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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成为美国总统。’”厄曼几天后再次遇到克林顿时，还见到了希拉里。希拉里的智力，对问题的理解力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把她吸引住了，不到一星期，两个人就成了挚友。
1972年秋天，贝齐·赖特和其他人显然不知道希拉里·罗德姆已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并自己在为学校做独立的研究工作。赖特，这位热情的女权主义者，认为这位来自帕克里奇的年轻律师拥有领导新一代妇女的政治家的能力，她曾对一位朋友说，比起克林顿来，罗德姆显然更有潜力，罗德姆似乎很少考虑下一步要干什么，对政治也不太投入。
泰勒·布兰奇与克林顿同住一室，他对克林顿的政治天赋印象深刻。他对《华盛顿邮报》说：“比尔的见解比我高明，他明白许多政治都与人们的生活有关，他了解每个人的工作表现，谁懒惰，谁可以信赖。”布兰奇对克林顿和希拉里的关系还存在忧虑，正像他们本人一样还不知道究竟会作出怎样的选择一样，“当他的目标已那样明确时，她还不知道何去何从。”
在一次主要谈及他在乔治敦、牛津和耶鲁的特别经历的采访中，克林顿指出，与同时代的大多数年轻人不同，他的政治经验与尤金·麦卡锡或者博比·肯尼迪没有什么关系，尽管有许多人认为他的风格与肯尼迪和尼克松都有相近之处，甚至有一本书专门谈到他在尼克松葬礼上表现出的非同一般的感情，并以此推断他在某种程度上同样继承了尼克松的衣钵，但他自己说自己的政治经验来自土生土长的一些著名的阿肯色政治家那里，像弗兰克·霍克特和富布赖特议员。尽管南方对麦戈文心存疑虑，但比尔·克林顿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他愿意跟每个人合作，而不会在乎他们的观念在本质上与自己的有多大的差别。
当希拉里第一次与克林顿一道来到阿肯色，她还是像在耶鲁大学一样，接受比尔那种广交朋友、广建关系的方式，但自己并不参与其中，当他四处寻访他在温泉城的那些老朋友时，希拉里却在家闭门读书。许多人都注意到这一点，一位前女友说：“在比尔·克林顿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哪位女人不想总和他呆在一起，可是她却有自己的兴趣所在，而且从不靠他来证明自己。”或许这正是希拉里吸引克林顿的所在，从耶鲁大学开始，他们之间就不单单是一种恋人的关系，还是朋友、伙伴、参谋者等等，后来他们更是着手建立“平等伙伴式婚姻”，以至获得了政治婚姻的称谓。
麦戈文最终败给了尼克松，但人们已经在这个竞选的过程发现了一个“好的政治家”，他就是比尔·克林顿，就像麦戈文的一个助手所说：“他将成为阿肯色州的一个大人物，其他人做不到的事他却能做到。没有人能像克林顿那样熟悉阿肯色。”一位工作人员听到过这样的嘱咐：“你只能通过比尔来为阿肯色工作。”
在会议上，人们有一种感觉，温泉城的比尔·克林顿已成为代表团与会议之间的沟通者和代言人。阿肯色州的代表们———很多都对克林顿的事业有决定性影响———都看出他的大气象：他的影响力已上升到全国范围。
斯蒂芬·史密斯说：“这个25岁的耶鲁学生在党内名流和权势人物之间的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史密斯和其他人一样，并不完全了解克林顿的内在性格，在迈阿密被克林顿征服的代表中，还有一位来自阿肯色州斯普林代尔的律师、富布赖特的前助手，37岁的詹姆斯·布莱尔，他与克林顿夫妇的亲密关系和他的建议不仅在克林顿的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而且对希拉里·罗德姆的自我完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1月，在水门事件指控者和参议员调查员第一次作证前大约6个月，理查德·尼克松以近1800万张选票大获全胜，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优势票数。当克林顿和罗德姆在得克萨斯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并初见成效时，尼克松已以领先100万票或者说领先30％的得票率的骄人战绩击败了麦戈文。大选后的第二天，在华盛顿的一次私人聚会上，麦戈文竞选组织者负责人之一、筋疲力尽的弗兰克·蒙柯威茨语惊四座，让垂头丧气的失败者们心头又升起了希望。
他说：“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要揭露出大选期间被掩盖的水门事件的真相。人们将发现自己选出来的是个骗子。这一切太丑恶了，人们将不愿回顾1972年发生的事情。”
正当民主党人迅速向右翼靠拢，竭力丑化他们痛恨的1972年的候选人时，比尔·克林顿也紧跟潮流。在他第一次参与总统竞选时，克林顿严肃地对专栏作家戴维德·布鲁德说：“对大多数美国选民来说，令人头痛的倒不是（麦戈文）对战争的自由派态度，而是整个运动是不稳定的，是非理性的。这一竞选组织和这个人没有一个核心或中心，国内的大多数组织都是这样。”
