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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阿拉布坦派往西藏的军队只有6000人。因疾病、饿毙的达千余人，剩下不过4000余人。除拉萨等三个要地分驻千人或千余人的兵力，其余分驻各处，每处不过几十人。裹挟藏军不少，一则战斗力本来就弱，加之受准噶尔压榨，军心不稳，清军一到，不是溃散，就是投降。策妄以如此轻薄的兵力与近十万的清军相对抗，简直是以卵击石！清军进藏的最大困难就是路远而极其艰险，运粮饷相当艰难，更兼自然条件十分险恶，吃尽了千辛万苦，付出了重大牺牲。至于策妄的叛军并没给清军造成多大的困难，所遇战斗，规模不大，对于英勇善战的八旗军队来说，是不难攻打的。清军的胜利是必然的。策妄侵藏，陷西藏于灾难，人心已失，其失败也是必然的。
在清军收复西藏后，万余清军护送六世达赖进藏《清圣祖实录》，卷289，17页。，盛况空前，据报：达赖所经过雷东喷多等处，众喇嘛与百姓“罔不踊跃欢欣，男女老幼，襁负来迎，见我大兵，群拥环绕，鼓奏各种乐器，合掌跪云：自准噶尔贼兵，占据土伯特地方（即西藏）以来，父子离散，夫妇离别，掳掠诸物，以至冻馁，种种扰害，难以尽述，以为此生不能再见天日。今圣主遣师击败贼兵，拯救土伯特人众，我等得脱患难，仍前永享升平乐业之福。……纷纷叩陈，出于至诚。”《清圣祖实录》，卷291，4页。这些赞美，大抵反映了西藏众喇嘛与百姓的真实心情。
六世达赖恢复了应有的地位，西藏又有了自己的宗教领袖，局势迅速稳定下来。为防止再生事变，朝廷将拉藏汗所立的达赖益西嘉措发回北京。《清圣祖实录》，卷289，17页。
清军将准噶尔叛军驱逐出藏，意义十分重大而影响深远。此一行动，不仅保持了国家的统一，避免了分裂，而且纳入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使之成为中国领土主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收复西藏后，圣祖及时地做出了正确的总结。他说：“前遣大兵进藏，议政大臣及九卿等，俱称：藏地遥远，路途险恶，且有瘴气，不能遽至，宜固守边疆。朕以准噶尔人等，见今占取藏地，骚扰土伯特、唐古特人民；再吐鲁番之人皆近云南、四川一带边境居住，若将吐鲁番侵取，又鼓动土伯特、唐古特人众，侵犯青海，彼时既难于应援，亦且不能取藏，朕决意独断，著靖逆将军富宁安、振武将军傅尔丹、征西将军祁里德，管领两路官兵，前往策妄阿拉布坦边境惊扰袭击。又遣定西将军噶尔弼，领云南、四川满汉官兵，由拉里前进；平逆将军延信领西路官兵（即中路），由青海前进，又遣大将军（允）总领大兵驻扎穆（木）鲁斯乌苏，调遣官兵，办理粮饷。伊等俱各奋励……”始获大功告成。《清圣祖实录》，卷289，17~18页。
圣祖不愧为时代的伟大人物。他远见卓识，超凡脱俗，英明决策，坚决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完整。如属庸人执政，迁就诸臣的畏难和短见，放弃西藏，其结果，不惟西藏割裂出去，就连准噶尔所据有的领地——新疆、青海也无法保全。至雍正、乾隆前期，准噶尔继续为乱，就是明证。质言之，没有这次驱准保藏的胜利，也就没有后来雍乾两朝对准噶尔的最后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圣祖对西藏的用兵实属开创，把西藏带入到由他开创的“盛世”时代，即西藏与国家命运一体的新阶段。
以上，仅就此次军事行动的后果而言的。战后，朝廷对西藏初步建立的直接的行政管辖制度，一改历代的传统做法，也具有开创的意义。首先，派驻军队。据抚远大将军允的提请，在拉萨留驻扎萨克蒙古兵500人、额驸阿宝所部500人、察哈尔兵500人、云南兵300人、四川兵1200人，共3000人。后调整，总数为3500人，委任策旺诺尔布总统管辖。其次，向忠诚于清朝的当地重要人物授予职衔，他们是：罕布地方的第巴阿尔布巴、阿里地方的第巴康济鼐授为贝子，授第巴隆布奈为辅国公。《清圣祖实录》，卷291，11~12页。把西藏上层人物纳入到朝廷命官的序列，加速了西藏与中央的一体化进程。在此之前，西藏由第巴掌管全藏政务，易形成专权擅政的局面。而今，朝廷采取分权分治而一统于中央的做法：命贝子康济鼐掌前藏地区，颇罗鼐以抗击准噶尔的军功，封为扎萨克一等台吉，命掌后藏地区。《圣武记》，卷5，《国朝抚绥西藏记上》，参见《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初步改善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建置体制，直接置于中央的严格控制之下。这一体制，在雍乾两朝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进而完善。而圣祖首开创制之功，功在中国大一统和中华民族的凝聚。
康熙朝驱准保藏，是为“盛世”高奏的一曲凯歌，换言之，它把“盛世”的光辉辐射到中国遥远的西南边陲，再次表明圣祖开创的“盛世”所达到的时代高度和广度，实为“古未有也”《清圣祖实录》，卷290，16页。。
