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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知道何人何时以何种方式被应征入伍。政府的政策朝三暮四，左右摇摆，变化不定，使一位23岁的反战青年认为，政府的声明根本不可信。”
克林顿陷入深深的内疚和负罪感中，8月里，他频繁地打电话给牛津的朋友陶尔波特，他未来工作班子中的成员，就是他在1992年就他们之间的对话在《时代》上撰文支持克林顿。“当他获得预备役军官资格和法学学位时，另外一个倒霉的小伙子则要接替他的位子在越南吃越南共产党的枪弹。一想到这些，他就十分苦恼。”
1969年9月9日，在他正式加入预备役军团1个月后写给牛津的同学里克·斯特恩斯的一封信，被陶尔波特形容为“说话前后矛盾……混乱，自我怀疑甚至自我谴责”。他用自嘲的口气谈到自己的雄心壮志以及转学阿肯色，怀疑自己同意进费那特维尔的法学院是不是“有抱负的政治家该做的事”。其实，小石城那些将来在商界和政界与他密切合作的人们，当时也正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他在写给斯特恩斯的信中描绘了温泉城那个令人痛苦的夏天，“这里的人除了小孩子以外似乎都在军中服役，大部分在越南”。
9月20日，尼克松总统宣布，1969年剩下的日子里不再征召新兵，未完成学业的在校生也不再应征，尼克松警告，如果国会不立刻改变征兵制度，他将用总统令的形式发布。全国各报都用头版头条对国会宣布1969年12月1日起实行的新的抽签式兵役制表示欢迎。
怀抱着种种的困惑和苦恼，克林顿还是踏上了归途。在华盛顿稍作停留时，他自愿参加了债务延付委员会总部的工作，准备在10月中旬召开全国性反战集会，然后在11月15日组织100万人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游行。这时的反战运动已不限于学生和要求变革的人参加，更多了一些温和派和年长的富有的美国人。克林顿此前不久才邂逅组织者之一、老资格的活动家戴维·米克斯纳，他称米克斯纳“我亲密的朋友”。早在克林顿去牛津留学前他已经参加过反战运动，帮助组织集会和抗议活动。戴维·米克斯纳回忆说：“1968年肯尼迪和麦卡逊总统竞选活动结束后，许多刚刚涉足政治活动而又头脑敏锐的青年学生，在寻求继续进行反战运动和变革制度的方法。‘城市联盟’主席约翰·加德纳在玛撒为大约四十多位年轻的反战活动领导者组织了一个周末俱乐部，以探讨如何继续在反战时就已经开始的许多重要工作。参加者中有拉里·洛克菲勒、斯特罗布·陶尔波特……以及比尔·克林顿。”
华盛顿的超时滞留误了牛津的开学时间，尽管他现在把希望寄托在尼克松新的征兵制上，可他仍觉得心里不踏实。他对前途感到迷惘，根本没有为牛津第二年的学习生活做任何安排。最后，他和陶尔波特及来自华盛顿州攻读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弗兰克·阿勒租到了一间空房子。
陶尔波特、阿勒和克林顿经常议论战争、服兵役以及被道义所困惑的问题。弗兰克选择了逃避兵役，但他凭良心办事而违反法律拒绝入伍的选择给他的家庭带来了痛苦甚至耻辱，还激起了家乡人民的公愤。比尔的选择同样受到了置疑。尤其到了多年以后他参加竞选总统的时候。
为了排遣心中的烦闷和无奈，他利用牛津的假期游历了奥斯陆和挪威各地，在那里他碰上了理查德·麦克索利，乔治敦大学的耶稣会教授、和平活动家，当时他正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访问各个反战团体。克林顿自愿做了麦克索利神父的陪同，得到允许后他们一起访问了奥斯陆的和平研究院，并与一部分美国拒服兵役者交谈，还与挪威的和平团体和大学生有过接触。“这是了解一个国家的最好方式”，麦克索利记得离开挪威时克林顿说过这样的话。11月16日，参加了伦敦格罗夫纳广场美国大使馆前有500名英美人士组成的示威活动的第二天，麦克索利又碰上了克林顿，这次是英国各教派集体进行的和平祈祷活动。“比尔·克林顿……走上前来欢迎我”，麦克索利神父写道，“他是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10年后，有人对他的“反战”活动有所怀疑，克林顿对《阿肯色新闻报》说他只是“观察”了伦敦和其他地方的抗议活动。不管他给麦克索利神父的印象如何或阿肯色的报上怎么说，他所起的作用是含糊不清的，和其他人一样，他也参与过“演讲会”之类的活动，他帮助延付委员会组织了伦敦10月15日和11月15日的两次活动，还成为伦敦美国学生召集特别集会的发言者之一。但他是在小小翼翼地调和矛盾。就在他伦敦发言的前一天，英国的反战团体也要在同一地点举行要求美国从印支撤兵的活动。
