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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两个“掘墓人”，最终把她送进了坟墓。
第一部分清军幸运进关（1）
1644年，在中国编年史上是值得纪念的一年：
在这一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了一代王朝——明朝的一切抵抗，将农民军义旗插上了北京城头，宣告明朝灭亡；
在这一年，虎视明朝已久的清政权，乘机倾国出兵，金戈铁马，奔流进关，一举夺取明帝宝座，君临天下；
在这一年，李自成退出北京，为清军所追逐，一败涂地，迅速走向败亡……
1644年所发生的这一切事变，先是由李自成领导农民军结束明朝的历史行程，为自己创造了辉煌的时代，可是，曾几何时，农民军的辉煌为清军所替代，并开辟了清朝的新纪元。这一戏剧性的变化，却决于瞬息之间：由于清军的勇猛参与，迅速改变了他们各自的命运，也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航向。
清军进关，是1644年事变的一大关键因素。当然，如果清军没有乘时进关，也许中国的历史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也就不会有“康乾盛世”。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只能从已存在或已发生过的历史去探索其秘密，揭示出隐蔽在种种现象后面的真相。
平心而论，清军进关是很幸运的。说她幸运，就在于历史的必然性与事变突发的偶然性在1644年巧合，为清军进关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而清朝的决策人物不失时机地捕捉住这一机遇，获得了历史性的成功。所谓机遇可遇而不可求。的确，清朝统治者等待已久，但毕竟等来了！
这需要把历史拉回到1644年以前，有必要补叙清朝的勃兴史。但有关早期的历史，已被多不胜数的论著叙述得淋漓尽致，况且离本书的主题尚远，是不需赘述的。本书所强调的是，清军入关，是明清之际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努尔哈赤艰难创业，“创造”出一个后金政权，为未来的大清王朝奠定了根基。他的继承人皇太极，具有比乃父更为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他不满足于做东北地区的统治者，从即位伊始，就以君临天下为目标，向明朝展开了各条战线的顽强斗争。还在他即位的第三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就确定了对明的战略、策略，最终达到取明而代之的目的《明清史料》，甲编首本第一本，48页。。他的这一政治信念，在日常议政、施政中一再表述出来。天聪九年（1635年），他对心腹大臣披露其心事：“朕反复思维，将来我国既定之后，大兵一举，彼明主若弃燕京（北京）而走，其追之乎？抑不追而竟攻京城，或攻之不克，即围而守之乎？彼明主若欲请和，其许之乎？抑拒之乎？若我不许，而彼逼迫求和，更当何以处之？倘蒙天佑，克取燕京，其民人应作何安辑？……”《清太宗实录》，卷22，22~23页。
显然，皇太极对谋取北京，推翻明朝，取而代之，已做了各种设想，并为此作好了各种准备。
崇德七年（1642年）九月，由他亲自指挥的松（山）、锦（州）决战，击败明军13万精锐。形势的发展，对清极为有利；明经此战之打击，已变得空前虚弱。于是，清文武大臣纷纷要求皇太极乘胜入关，直取北京，一举夺取全国政权。但皇太极已胸有成竹，另有自己的想法，很有自信地说：“朕意以为不可。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清太宗实录》，卷62，14~15页。皇太极把明朝比作“大树”，不能指望一斧头就会把大树砍倒，惟一的办法，就是先从大树的两边一斧斧地砍削，砍到一定程度，这棵大树就会自己倒下。这个生动的比喻，形象地阐明了他对战胜明朝的战略思想。不仅如此，他还在理论上论证推翻明朝的合理性。他反复向明朝君臣争辩：“匹夫有大德，可为天子；天子若无德，可为独夫。”《清太宗实录》，卷28，46页。他质问明朝：“从来帝王有一姓相传永不易位者乎？”当然没有！他指出：“自古及今，其间代兴之国，崛起之君，不可胜数。”《清太宗实录》，卷59，20页。明确表示，清就是一代新兴之国，他就是一代崛起之君。他的言论和实践，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对明朝势在必取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念。
