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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最终失败的结果不讲，她终究为了人民的利益奋斗过，所以她也得到了人们的尊重。
第三章 大学生活三、耶鲁之恋（6）
1973年春天，他们在纽黑文的最后一周里，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深深地困扰了他们，他们的朋友都已经看到，比尔开始把心思集中到一个女性身上了，她就是希拉里·罗德姆，她以她的聪敏、智慧而不是美貌打动了那个时时处处都有女人追逐的克林顿，这正是他要求的一个独立的女性，能与他平起平坐的女性。没错，希拉里当初就是怀着一种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性别不应限制一个人实现其目标的能力的信念到耶鲁大学来求学的。这就无怪乎克林顿每每谈到她时便充满了自豪之感，他对每个人都大谈希拉里如何是一个“明星”，一位朋友说“好像他已拥有了她”。对希拉里来说，她爱着克林顿，但她曾经的理想又是做一个自立的女性，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目前，她成了一个在爱情和职业生涯之间处于进退两难困境中的女子，对她而言，跟克林顿一起回到阿肯色并非易事。她曾对一位记者说：“他从某个地方来……他知道他想去那里要做什么。”如果她跟他去阿肯色的话，她自己的位置和目标便变得无比模糊，她不知道阿肯色等待她的是什么，那么一个穷困的南方小州，女律师几乎还没有出现。克林顿当然盼望她能够喜欢并适应那个地方。《时代》周刊载文说，1973年，她第一次来小石城时，克林顿去机场接她，本来到温泉城他的家只有1小时的路程，他却开了9个小时。他带她东游西逛，看过风光景点，便去餐馆品尝阿肯色特产，一种油炸馅饼。
他告诉他的朋友布朗尼·莱德贝特———小石城的一位像她一样热衷于家庭问题的积极分子，说：“她是个女权主义者，非常棒。”她希望在当地找到一份工作，“不只一般的工作”，最好是在她熟悉的儿童权利保护领域。而在阿肯色这种工作太少了，对一位与雄心勃勃的政治家联系在一起的女人来说就更是如此。
事实上，70年代初，阿肯色人正开始了解到公共利益法的重要性。那里，只有初期的消费者运动和社区行动，有效约束当地政府的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做，初步的捍卫民权、劳工权利和性别平等的运动刚刚对该州的统治者发起挑战。从事这一工作的律师和积极分子们站在低收入的贫民一边，常常为他们自己的选民所不理解，还遭到地方政权和社会精英们的排挤和嘲讽。跟小石城权力结构中的权贵、律师和政客们相比，他们只是些孤军作战的散兵游勇。
这一对在当地公共利益法方面做出的让步大还是迁就克林顿的政治野心时做出的牺牲大，以及多大程度是她个人的选择，已很难说清楚。虽然朋友们相信，这一充满思想斗争的决定既是她也是他做出的。在她的职业独立和政治责任问题上，他们达成了一致。布朗尼·莱德贝特后来对一位作家说：“显然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在计划如何这样做，而且我认为，在她的独立问题上，根据他俩的私人关系，不会有什么问题———他对这一点很开放———但有可能是她感到自己有些影响了他的政治前途，很清楚，那正是他的一贯目标。这样一种关系比许多人描述的要复杂得多。”
5月，克林顿与希拉里即将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毕业前夕，法学院的一些毕业生开始四处活动，联系面谈，希望能找到一份理想的赚钱的工作，但比尔和希拉里没有参加毕业生和著名法律事务所的供需见面会，他们离开了耶鲁。据克林顿的一个朋友回忆说：“当时除了比尔和希拉里之外，大家都在找大公司面谈。”另一个朋友回忆说：“当时，每一个人都雄心勃勃。但我看比尔和希拉里却仿佛有某种宗教目的驱使着。他们具有60年代那种我们要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理想和情操。”的确，正如他对自己一贯期许的那样，比尔·克林顿只想回去，他确定自己的根在阿肯色，除了那里，再好的工作也不会让他受到诱惑。
他准备先到阿肯色州开一家私人法律事务所，当一名“乡村律师”，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家乡服务。这种安排与同等学历、同样文凭的毕业生的想法大不相同。在克林顿准备离开耶鲁的时候，马文·奇雷尔斯坦教授曾建议他申请到费耶特维尔的阿肯色大学法学院任教，正好那里有两个教授名额空缺。但克林顿自有主张，他说：“我对于去小石城不感兴趣。我的意思是说，我对于为大的法律事务所工作不感兴趣，我对于教书就更不感兴趣了。我一向喜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无法想像我怎么能替一个大的单位工作。我只想成立一个法律事务所。”
在回家的途中，克林顿对今后干什么又反反复复做了考虑。车到阿肯色境内时，他改变了当乡村律师的主意，决定给阿肯色大学法学院院长怀利·戴维斯打电话。他告诉戴维斯，自己愿意去法学院教一年书，什么都可以教，他不在乎工作辛苦，而且院方可以随时解聘他。戴维斯院长认为克林顿刚26岁，在法学院教书年龄小了一些。克林顿辩解说：“我是年轻了一点，可我已经干了很多事。”他争取了一次面谈，很快被录用。当然这种说法同样值得商榷，因为这只不过是克林顿的一面之词。在另一本比尔·克林顿的传记中，作者写道：法学院的怀利·戴维斯数年后重新审视克林顿描述的那件事，发现它们“很不准确，而且有点编造”。事实上，在从耶鲁大学获得法学学位之前数月，克林顿就开始积极申请阿肯色大学的教师职务。