准噶尔的问题，在康熙朝两度掀起了巨大波澜，皆得以平息，但只是暂告一段。圣祖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了他应负有的历史使命，无愧于时代与历史的委托，其未竟之业，对准噶尔问题的最后解决，则留给了他的后继者——雍正和乾隆来完成。他们续写的历史新篇章，将在后面给予评述。
第五部分雍正承前启后（1）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圣祖在他的寝宫，安然地闭上了双眼，溘然长逝。享年69岁。
他留下一份长篇“遗诏”，历数他一生的业绩和追求，这就是：“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他“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概）括耶！”这几段自评的话，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计算自黄帝甲子，迄至他之终，共4350余年，历301帝，如他“在位之久者甚少”。《尚书·洪范》所载人有“五福”，即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他皆占全，论寿已到天年始终，而“富有四海，子孙百五十余人，天下安乐，朕之福亦云厚矣。即或有不虞，心亦泰然。”因此，“今虽以寿终，朕亦愉悦。”《清圣祖实录》，卷300，7~11页。
在我们看来，圣祖在半个多世纪里以其毕生的精力，把一个纷乱而残破的中国引向大治，真正开创了一个空前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新时代。他创造了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奇迹。他把封建政治及其治国之道发挥到了极致；作为帝王，他的品德修养达到高度境界，他的学问博大精深，学贯古今，兼及西方，超越前人，而集历代明君之大成，堪为帝王之典范。圣祖的“遗诏”，不事夸矜地看待自己的一生，死而无憾，身后亦无可疑虑之事，却是愉快地告别人生，回到“天国”去了。
按照他的遗嘱，“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清圣祖实录》，卷300，11页。
这位新皇帝，就是清世宗，因其年号又习称雍正皇帝。
他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月三日，排行第四。其父圣祖去世时，他已是45岁的中年人。在人生中，这个年龄，是最佳时期。他之得位，为圣祖生前亲口指定。他即位后所有作为，都证明圣祖对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尽管圣祖生前选定皇太子反反复复，几度废立，晚年为此伤透了脑筋，毕竟在离世前的关键时刻，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史学界批评圣祖晚年在选任“接班人”的问题上处理不当。此言亦过。圣祖有子35人，他在位年久，诸皇子都已长大成人，进入青年或中年，为长的一些皇子无不窥视皇位，其斗争很激烈；他们的老师、内外亲属、心腹重臣都或多或少介入对未来皇位的明争暗斗。圣祖处于包围之中，经受各种阴谋诡计甚至圈套的诱惑。他对皇太子废立不定，实则也多少反映了受这种诱惑的影响而陷入迷茫之中。当然，主要的还是出于极端慎重，必把他开创的事业交给他所信赖的人。圣祖生前，有一次，曾对诸大臣说：“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做主，令尔等永享太平。”《清世宗实录》，卷1，3页。他发现指定的“接班人”——皇太子不足担当大事，便不惜废掉！他用意深远，难免反反复复，废立不定，这其中的苦衷，我们应当给予理解。最后，他终于选定了第四子胤禛。历史已经证明，胤禛没有辜负乃父的重托，他全面继承了乃父的未竟事业，乘其余烈，把世祖——圣祖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胤禛就是“一坚固可托之人”。这足以使圣祖在天之灵感到欣慰。
史学界长期争论雍正“夺嫡”之说，闹得沸沸扬扬，迄今，尚未平息。其实，这并不重要。对于史家来说，只能接受历史给予的既成事实，并从事实中引出应有的结论。我们评价雍正及其事业，不是看他是否“夺嫡”，得位光明正大与否，而是看他一生的行状、品行、才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究竟起到何种作用，包括消极甚至“反动”的作用。一个新皇帝之得位，既有其必然性，也带有许多不确定的或者是“神秘”的偶然性。老皇帝的一念之差，或许会铸成无法挽回的大错，如秦始皇本立长子扶苏，却被赵高阴谋篡改，把皇位给了胡亥，未几，仅传二世而亡，如隋文帝废长子杨勇，而错立荒淫无耻的杨广（炀帝），闹得国破家亡。不管用何种手段，合法的，非法的，得到其位，一度主宰中国，这都是无法更改的历史事实。我们一味纠缠在得位是否合法这个问题上，不见得明智。况且皇位的继承，虽关系“国本”，毕竟是皇室自家的事，别人如当朝诸臣可以提出种种建议，甚至抗争，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位的皇帝说了算。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