皇太极在位17年，除辽西四城尚为明军所控制，已完成了对东北地区的统一，国力空前强大。他去世前一年即崇德七年对自己一生的业绩做出了总结：“予缵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农耕，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清太宗实录》，卷61，30页。他的功绩就在于，为清朝这座大厦全面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他曾说过：建立一代政权如同盖房屋，基础牢固，才不致速毁。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是急于进关夺权，而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为子孙将来进关准备好雄厚的物质与政治条件。他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来的历史巨变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大清朝的开创者皇太极去世了，他年仅六岁的第九子福临幸运地被扶上皇帝的宝座，自第二年始，改元顺治。他就是第三代创业之君——清世祖。他即位的第二年——顺治元年（1644）春，皇太极生前曾预言的明朝这棵“大树”终于“自扑”，一劳永逸地倒了下去。不过，明朝的“自扑”，并非是李自成，也非皇太极一方之力砍倒的，而是他们双方共伐十余年的结果。
北京被攻陷的消息，约三四月之交传到沈阳。形势变化之快，大出清朝统治集团的意料之外。年初时，已预定四月初旬伐明，而今明朝已亡，还要不要出兵？如出兵，谁是被征伐的对象？李自成农民军已占领北京，意味着他们得天下，清朝怎么办？这的确是历史的紧要关头，清朝必须作出选择。
第一部分清军幸运进关（2）
世祖的叔叔多尔衮被封为摄政王，代替小皇帝的职责，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位曾与皇太极共同征战多年的30岁刚出头的王爷，掌握着清朝实权的关键人物，凭着他的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马上意识到，关系清朝命运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不可等闲视之。他毫不迟疑地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事先已奉召的重要谋臣范文程从盖州汤泉疗养地匆匆赶回沈阳，参加这次决定清朝命运的会议。他似乎早已胸有成竹，侃侃而言。他认为，原明朝的劲敌，一是“我国”（大清），一是“流寇”（农民军），而今明朝已亡，清不再与明争天下，即与“流寇”一决胜负，“惟承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清军进关夺权，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清朝与农民军决战，已不可免。他分析农民军，逼死崇祯，天必怒；刑辱缙绅，士必忿；掠民资，焚庐舍，民必恨。农民军有此之“败道”必败；清军“安百姓”，为民伐罪，必胜无疑。《清世祖实录》，卷4、《碑传集》第三册。
范文程对形势的分析十分透彻，权衡清军与农民军优劣，预测胜败无不令人信服；他提出的战略目标和实施的具体政策，都深深打动了以多尔衮为首的统治集团的心。他们不再犹豫，由多尔衮果断地作出决定，下达紧急动员令，以最快的速度集结兵马，约十余万人，还有大量火器、攻城装备等，倾国中之军，孤注于此次战役之中。四月七日，举行庄严仪式，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次日，多尔衮以“奉命大将军”的身份，“代（世祖）统大军，往定中原”。《清世祖实录》，卷4，7~9页，参见李：《沈馆录》，卷7。
清军此次出征，非同往日攻掠，以得财物和人口为目的，而是一次命运的决战，“成败之判，在此一举”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8，3734页。。它要得到的是皇太极梦寐以求的一统天下！回顾太祖时，由赫图阿拉而辽阳，而沈阳，经皇太极大力巩固根基后，由世祖走向全国。入关前的清（后金）的发展历程，恰好说明了清入关的必然性，展示其不可逆转的前进势头。多尔衮、范文程等战略决策人物乘时进关，实在是清朝的一大幸运，从而彻底实践了皇太极的政治理想。
促成清朝大功告成，除了它自身的实力强大和正确的策略，还有两个人物不可忽视，这就是李自成和吴三桂。李自成进北京后，没有迅速制定渡江南下、规取江南半壁江山的计划，也忽视了关外清政权的存在，而对于山海关的防御则处以轻率，没有予以重视。确如大量史料所载，李自成住进皇宫，忙于准备即位，自享其乐；他的数十万军队驻于城内，很快纪律败坏，骚扰和劫掠民家，污辱妇女的事日见严重，闹得满城人心惶惶。详见《甲申核真略》、《流寇志》、《甲申纪事》、《明季北略》等书。更严重的是，李自成实行“追赃派饷”的政策。京中凡属原明大小官员几乎都被抓捕，逼迫交出家私所藏钱物，以充军饷。如不交，就以严刑拷打，直至交出为止。交少了也不行，不足数即以其命相抵。其中，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无例外地被拷掠，家被抄，连吴三桂心爱的美妾陈圆圆也遭掠，被刘宗敏据为己有，后送给李自成，留在身边，为其歌舞。同时，他又以优厚的条件招三桂投降，许以封爵之赏。三桂在进退失据，孤守山海关的情况下，被迫同意投降，想换回农民军对父母一家的优待。不料，他率部在赴北京接受李自成爵位的途中，忽得父母被拘、被拷掠。尤其是爱妾陈圆圆被占的消息，勃然大怒，率军重返山海关，发誓与李自成势不两立，加紧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