希拉里通过她研究课题的赞助人的帮助，又重新与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一起工作，不过现在她成了埃德尔曼“保护儿童基金会”的一名律师，这是一个大公司资助的华盛顿方面的团体组织，旨在保护穷人、少数民族和残疾儿童，曾在各州和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争论。虽然1973年夏天她也参加了小石城的律师资格考试，但在她的朋友们看来，这也是一个自然、明智的选择。
一位在考场上巧遇的威尔斯利的朋友艾伦·布兰特利惊奇地问她：“你到这来干什么？”她解释说，在华盛顿的工作要求她务必通过某个州的律师资格考试，这样她就随便“选择了阿肯色州”，布兰特利记得她是这么说的。或许这正是那时候希拉里矛盾心情的一个反映。
在儿童保护基金会工作了6个月，她在那里对儿童问题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但不久她就被约翰·多尔招募到他们的调查委员会去做一名工作人员。这位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顾问，因为在1974年要求弹劾理查德·尼克松而备受关注，不过他在民权时代就曾在南方有过成就卓著的生涯。多尔是一名来自威斯康星的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时代加入司法部，曾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手下任职，在投靠肯尼迪在纽约的贝德福德—斯图维尚建筑公司之前，负责严重侵犯民权事件的调查，他属于那种逐渐退出舞台的类型，是旧共和党中的温和、正直、廉洁党员，其才智为各派所敬重。为了招募一个到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审查部门工作的职员，他叫来了他在司法部的老同事，耶鲁的伯克·马歇尔，他则给多尔推荐了两个人：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罗德姆———对后者，马歇尔评价说：“非常聪明、思维清晰，有组织才能。”，但是，克林顿不愿去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工作。他婉转地谢绝了马歇尔教授的推荐，执意要回阿肯色州去，为家乡服务，实现他少年时代就怀有的梦想。当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正在组织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以对尼克松总统在水门事件中的活动进行查证并提出可能的弹劾。
1974年1月中旬，希拉里·罗德姆开始和从事调查的新同事们一起工作，在60名调查者、职员和秘书中，有44人是律师，在其中她的职务最低。其中的大多数律师，不管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都是多尔从纽约和华盛顿的大公司法律圈里挑来的。弗雷特·阿特舒勒是一位来自西部的没有大公司背景的律师，不久就和这位来自保护儿童基金会的年轻女人成为朋友，他说：“我们都被认为是激进派，我想我们都是雇主作为政治姿态的体现而被雇来的。”在她的其他年轻同事中，另一个典型人物是与她关系很好的威廉·韦尔德，后来他成了马萨诸塞州的共和派州长。一位多尔的职员说：“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头牌法律事务所那样的机构，可以说是专门对付心狠手辣的尼克松先生的。”
调查组的职员们后来又搬进有些破旧的旧议会旅馆里，它坐落在雷伯恩议会办公大楼的对面。这份工作也意味着暗地里的性别歧视，如果说还不是很公开的话，阿特舒勒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国会山就是一个搞性别歧视的地方。”希拉里是专职人员中仅有的3个妇女中的一位。由于容易受到批评和歧视，她常常显得好斗，但在这里也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她也小心翼翼，不抛头露面。后来一位年长的男性同事说：“她对问题很敏感，但从未大喊大叫。”
在这种环境中，希拉里·罗德姆第一次感受到政府气氛，当时，希拉里这批人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在编人员之间关系相当紧张，因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编人员不希望这个一生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的处理被别人夺走，把它交给一个局外人。当时该工作组的副高级特别顾问小约瑟夫·伍兹说：“我们非常小心翼翼，力图不让对尼克松先生的前途已持有某种态度的人介入工作组。我们的目的是要对情况进行公正的调查，要跟踪、寻根究底。我们不需要空谈理论的人，而是需要没有偏见的人。”
第三章 大学生活三、耶鲁之恋（7）
按希拉里事后的讲述，她曾被指派去