“他们的那些活动可算是对当局的一种温和的反抗”，亚历山大·斯坦利在追记牛津岁月时写道。“他不属于那种极端狂暴的组织者”，同是罗兹学者的克里斯托弗·基，他后来的支持者之一说。“简·方达去河内还不是一样，没有人说那是对国家的不忠。”在有些人眼中，克林顿和他的意气相投者是自私自利的、按自己的好恶来反对战争。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个临时家庭的人员构成都是很有趣的。陶尔波特是俄亥俄州富有的投资银行家和重要的共和党人士的儿子，他之所以能不服兵役“多亏了他家乡的征兵局收到克利夫兰一位整形外科专家的信”，陶尔波特一直在耶鲁研修俄语，在牛津他正参与一件他渴望已久的事，为《时代》杂志翻译由中央情报局走私进来的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此书的出版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冷战双方的力量对比，更使年轻的陶尔波特本人作为《时代》的记者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第三章 大学生活二、留学牛津（4）
更值得一提的是弗兰克·阿勒，与财团显贵没有任何联系，他有的是更深刻的东西，他是“那种你愿意与他共进晚餐的人”，朋友戴维·爱德华兹说，他也是“为我们大家付出代价的人”。他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古典主义钢琴家也是一位严肃的学者，精通中文。他身上还有许多优点———文雅、和善、彬彬有礼。像一位作家形容他的，一个“保守的肯尼迪民主党人”。“我们都属于伴着约翰·韦恩的影片长大的一代”，克林顿说，但阿勒还得加上一条，那就是表现出“适度的道德责任感”，弗兰克和比尔是很亲密的———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亲密的朋友———关于越南问题这样的话题他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
但阿勒显然不愿意采取克林顿同样的方式对待兵役问题。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职典礼那一天，他向斯波坎征兵局发出一封3页长的信，直言不讳地说，“我不能问心无愧地加入美国武装部队。。。。。。我还相信终有一天与此事有关的人们都不再盲从。”在信中他可能还提到克林顿本人与他在事业与道义之间两难选择截然不同的情况。阿勒最终因为拒绝服兵役而留在了美国，他后来又回到了斯波坎，但其内心深处关于越战和为国尽义务的矛盾给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简直不能自拔，后来他自杀了。比尔和陶尔波特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只好相互安慰，共同回忆弗兰克的善良和仁爱。
使阿勒和陶尔波特同屋其他人相区别的正是一种无所畏惧的勇气而不是眼光。他在家乡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也用不着找什么宗教或其他理由，因为他并不反对所有战争，只是反对这场战争。“最后”，他总结道，“我别无选择。”在他发信的那一天，克林顿和因身体不合格而免役的罗伯特·赖克一起为阿勒举行晚会。他的选择让每个人都觉得很矛盾。包括阿勒、克林顿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越南战争是一次错误的战争，但没有人有他那样的勇气，包括比尔·克林顿。
阿勒的行动对他同宿舍的人以及整个圈内的人的种种权宜之计、他们的道德观和责任感都是一种反衬。“他们中决无肯冒失去前途之险去抵制什么的人”，亚历山大·斯坦利一言以蔽之。“别人也许会利用弗兰克去抵制什么，但前提是自己没事。比尔如果抵制什么的话一定会反复掂量，左右权衡。他比别人要更多地考虑后果”，一位认识他们的女士说。“弗兰克才是对抵制战争确实做了些事情的惟一一位罗兹学者———他是在拿自己冒险”，同事戴维·萨特多年后对记者说。
有一段时间里，克林顿以为自己对战争的反对态度———尽管是那么小心谨慎的，但他在征兵问题上耍的花招还是与弗兰克·阿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会毁了他的政治前途。作为一条退路，1992年他对加里·威尔斯说，他曾“认真考虑过”做一名记者。“至少我能对时代发生的大事进行评论”，他说。但这大可不必。
10月间，克林顿给刚与母亲结婚的第二位继父德维尔挂个长途电话，请他通知当地征兵局把他的名字重新登记在征兵名单上，他希望恢复1…A级状态，以便接受1969年12月1日开始实行的选征制的挑选。征兵局在10月30日正式将他重新列入1…A组；在这期间，他并没有与费耶特维尔的霍姆斯上校联系过。到目前为止，霍姆斯和预备役军团仍以为比尔·克林顿这位罗兹学者还是要进阿肯色法学院服预备役的。就是在征兵局他也不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虽然参加抽签，他也可能抽到后签，即使抽上，他还可以转而履行他对霍姆斯的承诺，不管有没有10月的1…A期限，他都享有预备役的缓征待遇，即使在实行新的兵役制度的情况下仍然有效。如果真抽到前签面临入伍的那一刻他可以做出最后决定…—尽快通知霍姆斯。这就是比尔·克林顿的双赢策略，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无法像阿勒那样勇敢无畏，他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