉人主要是山东、河北等省的民人，为谋生而冲破封禁，偷偷进入东北垦荒。据统计，康熙二十二年仅奉天（沈阳）和锦州两府的民地达38．8万余亩。参见董万伦：《东北史纲》，46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这种大规模地垦荒，自顺治初至康熙末，持续近七十年，到雍乾时，过去了百五十余年，朝廷还在千方百计鼓励垦荒，土地岂能不大幅度增加！如把垦荒个别虚报当成全部事实，那就等于说自清初百多年来越垦荒，就越没有土地？此种议论，显然不合情理。
过高地估计清初以来的垦荒成就，固然远离了事实，但过低地估计同样远离了事实。惟有从官方正反两个方面记录的史料做出科学的分析，才能得出接近史实的结论。
土地的增广，带来了粮食及其他经济效益的增长，封建国家的财政才会得到根本保证。自顺治初期财政的窘况，到康熙时的富裕，正是耕种土地面积扩大、农业连年丰收的写照。康熙五十一年，圣祖也说：“比来屡岁丰登。”《清圣祖实录》，卷250，12页。农业的连年好收成，给国家积累了财富，故有实力屡年蠲免钱粮。据载，康熙六年（1667年），库存银仅248万余两，至十二年吴三桂叛乱时，国库存银2135万余两。从三十一年到六十一年，共30年中，每年库存银都在3000~4000万两之间，最高时达到4736万余两。《康雍乾户部银库历年存银数》，载《历史档案》，1984年4期。参见《清代全史》第3卷，第94~95页。这些财富的积累，毫无疑问，皆赖农业生产的发展。前已强调，自康熙五十年为始，全国周免钱粮一次，加上此前此后各省各地区稍一受灾，即予蠲免，累计所蠲，何止亿万！如果国用不足，岂能行此善政？又怎能敢于决策新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与明末不顾百姓死活，频频加派，超经济的搜刮，如天壤之别！果如某些学者所说，康雍乾三朝垦荒成效不大，多属虚数，那么，累年库存银增加及蠲免之巨，又从何而来？所以，我们分析问题，应全面，实事求是，切忌主观，更应摒弃偏见。
在清朝稳步进入“盛世”之际，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也应给予重视，这就是承德避暑山庄的兴建。如今，矗立在河北北部承德市内的避暑山庄，不仅是清代也是历代以来国内仅存的一座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和宗教场所。它之兴建，与“盛世”的出现息息相关，换言之，它既是“盛世”文明的产物，也是“盛世”的一个象征。
在兴建之前，这里原是热河上营和热河下营的村落，人烟稀少，十分荒凉。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二十二年（1681年），圣祖把注意力转向北方，关注蒙古的动向，决定建立围场，每年来此行围，名曰“秋狩”。此处地界蒙古，又称“塞上”，表面看，圣祖亲率八旗将士与王公大臣来此行围打猎，实际是耀兵于蒙古诸部；同时，还请诸部蒙古王公贵族前来，与之活动，藉以怀柔，以固北部边防。高宗乾隆帝对其祖的政治意图看得十分清楚。他说：“故自三藩底定之后，（圣祖）即不敢以逸豫为念，巡狩之典或一岁或二三举行，耗财劳众之论夫岂不虑？然而，凛天威，鉴前车，查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所全者大则其小者有不必恤矣。”《热河志》行宫一，卷25。他在《避暑山庄百韵诗》中作序，又做了进一步地阐述：“我皇祖（康熙）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为万世之缔构也。国家承天命，抚有中外”，其“四十八旗（蒙古）诸部落屏藩塞外，恭顺有加，每岁入朝，锡赉宴赏，厥有常典。”蒙古人惧怕出症，不敢于盛夏进塞至京师，“延颈举踵”，期望圣祖驾临。所以，圣祖“俯从其愿，岁避暑于此。”见《热河志》，卷25。乾隆帝的意思很明白，圣祖之来，且建避暑之地，非为逸乐，而是出于抚绥蒙古的战略考虑，开创以“秋狩”的形式，大会蒙古诸部，予以笼络，以固北疆之守，“为万世之缔构”参见王思治：《避暑山庄的兴建与绥抚漠南蒙古》。载《避暑山庄论丛》，紫禁城出版社，1986。
第四部分吏清政通人和（11）
避暑山庄是从热河行宫发展而来。所谓行宫，是为皇帝外出途中修建的临时驻跸之处。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始营建，到四十七年（1708年），已初具规模。这时，已经历了噶尔丹的叛乱，举行了多伦会盟，北方形势业已稳定下来；治黄、淮，兴水利，皆见成效，经济状况全面好转，正走向繁荣。圣祖以其四十余年的政治与军事的复杂斗争而获得的经验，倾全力于巩固其统治；同时，也具有了相当雄厚的财力，可以兴建重大工程。山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接着，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着手第二期工程建设，到五十二年（1713年），山庄宫墙建成，标志山庄完成了全部建设。其完成之日，也是清朝进入“盛世”之时。自此以后，圣祖差不多每年农历四月或五月率众大臣离京赴山庄，长住半年左右。这里，如同京师，一时间成了清朝的统治中心，蒙古各部，远至青海、西藏的宗教领袖云集于此，又成了各民族聚集的中心。在圣祖之后，乾隆帝又扩建山庄，岁岁来此，把山庄建设得更为辉煌，融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艺术于山庄，使之真正变成了一座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在政治上实则是有清一代的第二都城。这些，将在后面作进一步阐述。
始作于“盛世”初期的山庄，无疑是“盛世”的一个丰硕成果。它随着“盛世”的发展，而走向辉煌的顶峰。由于山庄的巨大的历史作用而获得了它的重要历史地位。因此，它的建成，不能不被认为是“盛世”到来的一个象征；同时，它也反映了“盛世”的实质内容。
第四部分西南初奏凯歌（1）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八月一日，从遥远的西北边疆传来了警报：额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命伊寨桑都噶尔、参都克、策零敦多布等率6000兵于去年十一月，往西进发，已进入西藏，意欲何为，尚不清楚。
圣祖根据已掌握的情报，作出判断，认为策妄阿拉布坦出兵的意图，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征取西藏，把这一地区据为己有；一是协同西藏，侵犯青海。如属前一种可能，我兵欲前去救援，恐地方遥远，需从长计议；若是后一种可能，“则不可不备兵，协助迎剿。”议政大臣会议遵照圣祖的旨意，建议应令署理将军总督额伦特速往西宁（青海属境）料理军务粮饷、西宁总兵官王以谦、侍读学士查礼浑等在松潘（今四川松潘）预备；派提督康泰、主事巴特麻等密遣人前往青海地方“侦探信息”，一得实信，即迅速报闻，各有关将领“相机而行”。
圣祖批准此议，通知上列各将官予以执行。以上详见《清圣祖实录》，卷273，15~17页。
很快，有关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消息不断传到京师。据侍读学士查礼浑等疏报：拉藏汗自西藏发来咨文，报告策妄阿拉布坦已命策零敦多布领兵万人攻取西藏。《清圣祖实录》，卷27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