克林顿的一个突出毛病或者说弱点是他的“妥协”，这种政治策略在他今后的政治生涯中还将一用再用，麦戈文竞选失败后，他和其他民主党人一样，也开始用理查德·尼克松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他几乎没有特别坚定的原则，当一项提案不被认可，他会从大多数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目的只有一个，即实现他的政治目标。此时，也同样有这种情况。虽然麦戈文的几个前助手都找到了不错的归宿，蒙柯威茨当上了薪水丰厚的华盛顿游说者。一位在迈阿密的会议期间曾与比尔共同工作的人士说：“那些愿意与1972年以后接管的政权妥协的人自然都成功了，克林顿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另一位则回忆说：“克林顿非常关心这场战争的意义。但是他既不是后来自称的那种自由派，也不是一个成长起来的革新派。我想，他表面是自由派，本质上是马斯基的信徒。”
1972年一位与他关系很密切的人士说：“在那次竞选活动中，克林顿比起后来要自由得多。在阿肯色时，他学会了如何隐藏，当一个私下里的自由派，而且长时间都是这样，你不得不疑惑他究竟站在哪边，从麦戈文那里，克林顿学到了什么？这很明显，在人格取向上你能有自己的好恶，可是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尤其是在那次大选之后，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了。”
竞选过后，克林顿和希拉里又回到了纽黑文，依旧住在一起。在回阿肯色参加第一次政治竞选之前，他需要拿到他的法律学位，她则要完成研究，而这项研究是为了他在耶鲁的最后一年两个人能待在一起而安排的。
希拉里对比尔·克林顿的爱是让人感动的，她为了和他在一起的付出是巨大的，她最后一年的研究工作并不轻松。在耶鲁法学院、医学院和儿童研究中心的一个特别项目中，她被要求去调查在国家政策、法规和司法实践中儿童权利的保护情况。她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在韦尔斯利时她对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在蒙代尔委员会工作时她所目睹的移民儿童的悲惨境遇更加强了她的信念，而且在耶鲁她还研究过婚姻家庭法。研究计划中她写成了3篇文章，1973年到1979年相继发表在《哈佛教育评论》和《耶鲁法学期刊》上，并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儿童权利：一份当代报告》。
这是她以关心儿童问题为长久职业的开始。
在60年代末政界和知识界的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关心儿童权利的潮流，这一潮流推动并帮助了她的研究。她曾一度作为耶鲁法学院约瑟夫·戈尔茨坦教授的助手，戈尔茨坦和安娜·弗罗伊德、阿尔伯特·索尼特编撰的论文集《关于儿童的最高利益》和社会学心理学家肯尼思·凯尼斯顿的《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是当时的名著，希拉里当时也参加凯尼斯顿的研究课题。
在1971—1972年间，她在当地的联邦法律援助项目工作，这是一项为穷人和纽黑文法律援助协会设置的计划，也是针对康涅狄格州盛行的官僚作风导致儿童抚养问题被忽视而创立的一个组织，在那里，希拉里亲眼目睹了虐待和剥夺儿童权利的惨状。她经常在财政会议上讲述她的所见所闻。
同她在移民劳工委员会工作和得克萨斯州的西班牙人居住区做选民登记一样，这一次的工作经历又向她展示了另一个美国形象。或许希拉里致力于儿童权利的维护和她童年时在一个保守的共和党父亲的手下成长有一定的关系，有人说帕克里奇和希拉里·罗德姆暴虐的父亲在这位70年代的年轻女律师心头投下了深重的阴影，以至于她时常激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家长专制”，并已把倡导儿童权利视为“一场与家长制长期斗争中的重要步骤”。但希拉里自己说，帕克里奇也许发生过儿童受虐或家庭暴力事件，但她没有亲眼目睹。她还说自己之所以关注儿童的权利，根源于自己的母亲多萝西小时候的遭遇，多萝西从小备受父母与祖父母的冷落，好在另有一些人用他们的关爱填补了她情感的空虚。否则，她的人生将无法设想。
70年代中叶罗德姆写道：“只有在这个国家中执行一个统一的家庭政策，那样我们为孩子们做什么才是有效的，才能使他们免受伤害。”因为她心里明白，要保护儿童，必须深入到造成恶果的更大的社会体制中、维护私人利益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和各州首府及华盛顿复杂虚假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她在韦尔斯利研究贫困问题时，她已经多少意识到问题的核心是政治，因此，在比尔当上美国总统后，他们依然致力于儿童权利的维护以及妇女权利的维护，因为她明白任何一个社会个体的幸福都与政府的公正和有效有莫大的关系，抛开她今后在医疗福利保健改革中的努力最终失败的结果不讲，她终究为了人民的利益奋斗过，所以她也得到了人们的尊重。
第三章 大学生活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